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学术交流中，曾有人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整个民族的审美水平，或者说是审美愿望正在不断地跌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说，先不正面回答你问题。我可以先讲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对日本人民爱好读书感到极其震惊，车上每一个人都拿着一本书在读。出于好奇心，我想知道他们在读什么，结果看到他们读的大多是漫画或其他图文书籍。在欧洲，发现地铁里面卖的都是时尚杂志，和严肃文学没有关系。俄罗斯的图书报刊摊点卖的书，也几乎看不到我们学院经典教育的作品。所以，我的回答是:审美要求和审美水平的不断跌落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文化或文学的时尚化，已成为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

    赵京华先生翻译了柄谷行人的一本书———《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柄谷行人是日本三大批评家之一，也是当代日本最有影响的批评家。这本书成书于70年代，在中文版的序言里面，柄谷行人指出，让文学重新去寻找意义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20年前他就做了这样的宣告。在包括欧美的一些文学批评家那里，也逐渐听到一些关于文学的噩耗:文学已经死亡了，我们搞文学批评的人都是为文学哭丧的。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当时听了之后都非常不理解。这和我们从事文学专业有关系，对这个专业我们可能还有一种和职业相关的理解。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逐渐感到这种现象在中国已经不期而遇。最近不同的传媒、不同的学术团体都相继开一些会议，如《南方文坛》召开的会议讨论文学究竟要呼唤什么，《文艺报》和河北师大联合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文学时尚化批判的问题。《文艺报》开设了“文学是否真的丧失了想象力”专栏等等。我们通过国际的学术交往和国内同行们所表达出的这种忧虑，包括讨论这个话题本身，就能深刻地感受到文学时尚化现象的严重性，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生活里或者文化生活里，这已经成为一个普泛性的现象。另一个方面，中国也好，其他发达国家也好，这个现象的普泛化，应该和媒体帝国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在我们今天的文化生活里，媒体的霸权主义和媒体帝国主义的宰制，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日常生活里面最重要的文化意识形态。

    大家读过葛兰西的著作，在他的理论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hegemony，我们通常把它翻译成“霸权”，事实上，它的本意应该是“领导权”。他在提出“领导权”这个概念的同时，还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叫做运动战，一个概念叫做阵地战。在他看来，东方国家是可以通过运动战，也就是通过诉诸于革命暴力，推翻原有政权，建立起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政权。俄国、中国都是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他觉得阵地战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通过传媒提出一种意识形态，通过市民社会，比如说像教会、学校、工会等组织，使文化领导权能够被民众所自愿地认同。就是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通过暴力推翻一个政权，这种可能性是很渺茫的，因为它的日常生活相对比较稳定。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被民众所认同、所接受，你才能颠覆一种意识形态。阵地战通过传媒不断去影响市民社会、影响民众，从而获得文化领导权。这个意思是说，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霸权是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统治，是强制性的，文化领导权依靠自觉认同。我曾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把文化领导权比做婚姻，两个异性只有互相认同才能结婚;也好比商业合同，两家企业只有互相认同的时候，才能签署合作契约，所以文化领导权是双方的选择。

    80年代中期，我们的传媒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比如平面传媒，在90年代中期就开始发生变化，很多作家协会的刊物纷纷改刊。80年代的《人民文学》、《诗刊》、《收获》、《十月》这些杂志的发行都在十几万、100万册，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是《大众电影》，发行量可达800万册。那个时候，它可能是不断出现俊男靓女图片的唯一一家杂志。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杂志的发行量锐减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90年代以后具有时尚化特征的杂志出现了，比如说《时尚》、《瑞丽》、《世界服装之苑》这些表达中产阶层趣味的杂志，已经成为我们文化市场的“主打”品牌，它们宣扬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读者认同。这种时尚性的文化杂志，所带来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的，它隐含的是一种消费主义的和中产阶层的意识形态。《时尚》杂志创刊于1993年，它的发刊词当时还比较暧昧，对时尚的阐释可能还不准确。经过十年的成长它已成为同类杂志中最具竞争力的一份杂志，在文化市场上几乎所向披靡，并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瑞丽》也一样，现在已经发展为三种类型，有三种《瑞丽》，有专门给中学生看的，有针对中年女性的，还有面向青年女性的。杂志的选题、图片、文字的设计都极其专业和精细。《瑞丽》特别像日本的杂志，制作非常细致、图片非常考究，这些中产阶层杂志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中产阶层的生活趣味，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主宰力和最具支配力的一种意识形态。

我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持非常激进的批判的态度。这个朋友问我，中产阶层伤害你什么了？这个问题让我觉得很难回答，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对文学时尚化的批判态度可能还处在两难的境地之中。中产阶层并没有伤害我，关键是作为知识分子，如果知识分子还存在的话，我们还以这个角色来自我想象，并且在社会生活里以这种身份自我认同，那么对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也有很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持这种态度，比如中产阶级最发达的美国，像丹尼尔·贝尔和赖特·米尔斯，他们一个是左派运动之父，一个是最具保守主义倾向的理论家，他们在理论层面的争论持续了多年，唯独在对待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批判这一点上，他们完全一致。为什么一个激进的左派和一个右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同时排斥和否定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呢？他们做过一个区分，美国白领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和美国老式的中产阶级是不同的。美国老式的中产阶级有实业在支撑着他们，这使他们必须具有处理、判断现实问题的能力，他不依附任何人，有独立性;但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是这样，他们是董事、经理、医生、大学教授、律师等等，在一个公司里、在一个企业里他们是高级职员，他们不能对老板的意志说三道四，如果不是这样，他就很难在这个位置上做下去。他只有唯命是听做个执行人。新兴中产阶级的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现实的能力。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以《时尚》、《瑞丽》、《世界服装之苑》为代表的中产阶层杂志，它们对现实的关系是一种认同的诱导关系，它们没有任何批判的愿望。我们社会生活存在那么多不合理的现象，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土地沙化、决策失误等，在时尚杂志里，想看到对这些问题的关怀和批判是不可能的，它们甚至连起码的愿望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传媒对生活是一种虚假的承诺，那里提供的一切是只可期望而难以实现的。它以幻觉的方式对民众和消费者构成了一种诱惑。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批判中产阶层和它的文化代言人的。这种争论可能由于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内心的诉求不同而不同。中产阶层和时尚生活的文化代言人，可能构成了媒体霸权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形象。

媒体的文化霸权主义在社会文化领域里造成了等级概念，有的批评家说，大众文化和严肃文化界限的消失，使我们的等级观念彻底地消失了。比如《人民文学》过去就是至高无上的，《佛山文艺》就等而下之，这种关系就构成等级支配关系。这种看法有道理，但今天等级关系消失了吗？实际上在我们生活里这种等级关系比比皆是。白领和蓝领，老板和打工者，这种等级关系消失了吗？经济造成的等级关系甚至比政治造成的等级关系更加残酷无情!我们看到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报道，工厂里的女工受到侮辱，外国的投资者对中国女工或者普通工人造成的伤害，这种等级关系消失了吗？没有。中产阶层的文化趣味当然是一种等级关系，一个白领阅读一本《时尚》杂志是和他的身份相符的，一个打工者只能阅读《佛山文艺》，因为里面反映打工生活，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文化要求。

中产阶层杂志有非常虚幻的东西。就里面的广告来说，名车名表名服装，豪华旅游，一个体面的男人应该有多少套西装，多少件衬衣，多少双袜子如何如何。事实上它只是用一种幻觉的方式，给你构成了一种非常格式化的生活。这种虚幻的意识形态使人只是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幻觉构成了一种假象关系，对现实完全丧失了批判的要求，这是现代性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现代性的过程是使我们批评性的资源越来越耗尽的过程。

我有一段时间跑了很多大学，说起来都很可笑，我在辽大做兼职教授，帮他们跑博士点。和国内很多知名学者聊天，我说我们话题转换太快了， 80年代我们谈启蒙、谈人道主义、谈伤痕文学、谈现代化。我们今天谈什么？买车、买房、跑博士点，现在天上飞的有一半人在跑博士点。光文艺学就有十几所院校在争博士点，全国有多少所院校多少个专业在争博士点？大学教授还能够对现实关注、还能对现实问题诉诸批判吗？过去我们说大学教授待遇太低，包括我们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大学教授的待遇是提高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应该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一部分，他们对现实关怀和批判的意志和愿望也同时逐步地下跌。这和中产阶层趣味对我们的侵蚀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媒体的霸权主义和社会生活的时尚化构成了一种合谋的关系。

时尚是由媒体制造出来的，媒体的声音在今天几乎无处不在，它的诱导和侵蚀力是非常大的。搞社会学的学者说，中国的城市化或民工潮不断涌现和电视传媒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他们通过电视发现了城市生活，只有通过电视才能把城市这种灯红酒绿的东西用一种幻觉的方式带到他们眼前。在偏远的地方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现城里生活，很多小说写到这种情况，最初诱发农民到城里来有贫困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祖祖辈辈都贫困。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知道了外部世界。就像我们改革开放后大家都去美国，以想象的方式理解美国的自由民主。现在大家都回来了，海归了。

音像传媒近20年来在中国的发展是最快的， 80年代以后电视业迅猛发展，但我们缺乏电视节目的生产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是通过台港文化的反哺实现的。中国接触最早的是处于“半地下”状态的台港文化。“半地下状态”是因为这些文化被认为是“带菌的”、不健康的。许多人感到忧虑。但是这种文化却不胫而走。到90年代初期以后，港台文化具有了合法性，被主流传媒所认同了，电视台放映《霍元甲》、《万水千山总是情》、《几度夕阳红》、《月朦胧鸟朦胧》等等。这些作品实际上都是非常时尚化的东西。特别是90年代以后，时尚文化的高涨，可能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比如像韩流———韩国的劲歌劲舞，包括韩剧到中国之后刮起的巨大旋风。很多少年男女头发都染成黄色的，学劲歌跳劲舞，听不懂也愿意听。但时尚风刮得再猛烈也会稍纵即逝，韩流很快又被台湾的文化像《流星花园》、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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