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当代西方文化语境中“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话题,但是无可否认,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又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社会文化现象。人不仅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而且更是审美的动物。凡有记载以来的历史,无处不可以看到审美现象。试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即衣食住行之中,哪里不存在审美呢?至少我们可以说,从西方的古希腊、中国的先秦而至于今日,审美在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无处不在的。也就是说,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已经“审美化”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知识阶层的无数种形式的话语系统中直到今日方才出现“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一个话题呢?是因为现代生活方式、现代传媒、现代消费文化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程度更高吗?那么在古人那里,例如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他们平日里的琴棋书画、吟诗作赋、游山玩水、衣食住行之中何处无审美?他们甚至写一封家信都是美的创造,连走路都要讲究姿态,其审美化程度低于今日吗?西方古代的贵族同样如此,连日常交往的言谈举止都是精心打造的审美活动,这难道不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吗?为什么古代知识阶层没有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个话题郑重提出呢?在我看来,这原因恐怕主要不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程度与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在于言说者与这种文化现象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人类早期,即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尚未分化的时期,审美活动本来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看那些民歌、民谣以及绘画与日用器物的装饰,无不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是彼时尚没有独立的精神生产者,也就没有反思的主体,故而也不可能产生对包括日常审美活动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的反思意识。只是到了人类文明比较发达的时期,脑力劳动获得独立性之后,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他们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控制着文化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卡尔·曼海姆曾经指出:“在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一些社会群体,其任务在于为社会提供一种对社会的解释。我们称他们为‘知识界’。一个社会愈是处于静态,这个阶层将愈可能在社会中获得明确的身份或社会等级地位,因此巫术师、婆罗门、中世纪的教士都被看成知识阶层,他们中的每一个阶层都在其社会中享有塑造该社会的世界观的垄断性控制权,而且享有对于重建其他社会阶层朴素形式的世界观或调节其差异的控制权。”[3](Ｐ10-11)这是很符合实际的见解。在这个社会阶层产生之后,社会的主流精神文化就被他们所控制,平民百姓的世界观也在其直接影响下生成。在审美趣味方面同样如此。平民百姓的审美趣味实际上是受控于这个承担着主流精神文化的社会阶层的。

这个新的知识阶层无疑具有反思能力和意识,但是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却是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这批知识精英们所关心的是如何精心营构自己的精神空间,创造精妙、深奥的贵族化审美趣味,以此来确证自己的身份,从而保持其高于一般大众的社会地位。看看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活动就一目了然了———从汉唐以降他们一直致力于文学艺术和日常审美活动的雅化追求。他们自我塑造成为一种从吟诗作赋、著书立说的纯精神活动到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的日常生活方式都充满“雅”的情趣的人。渐渐地这个知识阶层就开拓出一种与日常生活剥离开的独立的审美空间,他们常常驻足于其中自我陶醉,流连忘返。所以他们的言谈或反思也是关于自身的这种独立的审美空间的。对他们来说平民百姓的审美趣味根本是不值得关注更不值得言说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代表着文化的主流,当然也代表着社会审美趣味的主流。百姓们只有追随其后的份。他们的日常审美活动只能一言以蔽之曰“俗”。而其之所以“俗”并不是因为他们别有一套独立的审美价值观念,而是因为他们虽然拼命效法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但由于文化修养和经济力量的限制而无法到位之故。传统的知识阶层似乎有一种普遍的习惯,即对于被自己的价值观所控制的、习以为常的社会文化现象没有言说兴趣,只是面对新奇陌生的、异质的、不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的东西才会产生言说的冲动。所以,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尽管日常生活的审美乃是与人类的诞生和发展相伴随的事情,可以说从来就是无处不在的,但是知识精英们却从来不愿意将其当作一个有意义的话题来谈论。

然而现代以来的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却是迥然不同的。与以往的日常审美活动相比,它至少有如下特征:首先它是不期而至的,即完全是出乎知识精英们的意料之外的。在以往的精神文化的生成、发展中,知识精英总是扮演弄潮儿的角色———他们引导着潮流。就中国来说,子学时代的百家争鸣局面不是当时的士人阶层开出的吗?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清代的朴学、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哪一次文化热潮不是由知识精英们唱主角呢?西方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古希腊哲学、艺术与戏剧的繁荣、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达、文艺复兴自然哲学与人文精神的勃兴、18世纪的启蒙运动、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20世纪的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思潮,哪一次不是由知识精英发动并引导的?他们习惯了充当文化创造与传承的主角。但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却是在知识精英的视阈之外发展起来的,是不期而至的。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与以往日常生活审美现象相比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此:它不是在知识阶层的审美趣味的影响或引导下出现的,而是完全取决于外在于知识阶层的社会力量,一是市场,二是新传媒。市场诉诸于广大受众的口味和需求;新传媒诉诸于日益发展、看上去永无止息的高科技。二者都不在知识精英们的势力范围。

其次,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操控的。这种新的文化现象就像一种巨大的“无意识”之流一样无法控制。人们或者站在一旁观看,或者投身其中,按照它的固有规则运转,根本无法阻止它的前进步伐。面对这样一种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潮流,简单的否定态度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最后,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具有无比强大的扩散能力。由于这种文化现象是以满足大众需求为唯一指向并且还能够不断强化这种需求,因此它就无往而不胜。传统的精英文化,例如纯文学或高雅艺术,都被大众文化挤压到边缘地位了。对于大众文化来说,任何为大众所关注的话题,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都可以被它拿来作为自己的“卖点”。所以它有能力与各种事物形成“合作”关系。例如“恐怖主义”是令人闻之变色的事情,而美国商人也可以借用萨达姆和本·拉登等人的形象大赚其钱;“反腐败”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大众文化的制作者们也可以以此来作为提高收视率的有效手段。总之只要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都是大众文化感兴趣的。当然大众文化在利用某些社会问题来赚钱的时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有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意识的工具或传播者。

总之,审美与生活一体化时期,无反思之主体,故无反思之意识;审美与生活分化时期,知识精英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承担者,故亦成为社会审美趣味的代表者,平民百姓的审美趣味是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反思主体关注于营构贵族化的独立的纯精神空间,根本不屑于注意日常生活的审美问题;只是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独立的、超然于知识精英势力范围之外的文化现象,即成为“他者”时,他们才以惊愕目光来审视这种文化现象了。

3 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美学的关系问题。以往文艺学、美学的合法性是以“纯文学”和高雅艺术居于人们审美活动的主流地位为依据的。文艺学研究的是文学创作、欣赏、文学作品的构成以及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问题;以往的美学主要关注的是美的本质、审美规律以及文学与艺术中的美与丑问题。现在“纯文学”与高雅艺术已经被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驱逐出中心地带了,社会大众渐渐逃离了传统的审美方式,居于社会审美活动之主流地位的无疑是后者而非前者。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状况面前,文艺学和美学应该如何应对呢?可能的策略大约有如下几种:一是视而不见,依然恪守着原来的固有领域,即使涉及到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也是采取否定的态度。二是积极投入,基本上将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看作是主要研究对象。这种选择并不一定采取肯定或赞扬态度,而常常是以价值中立的姿态出现的。三是将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视为与纯文学具有同等地位的研究对象,采取价值介入的批判立场:对这种新的文化现象进行细致深入的剖析,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批判其负面作用。

笔者以为第三种选择是比较合理的。理由如下:第一,文艺学与美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就是变动不居的。例如小说在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中地位远不能与诗歌散文相提并论,但是到了20世纪则成为关注的中心;而在黑格尔的美学系统中也同样没有小说的位置。既然文学批评与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断变化的,我们也就没有理由非要固守以往的研究范围不可。或许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正是这个学科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从美学与文艺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具体的审美活动与文学实践具有无可争议首要地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美学与文艺学的发展方向,因此审美活动与文学实践的发展变化就必然反映到美学与文艺学的理论形态上来。这样,如果我们承认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应属于新的审美现象,就没有理由对它们置之不理。我认为,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看作是传统审美趣味的普及化。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今日被称为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就不难发现,有许多因素是来自属于昔日那些文人圈子里的“雅”文化,其中包括以往的历史叙事、诗文作品、文坛逸事、成语典故等。即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大众文化了吧?其中也包含着儒、释、道的丰富文化资源,即使是它的语言实际上也包含着许多文言文的痕迹,达到了很“雅”的程度,当今的作家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在今日的电视剧与各种广告、家居装饰、服饰、建筑设计等等文化现象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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