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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论鲁迅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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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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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比方还有“叛徒和隐士”，如他在１９２７年为《泽泻集》所作的序言中写到：“戈德堡（Isaac Goldberg）批评蔼理斯说，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著。我毫不踌躇地将它们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
新文学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莫过于日本留学生郁达夫。他的成名小说集《沉沦》刚在中国刊行之时，因其露骨的性描写而遭到舆论界的一片非议。正是周作人本著美国作家莫台耳（Mordell ）在《文学里的色情》里所论，指出《沉沦》“属于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为了旗帜鲜明地捍卫他的“人的文学”的观点，周作人说道：“我临末要郑重地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 ），而非一般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莱尔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稀有的力’。这几句话正可以移用在这里。”
他同时指出另一本日本留学生作品《留东外史》与《九尾龟》是一类货色，根本不是人的文学，不是他所呼唤的新文学。
（Ｄ） 与陈独秀争个人思想自由
话说当时周陈争宗教与个人思想信仰的自由。今天看来当然是陈错周对，但在当时却要复杂得多。掌权后的共产党将“五四新文化”肆意曲解成伟大战士鲁迅领导的运动，稍读点史书的人都不免付之一笑。
陈独秀说到底是个革命家、政治活动家。苏晓康说他死到临头才终于明白共产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此是后话。周作人说到底是个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提倡人本主义、常识主义①、提倡“人的文学”与宽容，等等。
据日本人尾崎文昭②的研究，他们二人曾经因为基督教问题而发生过一次影响深远的公开论战。时间：１９２２年。
事情从陈独秀参加领导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大同盟”说起。尾崎文昭的研究表明，当时的这个大同盟运动，有共产主义的力量在不断推动，而周作人敏锐地觉察到，封建思想或野蛮的原始思想，会改头换面地“重来”到共产主义主义运动之中，“重来”到共产主义主义旗帜下和他的大众之中，以多数的力量来论是非，来压迫个人。而这是不能忍受的。
於是，周作人领衔发表“五教授宣言”（周、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反对这场运动以群众的压力干涉个人思想信仰的自由。陈独秀起而反击，强调基督教之反科学以及教会同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并指责五教授乃是“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更有随声附和者大骂周作人等是“资产阶级强盗的奴才”、“军阀政客有力的狗”等等。
“非基督教非宗教大同盟”所发布的宣言有“铲除恶魔，务期净尽”等语，周作人认为，这些声讨“口气太旧”，太威严，有恐怖感、压迫感。周作人声明，他们反对的就是这种威压、恫吓的态度，他们不是要拥护基督教或任何宗教，他们反对的是依恃强大势力（如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及德国的纳粹疯狂纯种主义等）来压迫持有某种信仰的人。周作人说道③：
“我们原来担心的就是对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不仅依赖政府的力量，而且依靠多数的力量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现在这个担心已被证实了，不幸的事态已经开始了……如果失去思想自由的保障，即使侥幸不在这回被除减之列，却不知何时还要轮到自己头上。”
周作人的这些话，无一不在共产党的中国应验。
尾崎文昭的结论是：在论战中陈独秀一方总是一贯以政治问题来对待，周作人一方则总是以思想问题来对待。周“仍认真继续和推进了五四精神的西欧近代主义，他依此对或明或暗的封建思想之复活，给予猛烈的批判”，终而至于批判了渗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阴影。只可惜他批判得太轻了，遂致后患无穷。
（Ｅ） 吃力不讨好的思想革命家
“作为思想革命的战士，周作人有两个一贯的特点，一是反对复古，一是
提倡宽容。” 棗舒芜《周作人概观》（１９８６）
诚然如散宜生所言，中国近现代的思想问题，也就是一个东西文化交融碰撞的问题。
自从西风东渐，中国的读书人纷纷反思本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前有五四老一辈胡陈周鲁，间有柏杨、李敖，后至《河殇》、刘晓波，上下求索，一个个碰得头破血流。他们的敌人其实只有一个。中国的思想革命，任重而道远！君不见凡是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包括这高科技产物中文网，大酱缸时不时的犯臭、发酸？早年周作人④说得好：“海面的波浪在走动，海底的水却千年如故。原始民族的野蛮思想仍根深蒂固地隐伏在现代生活里。”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７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不讨好的思想革命》，他感慨到：
“唯独思想革命的鼓吹者是个孤独的行人，至多有三个五旅伴，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了一阵臭骂。”
董秋芳⑤在读过周作人的《谈虎集》之后，说过这样一些感想：
“我所感觉到的，似乎作者发掘中国民族的病根，态度越说越严重，情调越说越激发，题目越说越重大，说到最后，就是“怎么说才好”了！这岂不是作者几年来的话，不但等于白说，而且使作者见到所要说的对象益发显示了丑恶。这是作者对不起中国民族呢？还是中国民族对不起作者……作者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是真正爱护中国民族的一个人。他的爱护并不在浮面的叫喊，更不是藉了叫喊而获得某种利益，他是始终如一地在攻刺中国民族的潜深而危害的病根。”
在评论中国人的本性方面，周作人曾经在一篇谈爆竹的小品文中作过下面入木三分的发挥⑥，其精辟与否，请各位扪心自问（请注意这段话也未必是针对其兄而发）：
事实上中国有“有产”与“无产”这两类，而其思想感情实无差别。有产者在升官发财中而希望更升更发者也，无产者希望将来升官发财者也，故生活有两阶级，思想上只一阶级，即为升官发财之思想。有产者可以穷而降于舆台，无产者可以达而升为王侯，而思想不发生一点变动，穷时承认被打屁股者即达时该打人屁股，反正不同而是非则一也……故中国民族实是统一的，生活不平等而思想则平等，即统一于“第三阶级”之升官发财的混帐思想。不打破这个障害，只生吞活剥地号叫“第四阶级”，即使是真正地运动，结果民众政治还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革命文学亦无异于无聊文人的应制，更不必说投机家的运动了。现代的社会运动当然是有科学根基的，但许多运动家还是浪漫派，往往把民众等字太理想化了，凭了民众之名发挥他的气焰，与凭了神的名没有多大不同。或者这在有点宗教性质的事业上也是不可免的吧？
想想共产党这些年来的搞法，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不欣赏周作人。其实，正如电影《霸王别姬》所试图表达的那样，百年以来，无论是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的人民专政，因为缺乏起码的民主监督机制，哪一个不是拼命封杀、宰割那些觉醒了的，敢于反抗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些当权者们在限制别人思想自由和屠杀启蒙者上面，一个比一个更无耻。
由１９８９年的六·四联想到１９２６年的三·一八，谁又能分辨得出哪个政府更有人性？更可悲的是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就这么无效循环，真让人怀疑思想革命之不可能了！记得周作人在纪念三·一八被害的中法大学学生胡锡爵君的追悼会上送的对联：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追悼会后，他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死法》，现把其中一段抄在下面，供各位品味周作人的不同于鲁迅的风格：
“〔在学生〕身上钻一个窟窿，把里面的机关搅坏一点，流出些蒲公英的白汁似的红水，这件事就完了：你看多么简单。简直就是安乐……倘若说美中不足，便是弹子太大，掀去了一块儿皮肉，稍为触目。如能发明一种打鸟用的铁砂似的东西，穿过去好象是一支粗铜丝的痕，那就更完美了。”
（Ｆ） 周作人的书
周作人读书之多令今天身在海外却不读书的网客汗颜。他那时常把欧美的几个批评家的言论挂在嘴边上，为摇篮里的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比如他常引用的美国批评家门肯（H.L. Mencken, 1880--1956），飞龙是在抵达美国之后才在书店里见到的。
下面几本周作人的书，飞龙百读不厌，随手翻到一页，不看到最后页是不罢休的，我个人以为周作人的这些杂文比鲁迅的写得好：
《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虎集》（上、下）、《谈龙集》、《泽泻集》、《知堂回想录》（自传）、《永日集》、《夜读抄》
谁想争论“鲁迅、周作人的影响哪个更大”，最好先去读读这些集子。没有比较哪来的鉴别？这些都曾经是影响深远的畅销书，相信在大一点的图书馆不难借到。希望中文网上能掀起一场“读周作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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