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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轨道上来了。
再看第二个方面。大学在现代精神、现代制度与现代运作方式上的综合影响,是大学显示它的独特结构功用最为鲜明的地方。恰如论者指出的:“没有西方现代的大学,现代的工业文明是不可能的。”“在现代工业文明里,大学是三个东西的源泉:新观念的源泉,新知识的源泉,和新型专业人才的源泉。”[3](P153)这是基于现代大学的三个基本功能作出的断定。一方面,现代大学需要以传播知识来体现组织的特质,这是它刚刚从旧的、传统的社会结构中酝酿诞生出来就带有的组织特征。另一方面,现代大学还必须以知识的创造来显现自己拓展新的知识空间与知识领域的能力,这是现代大学在发展中逐渐体现出来的独特组织功能。假如一所大学不能在知识上有独创性的贡献,这所大学的“大学性”就会受到质疑。再一方面,现代大学还必须以自己对于社会急需人才、尤其是实用型人才的规模化培养,来显示自己直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大学刚刚诞生时期那种展示人文底蕴并与社会普遍风气对峙的特性,在大学自身的演变中变化为与社会的协调性相处的状态,并以这种协调关系作为基础,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引领机制之中,而且以技术的发明和人才的培养牵引社会的庞大机器向前运行。
具体到现代大学所提供的三个现代源泉上,我们可以知晓,现代基本的价值观念,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治、科学等理念,都与现代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大学是从带有神迹烙印的机构中脱胎出来的,但是它自始就具有自主探求真理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的诉求。自由地思想与自由地追寻真理,成为大学最足以显示自己精神特质的方面。这种自由的精神特质最为明确的显现,就在于大学的普遍主义精神——“关切一切、怀疑一切、探索一切,这就是普遍主义的精神”[3](P27),这也就是自由的精神。大学的学习机制、组织建制也具有天生的民主特性,人们在这里平等地、因而也民主地探讨学术问题,而不以强权逻辑来处理以追寻真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问题。在制度层面上,最为典型地表现现代社会性质的法治,就更是在现代大学持续不断的探讨中获得它广泛、深厚、扎实的理论支持的。从早期意大利的大学对法律学科的高度重视,到今天大学法学院对立法与司法的理念、制度与人才支持,这是不需要太多繁复的论证就可以为人们明确了解的事情。而现代大学发达的社会科学学科对于现代社会组织的直接贡献,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为现代社会的良好组织状态提供了智力资源与思想宝库。如果没有现代大学的这一支持,我们就很难设想社会之得以理解、得以发展、得以改善的现代创新和现代进步。至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之由大学发挥的巨大作用,也是人们所共知的事实。现代大学“产学研”一条龙机制的建立,尤其是职业人才的专门化培养机制的匹配,使得技术进步与人才需求良性互动起来,从而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
再解析一下第三个方面。现代大学与现代组织、尤其是与现代国家的兴盛或衰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研究者指出:“大学兴起带来国家昌盛,这不仅仅是西方现象,也是世界现象。”[3](P29)意大利之所以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早期阶段领先世界,就是因为11世纪、12世纪现代大学的前身在意大利的兴起,以及这种兴起与当时意大利城市发展具有的某种一致性关系。后来,英国的强盛,法国的崛起,德国的发展,也都与这些国家的大学的迅速发达有密切的关系。当19世纪、20世纪的美国创新性地将英国的博雅学院、德国的研究型大学与自己的专业学院三者结合起来的时候,大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堪称“美国世纪”的时代,而这个时期美国的发展之领先全世界,也是不争的事实。
今天,大学在人类经历的这个独特的创新时代里发挥的作用,仅仅只是我们理解大学创新与创新社会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相互对应的角度讲,大学对于人类从保守时代进入创新时代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是我们必须全面了解的。而大学自身为何具有与创新时代适宜的关系结构,也是我们所必须深入分析的问题。
三、 大学改革的精神底蕴
大学凭借什么始终具有与现代创新社会互动、甚至牵引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呢?追问起来,大学所具有的自我创制能力、自我创新机制这一答案就自然浮现出来了。大学始终处于改革自身、创新自身的状态之中,大学改革的精神底蕴就是创新。这正是大学得以与现代之作为创新时代一直紧密相连,而没有松脱其内在关联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大学在11世纪、12世纪刚刚诞生的时候,就具有了脱开当时社会流俗寻求崭新的组织机理的“先天”特性,延续至今,大学不断改革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以求与社会的变迁相互适应并引导社会的变化流向。从这个独特的角度看,大学的历史就是改革的历史,大学改革的历史就是大学创新的历史。而大学的创新历史就是现代社会创新历史的象征与写照,也是现代社会体现其创新本质的重要标志。
大学的改革史是一部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历史。在一种改革的氛围中凸显的大学创新特质,从大学的改革史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此,我们无法全面勾画大学的改革史,仅仅从大学改革史的几个关键构成阶段上,就可以一窥现代大学改革进程所内在充盈的创新精神。
一个关键的构成阶段,是早期大学奠定自己的精神气质的时候,体现出脱离神学氛围与脱开社会政治制约,为大学定位在创新的机构这一特质上的阶段。这个时期,大学与已经存在的社会政治组织之间的规则博弈,成为大学为自己寻找组织特质的特殊处境。早期大学为了社会发展的规范化需要,对于法学的张扬就体现了这一寻找的特殊性。对于社会政治统治者来讲,非规范的社会政治控制是他们所乐意选择的统治形式。但是,对于一个以秩序为诉求的规范的社会政治生活而言,法治的紧要性不言而喻。为此,如何在有效的法学理论资源上下功夫,在法治的制度设计上做到有效控制国家,就是大学在社会政治生活控制机制上得以为现代社会的规范需求进行创新性探求的功能表现。早期的意大利的大学,一方面对保存完好的罗马法加以整理,同时对权利的维护与权力的限制加以深入研究,而且集中思想资源对法学的教育体制加以摸索,对法学的修辞艺术加以强调,对法律的实际社会政治功用加以申述,这使得早期大学对于人类社会从非规范的统治状态转进到规范的法治状态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这是象征大学在早期起步阶段就以自己的创新为创新时代的奠基发挥重要作用的典型事件。如果我们再将视野拓展到人文主义的确立、逻辑与哲学和科学的联结对于现代精神世界的重构、大学组织特质的确定等方面来看的话,那么,早期大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兴起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更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大学自身改革与创新时代互动的另一个关键的构成阶段,是大学在19世纪时对自身特殊功能的准确确立方面的改革与探索。早期大学与其说是创新知识的机构,还不如说是传播知识的机构。因为处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主要还将组织的功能集中在整理与传播失散已久的古典知识上面,罗马法的教育、修辞学的训练等都可以代表这一时期大学教育的状态。虽然说这样对“以复古为创新”的“现代”的兴起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当整理古典知识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单纯整理知识就不足以为急速发展的社会提供充足的动力源了。大学之作为一个创造性研究机构的性质就日益显现出来。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对研究型大学的阐述,再次为大学的创新特质注入了新鲜的大学文化基因。洪堡强调,“国家不应当指望大学做与国家直接利益相关的事情,国家应当抱有一种信任感,让大学发挥真正的作用,大学不只是为国家的目的来工作,而应为一个更高的水平无限地发挥作用,,提供增加更多有效的源泉和力量的场所,而不应当只是受国家本身所支配”[2](P330)331)。这可以代表19世纪大学创新的精神状态。它显示出:其一,大学必须保持其独立于国家的组织的特质,不可以将大学纳入国家直接控制的范畴;其二,大学必须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将知识与智慧放置到自己机构的最高最优的位置上去;其三,大学必须以自己的精深研究来阐释、传播有效的知识和切实的行动策略。洪堡的大学改革为后来兴起的大学改革运动奠定了精神基础,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刻画了有益的路径。今天,大学以分门别类而又兼有学科优势的科学研究来展示自然世界、人文天地和精神领域的缤纷色彩,就是在洪堡的思路指引下获得的创新性特质。
大学自身的改革与创新再一个关键的构成阶段,是20世纪大学在面临市场化挑战的时候对于自己如何适应并主导市场化状态的改革的成功尝试。本来,20世纪市场化因素对于大学的介入还是个别的现象,运用市场化手段经营大学,曾经是成功的大学在大学营运过程中的有效手段。但是,当大学面临市场的全面挑战的时候,当市场本身的重组对于社会的重组发生结构性转变的时候,市场化对于大学的营运来讲,就不是一个大学营运的因素问题,而是一个结构的影响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学的市场化趋势日益鲜明地体现在大学的运转过程中。市场、政府与学术的交互影响,成为创新性大学必须注意的三重因素。而那些适应并创造性地开辟了大学与市场相互关系新境地的大学,就成为大学创新与社会创新相互促动的佼佼者。这种势头,目前还是大学与社会互动的基本状态。强烈的竞争与效益的制约将大学推向市场,又将市场导向大学。“消费型”导向的大学定位不仅成为大学自身创新的趋势,也成为社会对于大学的基本期待。当然,大学在市场化时代对于营利与非营利的市场导向做出的弹性反映,又表现出大学之辩证地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精神内涵。大学在价值与功利之间、在无用与有用之间,寻求着创新自身又创新社会的契机。面对市场化的挑战与面向市场化的重构,大学仍然显示出自身以灵活多变的创新来适应并引导社会创新的机构特质。这也是对于大学改革之体现大学创新精神的最为简洁明了的证明。
以创新为导向的大学改革显示出大学的基本精神。现代大学之为“现代”大学,就是因为它与现代的创新精神处境相适应。而现代大学之为现代“大学”,也是因为它具有的创新精神所具有的普世、普适特性。今天中国大学的改革,从大学定位的重新界定到大学体制的再次锻造,再到大学用人制度的改革,最后落实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上面,不论改革的着眼点在哪里,其中都体现出中国大学在创新的大学基本精神的引领下,创新性地重建中国大学的目的性。[4]这是创新的大学基本精神在中国大学的当代运行过程中必然的投射。坊间充斥的关于大学精神讨论的书籍、官方与民间对于中国大学现状的普遍不满、中国大学改革的紧张处境、大学重建的行政压力与组织自身压力,以及大学创新性引导中国之作为一个变革社会的发展的期望,都在推动着中国大学目前逐渐展开的改革运动,并逐渐将局部的大学改革推向整个大学范围。2003年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中山大学的人事制度创新引起全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就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
四、 简短的结语:大学创新与创新文化的重建
概要归纳前述三个方面的基本意涵,那就是创新时代与创新文化、创新大学,具有一种内在互动的关系结构。
创新时代、创新文化、创新大学,是三个各有指向的概念。
创新时代指的是划分出“传统”与“现代”的时代边际界限的特殊概念。这个时代,既从创新之作为时代标志,又从创新之作为普遍现象,更从创新之作为组织活动基本方式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创新文化指的是创新之作为独特的价值理念、独特的制度诉求与独特的生活方式,构成的反映了“现代”文化基本精神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将创新本身的文化意涵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于创新具有了铸造现代文化的“能力”。
创新大学则指的是一直处在创新境地中的大学对于创新在大学运行中的价值诉求、制度安排和具体举措的全面贯穿而形成的大学气质。
三者的指向趋势各有不同。但是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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