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的制造有时是国家意识形态支配的，它背后有经济诉求的原因。比如韩国政府文化部门的目标是，让韩流在东亚获得的成功带动韩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有些时尚不是通过经济诉求制造的，比如国内有一年大家都穿唐装，风靡全国，《宰相刘罗锅》无意之间使北京的芋头一夜之间脱销了!这都变成一种时尚性的消费，这些消费并不是通过传媒有意策划的，不像韩流，它是通过韩国文化部门有意策划的，像金喜善、安在旭这些人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文化生活里面来了，电视里经常看到三星手机的代言者韩国美女金喜善。时尚化和媒体所建立起的关系是我们要警惕的。影像文化可能还不具有代表性，最具代表性的是网络文化。

网络是社会文化时尚最具覆盖性和煽动性的媒体，我们称之为第四媒体。在网络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因为它的表意形式，比如说网络里有各种各样的闪客;也不是因为网络的页面设计有极大的诱惑性，引诱人们去阅读，更重要的是网络文学中学生以上到大学的低年级学生，网络语言成了流行语言。我们看过《第一次亲密接触》，《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甚至严肃作家，比如林焱，他重写《白毛女》，发表在《大家》杂志上，包括最近的《沙家浜》的改编。一种新的语言，就像流行感冒一样风行于世。我们每个人都用手机，不断接受的信息，使用的基本上都是网络语言。中国作协创研部的蒋巍，过去是个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获过几次全国大奖。他模仿二十岁女孩子的口吻写了个长篇———《今夜我让你无眠》(今年作家出版社发行时改为《今夜艳如玫瑰》)。这个长篇在网上发了几章，就收到了很多帖，大家都以为他是个二十岁的美眉。我对此感到非常不理解，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作家，模仿一个美眉的方式去写小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作为个人来说，将自己想象成二十岁的美眉感到很幸福，我要祝福他，但作为一个作家我感到非常失望。这样一种时尚性的东西不仅在青年中流行，甚至影响到了过去很严肃的作家。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时尚的表达方式或文学的时尚化可能逐渐成为一个潮流。从90年代到今天，文学批评家大概都认为，能够超越1949年以前重要的长篇小说的作品可能不多。许多媒体认为中国20年来，整个文学生产、文学创造在不断发展，但我个人认为这可能还是数量的意义。近几年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概是1200多部，如果按照过去经典化的评价方式来要求这些作品的话，应该说能够达到1949年前，比如《子夜》、《家》、《财主的儿女们》等这种水平的长篇，可能就不多了。

女性文学这些年的变化非常大，它由意识形态的话语逐渐走向了时尚话语。过去我们没有女性主义文学，解放后像宗璞、刘真、茹志娟这样的作家只有在风格学意义上才能够谈论她们的女性写作。评论界评价她们的时候用词都是细腻、隽永、空灵等等，不是女性主义的文学立场。9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的小说在中国应该说是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像林白、陈染、徐坤、海南她们的小说，把过去女性内心受到的压抑通过小说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对文学一体化、文学意识形态化的一个有力挑战，对建立一个多元的文化格局是有贡献的。但从女性作家整体创作来说，并没有脱离男性话语的叙事策略。我曾表达过一个看法，过去男性压迫、歧视女性是不对的，但在女性主义小说里出现“逆向性别歧视”，对男性进行歧视也是不对的。看陈染的小说，严歌苓的小说，对男性的萎缩、卑微均有夸张的描写，这种写作策略仍然是男性的写作策略，叙事策略上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90年代之后女性文学逐渐走向时尚化，最先的批评，不是来自文学界的批评，而是来自意识形态的批评。对卫慧的《上海宝贝》，我们不是从道德化的角度来评价它，而是说，从审美的角度，它也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新的审美经验。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比较，卫慧对男女情爱的描述大概还不如人家。进入新世纪后，女性时尚化写作有增无减。今年年初，有一个长篇，一个旅居加拿大的作家贝拉写的，小说命名为《9·11的生死婚礼》，据说被一个国家用103万美元的天价买了版权。这个十几万字的小长篇，叙述的是中国留日女学生纯洁，先是爱上了比她小五岁的日本男孩海天，后来又爱上了比她大很多岁的美国老男人格拉姆，格拉姆有家室，海天家里又不同意婚娶。但“纯洁”游刃有余地周旋于两个男性之间。对女主人公以“纯洁”命名，这本身就是个反讽。海天对她的追逐非常激烈、坚定、至死不渝。然后两个人结婚了，作家用了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写格拉姆在他们的婚礼上飞车赶到，然后格拉姆把她抢走了。女主人公走还是不走没有主意，朦胧中还是跟了格拉姆。之后，他们找到一个旅馆疯狂地做爱。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格拉姆在9. 11事件中遇难，海天离开了纯洁之后跳了富士山。就是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小说在市场上几乎畅行无阻。里面最时尚化的表达是个人生活无限的开放性，里面有一句话，是纯洁内心的独白:“我觉得一个女人是完全可以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的。”日常生活里面最时尚的东西写进了作品，更致命的是，时尚还要搭乘美国大力传播的反恐的意识形态，它搭乘的是最大的一个时尚。

今年还有一些作品，像大家所熟悉的池莉，她的每部作品几乎都被改编成电视剧。她将不久前出版的一部作品命名为《有了快感你就喊》。文学这样的时尚化追逐确实是越来越成为风气，这和文学的市场化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在忧虑，就像柄谷行人说的，让文学富于深刻意义的时代永远地成为过去了。我们今天批判文学的时尚化本身也有我们的问题，批判时尚化的起点，就是经典文化和意识形态优越感的失落。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反省这个批判视角。像文化研究刚刚兴起、伯明翰学派初建的时候，它所关注的是在主流文化和学院精英教育建制里面被忽略的亚文化，如吸毒、朋克、同性恋、肥皂剧、广告、工人阶级写作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文学时尚化的关注是不是一定要采取批判化的视角呢？我自己也感觉是一种“两难”。

最近讨论时有人说，文学时尚化应该提到关乎中国文学是否能够生存的战略性高度，显然是积极地支持文学的时尚化，推动文学时尚化的发展。我个人不认同这种看法。我觉得文学和市场是两回事情，市场应该遵循“有效需求论”，文学能够作为产品在市场上流通的时候，事实上它和文学性并没有建立可靠关系。比如刚才讲的，有些网络小说，也包括《9·11的生死婚礼》和《上海宝贝》的策划，在市场上可以大行其道，这时候它是个稀缺性的商品，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就是有效需求。但文学关心的不是市场，文学关心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人的心灵的领域，现在这个领域已经不大被关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的内心总要遇到危机，总要寻找心灵安放的地方，这就是心灵家园。心灵不能总在流浪。文学恰恰是能够提供心灵、理想安放的家园的。

文学时尚化是以走向市场作为诉求，不仅像卫慧、贝拉、池莉这样的女作家，包括很有影响的男作家，他们的创作里对文学时尚化的追逐仍然非常明确。李建军(他是最近非常激进的批评家)认为中国严肃文学的时尚化是从贾平凹开始的。大家读过《废都》，书商的宣传画写着“当代《金瓶梅》”，这句话比任何批评家的批评影响都要大得多。你也可以把它概括成“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的故事”，还有什么评论能够比这种批评更有影响呢？当然它背后可能隐含着另外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深刻的想法，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知识分子究竟如何能够获得自我确认变成内在的一个焦虑，但是他把个人的经验植入作品里，也就是说在女性那里男性才能够获得自我确认。这种东西在那个时代恰恰是个最大的时尚。

前几年有部小说《桃李》，在北大开研讨会，很多同学都指责张者:如果爱北大的话就不该这样写北大。张者说谁告诉你我写北大了？我没写北大。他念本科在西南师大，西南师大的同学和老师说你不能够这样写西南师大。小说写一个教授、博导和研究生的关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和漂亮女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写作如果说它是个别的现象，对丰富我们多元化文学创作的格局是值得肯定的，小说有各种各样的写法。但是大家都在追逐这个东西，我就感到不安了。不知道我们的文学除了时尚化、市场化是否就别无选择了。前几年还有一部写得比较好的作品《经典关系》，作者莫怀戚本身就是重庆师大的写作教师。《经典关系》写的都是师生、夫妻、朋友、翁婿、父子等等，日常生活里最重要的关系，所以把它叫做经典关系。看完之后你才知道这个社会生活是多么可怕!最亲密的人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前面走的就是你的亲人，后面他干的恰恰是一种背叛、欺诈的事情。“经典关系”都变成这个样子，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民族还有什么值得我们信任？对时尚化的批判之后要建设什么，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20世纪以来我们形成的思想文化传统就是一个批评性的传统、破坏性的传统。我们从打倒孔家店开始，一直在破坏，旧世界破坏掉了，但新世界是否建立起来了，新的文化是否建立起来了变成了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始终在变，这与中国的现代性有关，中国的现代性始终是个不确定的方案。这个“不确定的方案”还没有成为过去，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面，什么样的文化应该批判或应该弘扬并不是明确的。

最后一点，对文学时尚化的批判，作为一个批评家也好，作为一个读者也好，我内心是矛盾的。回到我们起初的话题，我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意愿在不断跌落，但是另外一方面，审美的东西在生活里面被普泛化了。比如汽车，都是流线型的，高楼大厦都是玻璃幕墙的，造型越来越优美。商场里面花枝招展，城市到处是绿地、花园。情人节要献花，圣诞节要买圣诞树。生活到处充满了美。为什么在日常生活里大家对这种时尚的追逐没有反感，生活的时尚化每个人都不反感不拒斥，而对文学的时尚化就一定要批判它，不能容忍它？这是不是构成了某种矛盾呢？

第二点，文学艺术本身是关乎人类精神世界的艺术形式，关注人类心灵的矛盾、不安、焦虑、孤独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它和时尚能够构成同构对应的关系吗？社会生活有什么样的时尚，我们的文学作品就一定要追逐它吗？在时尚的掩盖之下，每个人内心的痛苦、焦虑、不安、孤独都被时尚话语遮蔽了，物质生活越是发展，每个人的心理疾患就越严重。那种躁动感、焦虑感，如果不关注人的心理疾患，不关注人的心灵，那么文学还有必要存在吗？

对时尚化的批判我自己也觉得很困惑，报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很长时间，我也曾写过文章参与讨论。有人持非常激进的态度，表示就是要推动时尚化的发展，认为时尚化发展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的一种进步。另一些激进的批评家对此有非常激烈的批判态度。但对时尚化的彻底否定我又感到犹豫，整体上说，我对文学时尚化的批判还一直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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