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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论鲁迅的文章

时间:2009-8-8 16:48:31  来源:不详
年前,非理性主义才刚刚开始在西方流行,鲁迅已经努力要把它引进中国了,这就是写于一九零七年,嚎兄最近提到的,备受今日学者重视的《文化偏至论》。

  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迷惑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立宪国会,欲以西方文明变法图强的时候,鲁迅却指出西方文明早已产生了“偏至”,这些仁人志士想要引进的“物质”和“众数”〔即民主〕这两样“新文明”,其实正是在西方已经走到了末路的“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不过是“由旧梦而转入新梦”而已。这在当时是怎样的眼光和胆识!即使是在现在,也是怎样的眼光和胆识!

  然而此处的所谓“物质”,指的并不是科学。鲁迅从未反对过科学,在同一年写的《科学史教篇》中,他盛赞科学道:“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予拿破仑之战将云。”他所反对的,是由于科学的发达而导致的物质主义,或者说,本来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芸芸众生只知追求物质享受,不知精神为何物:“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

  而他所反对的“众数”,确乎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他考察西方政治史的演变之后,认为以民主取代君主,固然是历史的潮流,“而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也耶?”西方民主到了当时,也已是百病丛生,“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使个性被扼杀,必然导至“全体沦于凡庸”。在西方已是如此,何况国民愚昧之中国?其结果,不过是以“千万无赖之尤”代替“一独夫”,“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而当时力主“众数”的“所谓识时之彦”,鲁迅认为多数是拾人牙惠而不自知的“盲子”,少数是借民主之名谋私利的“巨奸”;今日再读这段话,能不让某些民主斗士汗颜?

  对此,鲁迅主张“非物质”“重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民主制度,在他看来,都不是救国之道,只有国民的素质是最重要的,所以必须“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之道,“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必须尊重发展个性,解放思想。“此所为明达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致,个性张,沙聚之帮,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这些思想的来源,就是十九世纪末开始在西方兴起的基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哲学。刘半农曾赠鲁迅一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上联说的是鲁迅思想的来源,下联说的是鲁迅文风,对此鲁迅自己也认可。托是托尔斯泰,指他的博爱主义;尼自然是尼采,指他的超人主义。博爱主义与超人主义本是水火不相容的,鲁迅却能把它们都拿来为我所用,“别立新宗”,并以博爱的精神,超人的姿态,对中国社会作最为深刻的分析和猛烈的攻击。即使到了现在为许多人所不满的晚年,他领导左联,与共产党同路,而托尼的影子仍然存在,又何尝丧失一丝一毫的独立人格?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外冷内热的诗人,卓然不群的战士。先生的一生,乃是博爱的一生,也是超人的一生。


反 民 主 的 鲁 迅

·姜太公·



  方舟子对鲁迅先生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然遗憾的是,以舟子的过人才学,仍难免流于片面。舟子论鲁迅思想价值一文〔见上文棗编者注〕,本人认为无论在思维方式还是在思想倾向方面,都有可商榷的地方。

  时至今日,毛泽东的治国思想对中国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大概是很少会有人视而不见了。以方舟子对历史的爱好,视毛为一代枭雄而加以敬仰,实不为过。

  但借毛对鲁迅政治思想的推崇来抬高鲁迅思想的价值,甚至将其推上永恒的圣坛,就有些难以服众了,可说是所托非人。

  尼采的超人学说作为政治思想可造成的危害,从比鲁迅稍后的希特勒身上,不难窥见一斑。为解释尼采学说对鲁迅的影响,舟子用“超人的姿态”来形容鲁迅,然后将鲁迅歌颂为“卓然不群的战士”。不知舟子是如何拴释“超人”的,从鲁迅身上鄙人是横竖看不出一点“超人”的影子。

  舟子又称颂鲁迅的“博爱精神”,并谓其源之于托尔斯泰。以鲁迅多疑善怒的性格及“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斗争精神,恐怕离博爱精神还有一段距离吧?试想一下,如鲁迅确有象托氏那样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毛泽东仍会如是推崇他吗?当年梁漱溟只因劝毛对农民施点仁政,便遭来一顿臭骂。毛泽东恐怕是对鲁迅的斗争哲学更为推崇吧?

  那么,鲁迅思想在今天到底还有多少价值呢?这个问题希望方舟子能结合鲁迅所处的时代大环境及今天的现实继续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这里鄙人仅简单考察一下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流露的部分思想。

  一九○八年,二十七岁的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以文言撰写了《文化偏至论》。如方舟子所述,该文对西方的议会民主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称民主制度“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事实上,经计算机检索发现,在被誉为“诗与政治结晶”的鲁迅杂文中,不仅没有颂扬民主的文字,连“民主”这个字眼都未出现过。

  鲁迅对民主为何持这种态度呢?

  鲁迅诞生在被称为“报仇雪耻之乡”的浙江绍兴,幼时家庭败落,曾被趋炎附势的亲友视为“乞食者”。他因此看透了上流社会人物的虚伪堕落,对绅士阶级产生了极度的憎恶。与此同时,他又得以深入农村,从小和农民建立了较牢固的精神联系,具有老实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鲁迅是本世纪初留学日本的。当时正值戊戌维新失败之后,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日本成为中国流亡革命者的荟萃地。鲁迅常在课余时间赴集会,听演讲,置身于誓死埋葬封建王朝的火热的时代气氛之中。日俄战争期间,他又在课堂放映的幻灯片上目睹了中国同胞替俄军做探子而被日军砍头的情景,痛感身为弱国国民的悲哀,这使他在跟封建王朝决裂的同时又增长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情绪,并愤而改医从文,立志要铲除国民的愚昧,拯救中国。同时,鲁迅在日本接受的各种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使他产生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不信任,并起而寻找资本主义以外的世界。

  鲁迅对民主的观点显然受到他老师章太炎和德国思想家施蒂纳、尼采等人的影响。章太炎认为当大多数民众处于愚昧状态时,民主制的选举适足以压抑贤良之士。尼采更是对“文明的邦国”存在的虚伪和偏颇进行了揭露,他将治国的希望寄托在一两个超人身上,而视民本主义为蛇蝎。

  实际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思潮有着两种侧重不同的解释:一种强调平等,热心宣扬西方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潮;一种认为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表现,因而更重视张扬个性,解放思想。胡适是前者的代表,鲁迅则是后者的表率。这种对外来文化的不同择取,不难看出,是不同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思维方式乃至个性特征所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不像胡适,鲁迅并未在西方民主国家生活过。虽然鲁迅对民主的观点无疑有其可取之处,但在中国当时尚未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体制之前就把民主制度说成比专制制度还要酷烈,恐怕难免陷入另一种极端。西方民主制度在不断演变进化,以鲁迅当年对民主的批判来指责今天的民主人士,多少有点类似用格烈佛的小说来攻击今天的民主社会。中国现在的情况也不同于本世纪初,鲁迅思想对今天中国的意义尚需要更深入的探讨。比方说,在缺乏宽容,高压专制不下于当年的今日中国,如何发展个性、解放思想,想必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

  鄙人有个感觉,就是我们中国现今最需要的,不是鲁迅先生擅长的战斗精神,而是宽容。有了宽容精神,何来中文网上的接二连三的骂战?为了网上的和平,为了各地的中国人有个小小的互相了解的园地,我们有责任宣扬宽容平和的做人态度,为中国的进步,脚踏实地的作点努力。语言虽然很流畅,但似乎并没有严谨的逻辑论证,因此我并没有被打动。




答 《反 民 主 的 鲁 迅》

·方舟子·



  对《反民主的鲁迅》一文我想说明两点。首先,我直接说明“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思想价值,与我们认识的大概并不相同”,岂有拿毛压人之意?姜先生以毛泽东之凶残力证鲁迅思想之无博爱,岂非无的放矢?鲁迅先生之价值自有其著作证明,其地位不必靠任何人的推崇来确立。

  其次,我说“托尼学说”是鲁迅的思想来源,姜先生以“多疑善怒的性格”反驳。以性格反驳思想,显然不能服人。鲁迅的博爱精神,即使是在二十年代也已是被肯定的,这可以参看当时文人的“鲁迅论”。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若无博爱精神,无对生活于苦难之中的芸芸众生的大怜悯,哪会“哀其不幸”,并把他们的不幸刻画出来以博读者洒一掬同情之泪?如果没有超人的姿态,不想挽救芸芸众生于苦难之中,又怎会“怒其不争”,先是弃医从文,进而弃小说写杂文,成为文坛上向社会进攻最猛烈的战士?称鲁迅先生的思想是“托尼学说”,是他自己也承认的,用现在很流行的一种表达法,叫“内托外尼”,也就是我前文说的博爱的精神,超人的姿态。

  《文化偏至论》一文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文章本身,而在于从中可以一窥鲁迅的思想源头。


也 谈 今 天 的 鲁 迅

·慕 陶·


  飞龙说:“说到鲁迅骂国民性,骂了这么多年,除了惹恼了一些革命小将们反骂你不懂中国文化,实在是于事无补,甚至越骂越糟糕。看看共产党当政者,还不明白了吗?再说了,骂国民性的海了去了,也不止鲁迅一个。五四是个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世道,谁不会骂?”

  我觉得我们必须面对中国国民性的问题。鲁迅的作为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这份积极意义还未能充分彰显。此外,鲁迅在讨论中国国民性的时候,带了太多的情绪,至少是太多的讽刺意味,这平添了接受的阻力。我们何妨客观、理性地来检讨问题呢?

  我以为,中国国民性里的负面性质,有一部分是历史阶段性的“负面”,换言之,这种负面性质在另一种历史阶段里是正面的。此外,一部分的负面性质则是过去享受的代价。西方人自由吗?他们在公共事务上所享受的自由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在过去。

  我无意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涂脂抹粉,但也不赞成我们避而不谈。我们不能面对自己的国民性,就不可能努力去改变它,进步的可能性将是非常有限的。

  哪个人不会骂人?这要看所谓“会”是什麽意思。泼妇骂街,骂上几十年,可以全触不到痛处;但是,鲁迅毕竟是有智慧的人,他的骂是能搔著痒处的。至于怎么样才能使国民性朝向较理想的方向改变,这份使命何不交给我们自己呢?


迅 的 逻 辑

·胡 彪·


  鲁迅的东西读得不多,也不敢多读,读多了不利于修身养性。不信你可以注意一下中文网,见那种三句话不来就跟人掐上了而且还掐得不屈不挠的主儿,你去打听,十有八九是鲁迅的东西读多了。

  据说,鲁迅的逻辑比较严谨,比如他认为,如果他长癞疮,我骂癞疮头,他要是领了去,那就是他的不是。的确严谨。然而,读过《流氓与文学》〔附录〕我动摇了,尤其最后一段,在逻辑上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兄弟从前作了一本《呐喊》,书皮用的红颜色,以表示白话、俗话的意    思。后来,有一个学生带着这本书到南方来,半路上被官家给检查出来    了,硬说他有赤色的嫌疑,就给毙了。这就和刘备禁酒的一样。刘备说    ,凡查着有酿酒器具的,就把他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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