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价值功能或社会效果来看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充满了二律背反现象。齐美尔在他关于“时尚”的著名论述中曾指出:“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试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4](Ｐ243)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同样具有这样的看上去是迥然相悖的功能。一方面大众文化的视像性、复制性、强制性特征对受众的想象力具有某种压制作用,使人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另一方面它所携带的丰富信息与文化知识对广大受众,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受众又具有文化普及甚至启蒙的作用;一方面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从纯精神领域向着人的身体或本能欲望趋近,使人们在感官享受中变得精神空虚,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现象又具有多元化特征,可以培养人们的独立意识与个性;一方面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可以与某种政治策略合谋而成为一种社会操控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们又的确常常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普遍意愿,具有组织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

既然这种新的文化现象具有这样双重的功能,文艺学和美学的介入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了。前面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不可操控性是就它的整体趋势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生产与传播的具体过程完全不受其他文化形态的影响。如果说大众的文化消费是牵引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动力,而大众的消费兴趣则是可以改变和塑造的,那么在这里教育、宣传、批评就会发挥重要作用。文艺学和美学的价值介入也就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大众文化的制作与消费过程中,从而对它们产生间接的影响。如果文艺学和美学放弃了对这个领域的关注,那无疑等于是放弃了一种责任和义务,也等于是放弃了自身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生长点。至于文艺学与美学究竟应该如何介入,那只有在真正具体地懂得了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特性与运作机制之后才会明白。

第三,美学与文艺学介入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具体方式当然主要还是批评的方法。它们所具有的理论品格有能力将种种新的审美现象作为一种对象来审视并且进行深入剖析与阐释。例如美学与文艺学完全可以通过具体分析来揭示这些审美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可以揭示它们为广大受众普遍欢迎的文化心理因素,也完全可以通过社会调查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揭示这些日常生活化的审美现象对人们的精神状态、价值取向乃至生活方式、存在方式所产生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作用。在这样的分析的基础上,美学与文艺学就可以提出某些具体的意见与建议,并且通过各种渠道,例如报章评论、课堂教学、电视节目、各种讲座、座谈乃至直接参与大众文化的制作等来影响这种新的审美现象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即使像冯小刚这样明确宣称只注重票房的影视导演,也不可能完全拒斥来自精英知识分子的理论批评与价值取向的影响,例如他与作家刘震云有着良好的合作并且对这位作家十分尊敬,而刘震云实际上正是接受过大学中文系正规训练的精英知识分子。

总之,在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形成的消费文化大潮面前,美学与文艺学既不应该置之不理,更不应该徒唤奈何,唯一恰当的态度就是积极的介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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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恩斯特·布洛赫 关于表现主义的讨论[Ａ]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Ｃ]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3]〔德〕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Ｍ] 黎鸣,李书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德〕齐奥尔格·齐美尔 时尚的哲学[Ａ] 罗钢,王忠忱 消费文化读本[Ｃ]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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