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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论鲁迅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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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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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听成“你们中国人得个第二名就不错了”，何况外事办不成就编洋人的话本是中国官员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悠久传统。清朝大臣的奏摺往往和提到的洋码儿原件牛头对不上马嘴；在批判康生的秘密报告中，胡耀邦说他捏造苏共领导对老毛的负面评价以挑拨两党关系；不久前，鄙人也在网上揭露过最讲究“治学态度”的都人对达赖喇嘛自传的故意误译。真要做事，或者告到奥委会，确实有种族歧视的证据（真有胆量就把双方的英语原话拿出来），以西方现在ＰＣ（ Political Correctness ）的声势，不怕撤不了那荷兰裁判的职；或者向透纳学习，以后学速滑前，也让运动员练几年花式溜冰，弯道时的小动作也搞得裁判不知电视不觉。当然，这时还能冷静做事的人，是一定要像鲁爷那样，被某些人赠以“卖国贼”的高帽的。
在鲁迅去世六十年后，中国大陆仍然充斥着不知如何做事，却又自以为是个角色的人，他们就像梁羽生笔下的听人传了一句话就要去杀人拼命的傻蛋武侠，被人一煽动就要赤膊做戏，虽说真的让他们在“成人的童话”中露个脸，梁先生还要嫌他们嘴脏。那么，在鲁迅看来正在大量制造“末人”的当时的中国，先生怎么能指望人们会有汉唐时的气魄，“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毫不介怀”？
本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进而比较他人的见解，这使我转向冯友兰和毛泽东。
（三）
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对这个大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舞文弄墨的人几乎都会说到几句。但是，他们往往只见殊相不见共相，只讲对立，不讲同一，因此无法突破东方还是西方的地域界限，或者黄人还是白人的种族界限。
冯友兰在三十年代指出，中西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古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在考察文化现象时，科学的方法是从殊相入手，上升到理解它的共相，冯友兰称之为“知类”。这也是老祖宗用的方法。汉代的人谈论金德的文化、木德的文化……说的就是文化的类。中国文化是“中古文化”这个类的一个殊相，而西方近代文化（注意：不是笼统的西方文化而是西方“近代”文化）是“近代文化”这个类的一个殊相。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文化类型的转换，即成为“近代文化”这个类的一个保持着中国特质的殊相。冯友兰是第一个从方法论的高度为中国旧文化的改造指出一条道路的人。
不妨比较一下毛泽东１９４１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话：“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就内容讲，老毛是信口雌黄，但在方法论上，却是蛮高明的，中国“新文化”所属的类和它在当前的“特殊的本质”，说得清清楚楚。如果说，在《矛盾论》里，与冯友兰的雷同之处，还只是隐隐的蛛丝，那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是清晰的马迹了。不过，毛泽东是革命家，没有等待的耐心，对他来说，一个五·四运动，就足够转换文化的类型了。
在指出了改造中国旧文化的道路后，冯友兰进一步考察了这个改造的具体内容。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植根于“生产家庭化”的文化，这导致人们眼界狭隘，“除家之外，不知有社会，或虽知其有，而不知其必需有。”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国人讲究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其中三个是显然的家庭关系，朋友则相当于结义的兄弟关系，臣事君则类似于妇事夫。而西方近代文化是“生产社会化”的文化，即面向市场的商品经济文化。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生存不再依赖于家庭，而是以社会为单位来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在政治上，这导致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而中国之所以没能走上这条路，关键是中国的思想中缺乏科学，荀子的那种“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的驾驭自然的思想，由于秦朝的短命而没有得到深入的发展。要实行文化类型的转换，就要引进科学，发展生产，改革经济，而不在于刻意地“拿来”某一种思想或某一种制度。这也是一个长久的缓慢渐进的过程，并不是搞一次运动甚至打拼（台湾网友问大陆人怎么喜欢用“搞”，这里换个你们喜欢的）一场革命所能奏效的。
这些话，今天听来像老生常谈，但是第一个总结出来的人，就是思想家。
毛泽东在冯友兰强调的民族性、科学性后面再加个阶级性，把中国的新文化定义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又说鲁迅是这个新文化的“最英勇的旗手”。事实上，鲁迅并没有提倡过什么新文化的“民族”特色。这或许和他的学历有关。鲁迅在三味书屋读的是四书五经，父亲卧病生活困难期间，看的是野史和绍兴的乡土文献，直到十八岁进江南水师学堂。他看来对明清之际的中国本土的启蒙文化（如敝本家唐甄对专制君权的批判）了解不深，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叛逆因素认识不足。而身为湖南人的毛泽东，则认真读过前辈乡贤王夫之、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著作，对旧文化中的新萌芽有所认识。老毛愿意承认，“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另一方面，与冯友兰相比，这两位对西方文化的理解都很有限。鲁迅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毛泽东学过斯宾塞的《伦理学》，他们都接触了西方的近代文化，但是恐怕不知道多少柏拉图和阿奎那，也不了解西方文化从中古到近代的“类型转换”的艰难历程。这两位的革命热情又太高，写文章是为了“载道”，观察文化问题时，自然难以保持使人冷静所必须的心理距离。冯友兰则坦然承认自己的《新理学》“不著实际”，如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既不描述也不宣扬一个所谓的理想境界，他只是就现有的各种文化加以寻根究底的分析，探讨它们的共性和特质。正是他的学识和对时代风潮的疏离，使得他的思想，消沉了几乎半个世纪，却更透出睿智的光辉。
今天，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妄和八九民运的躁急后，值得重温的，是冯先生的话：“中国现在最大的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经济上赶紧使生产社会化。”毛泽东和鲁迅，就个人才能而言，或许在冯友兰之上；但是，他们对中国近代思想上的关键命题的回答，却远逊于冯友兰。哲学使人深刻，信矣哉，信矣哉！
孤 独 的 鲁 迅
·梦 冉·
小时候读鲁迅，一直以为这是一个脚底流血，在坟堆之间呐喊的孤独者，间杂着呼号斥骂，那份悲凉和焦灼，不在有力。而悠悠长长地回响在历史的长廊。也许是他所处的时代太过黑暗，才会有这样的哲人。
渐渐晓得世事，又觉得他的“圆滑”，为什么如此锋利的鲁迅从没有“割伤”他自己？住口！除非臻于化境，真正的哲人、文学家、艺术家在创造中是不可能避免牺牲自己。恐怕这正是近代中国缺乏真正的哲人，文学家，艺术家的缘故。毛泽东早已申明鲁迅的功不可灭，确实鲁迅的洞察力和政治上的才华，奠定了鲁迅的地位。
有时候我更敬佩所谓性情中人，比如，千军万马之前，谈笑饮酒毕，一声“冲”身先士卒，义字当头，此等勇将胜过千言万语。然后就死掉，这便叫做勇士？
我曾有一位中文系的朋友，研究鲁迅的时间长了，偶而对我说：“人的潜意识里总有些杀的欲望，骂人会比杀人容易些，也精致些。”当不愿杀别人时那就杀了自己罢，也趁此杀了悲天悯人的孤独和痛苦。鲁迅是聪明人，选择了前者。
乡 愁 的 鲁 迅
·嚎·
记得是去年八月，这里也曾论过鲁迅。在那夏日里，我肯定是无心去论述那些文白夹杂的《阿Ｑ正传》一类的小说的。不为什么，我不喜欢而已。
多年来漂泊异域，童年和家乡越来越遥远了。于是想到了《朝花夕拾》，反复地咀嚼那韵味隽永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据说只有能把回忆文章写到这个样子，方能称大家。那是超一流的文字，还是超一流的情感？
《花花公子》创刊人曾不无忧伤地说过，人与生俱来的是沉重的离乡感。我想鲁迅先生能将这种情感写尽说绝，他该是哲人吧？
洪宽（飞龙）看重作人的作品，那是人本主义的一首首哀歌。读之恍如进入启蒙时期的法国，可我宁愿将其归入明末小品，都那么空灵，秋水文章不染尘。
在黑暗的时代写出人本主义的哀歌，这自是值得后人尊崇的。但在黑暗的时代写出非理性主义的檄文，则要让今人汗颜了！一篇《文化偏至论》，扬言科学发达使人精神低落，（从今天世纪末的情形看，科学最终未必可以给人类带来好运，而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只看看今天满目疮夷的地球就够了。科学令人类对付自然的方法越来越高明，蹂躏自然的速度越来越快。当最后那一刹那到来时，地球依然默默存在，人类却将如恐龙一样再也没有生存的权力。能够看到这一点，本就只有最冷静、最深刻的智者，只看到眼前实利的众生哪里能够理解。――编者按）嗔笑民主是用群狼议会取代一狼独裁，振聋发聩有若尼采叔本华再世。他弃之如遗的，正是人们将他归入旗手的五四大旗：科学和民主！
我哪天不经意兴许会将鲁迅先生的作品归入魏晋玄学的，他的字迹已然是抄碑得来的功夫，他的文章更充满佛经韵味。隐隐地，幽深，冷峻……
如果我能逐期地评论鲁迅和作人的作品，那我要说，二十年代的鲁迅先生在作人之上；三十年代，也就是洪宽点到的抗战前，我觉得作人似乎强于鲁迅。难道是鲁迅先生受到了瞿秋白的政治影响而偏激了？我想是。
超 人 的 鲁 迅
·方舟子·
毛泽东毕生推崇鲁迅，起初自然是出于政治需要，到了晚年，我看就有些诚心诚意了。他在四十年代对鲁迅的评价，后来成为大陆对鲁迅的盖棺定论：“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时候，在他看来，鲁迅首先是个文学家，其次才是思想家、革命家。到了毛泽东最后岁月的一次谈话中，他却说：中国几千年来只出现过两个圣人，古代圣人自然是孔夫子，现代圣人不是我，是鲁迅。既然称之为圣人，那么敬佩的自然是其思想，难怪临死前的毛泽东，双眼已几乎失明，却还在用放大镜阅读那套人民出版社专门为他印刷的大字版《鲁迅全集》；这位在林彪进贡的“四个伟大”称号中只承认“伟大的导师”这顶帽子的一代枭雄，！这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的“雄文四卷”与《鲁迅全集》相比是显得多么渺小，而且会人亡书废，不可能传之久远呢？在网上发言，可以毫无顾忌，读来多么畅快。这才是真正个性化的真正表白。
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思想的价值，大概与我们认识的并不一致。但是，自从一九八一年海内外的鲁迅研究者轰轰烈烈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以来，他们越来越多地把研究重心从鲁迅的文学成就转入其思想价值。在今天，鲁迅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还是思想家，已经很难说了，所谓“鲁迅的主要贡献就是几篇小说”的说法，不过是无知者的狂言而已。文学的影响是会逐渐消失的，鲁迅思想的价值却可以是永恒。
因此，当八十年代之初，西方现代思潮开始涌入中国渐渐打开的门户，中国学者以谈论叔本华、尼采为时髦的时候，他们才忽然发现，其实早在七十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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