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饮食方面的需求增长。北宋人朱长文说：苏州“井邑之富过于唐世。”并强调：“以一郡观之，则天下尽可知。”[89]他认为宋代比唐朝富庶，应当说是事实。
宋代各阶层生活状况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焦炭炼铁法的普遍采用即所谓“燃料革命”，以至铁制生产工具质量明显提高、产量成倍增长，并进而促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大发展。宫崎市定先生当年“以高热的使用来说明宋代文化”，据他讲并得到了加藤繁先生的“完全同意”。[90]此说固然很有见地，但毕竟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首先不能忽视，促进宋代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因素除了“燃料革命”而外，还有租佃制在农业生产领域、雇值制在手工业生产领域的推广以及徭役制度的变革。如苏轼就认为，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免役法代替差役法，“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91]包括徭役制度变革在内的封建生产关系内部的调整，对社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显然同样不小。
其次应当注意，印刷技术的长足进步即所谓“印刷革命”同样为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宋代不仅是雕板印刷的黄金时代，而且有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应用。“燃料革命”诚然是一场了不起的能源革命，而“印刷革命”则是一场小看不得的信息革命。因此，信息传递和储存的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信息的传递由主要靠听觉到主要靠视觉，而信息的储存除了大脑之外，还有大量的书籍。如所周知，“印刷革命”在15、16世纪的欧洲是文艺复兴的重要物质条件。由于社会结构和历史条件的差异，“印刷革命”在宋代所发生的影响与欧洲虽然不同，但作用同样很大。具体说来，有以下两点。
一是书籍价格大幅度下降。明代学者胡应麟说：
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抄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抄本咸废不售。[92]
宋代的史料证实了胡应麟的说法，当时刻本书籍的价格只是抄本书籍的10%。[93]书籍便宜多了，它不再为世家大族所独有，小康人家也有可能拥有。
二是书籍数量成倍地增加。直到北宋初年，书籍仍然很少。从北宋中期开始，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书籍产量大增，它才在社会上较广泛地流行起来。景德年间，国子祭酒邢昺对宋真宗讲到过这个变化：
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94]
后来，苏轼也说：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95]
宋代书籍增多，是好事还是坏事？朱熹等人认为是坏事。他们把当时某些人读书不认真，归罪于书籍太易得，说什么“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96]这实在是太偏颇。书籍增多无疑是一件有利于文化普及的大好事。它为社会各阶层掌握文化并进而参与政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极少数世家大族则难以完全垄断文化，因此也难以完全垄断政治。
四、“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宋代文化能够相对普及，其原因之二在于当时具备相应的政治环境。讲到这里，人们或许以为主要在于宋朝是个文官政府，号称“以文治天下”。[97]不错，宋朝与作为武人政权的五代正好相反，它采取了某些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诸如重视书籍的搜集、整理、编纂以及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兴学等等。然而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政治属于典型的官僚政治，不仅同魏晋严格的门阀政治大异其趣，而且与隋唐的半门阀半官僚政治也不尽相同。
毫无疑问，任何封建政权概莫能外地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但封建地主阶级的领导阶层因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具体地说，宋代是以官僚地主阶层为主体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宋朝皇帝“于士大夫无所负”、[98]“与士大夫治天下”，[99]依靠主要由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即官僚地主阶层管理国家，统治人民。官僚地主与门阀地主的不同之处在于：门阀地主是个封闭性、世袭性的集团，即所谓“公门有公，卿门有卿”；[100]官僚地主则是个开放性、非世袭性的群体，即所谓“骤得富贵”、“其家不传”。[101]正是被宋朝政治的这个性质所规定，宋朝政府推行了某些有利于文化普及到社会各阶层的政策，其中主要有以下两条。
一条是“广开来学之路”。[102]关于中央各级官办学校的入学资格，宋朝的规定不同于唐朝。现依据《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和《宋史》卷157《选举志三·学校试》，列表比较如下：
学校名称
朝代
入 学 资 格
国子学
唐朝
三品以上官员子孙
宋朝
京朝七品官以上子孙
太 学
唐朝
五品以上官员子孙
宋朝
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秀者
四门学
唐朝
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秀者
宋朝
八品以下官员至庶人子弟
由上表不难看出，与唐朝相比，宋朝的中央官办学校招生范围扩大，入学资格降低。这还只是纸面上的规定，太学实际上已敞开大门，招收“远方孤寒之士”。[103]按照规定，只有九种人不许上学，其具体内容是：
凡隐匿丧服，或尝犯刑，或亏孝弟有状，或两犯法经赎，或为乡里害，或假户籍，或父祖犯十恶，或工商杂类，或尝为僧及道士，皆不得与士齿。[104]
对于这项规定，有三点需要说明。
第一，农家子弟未被拒之于学校大门之外。因此，“执耒垂髫之子”得以入学，“抱籍缀辞。”[105]
第二，工商子弟按照规定似乎不许入学，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如学者汤千在宋理宗时，先后执教于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州学和嘉兴府学，“虽胥吏、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置黉序，亲授经史，其所成就居多”。[106]
第三，这项规定只适用于官学，书院一类的私学则不受此限。如张绎“本一酒家保，喜为诗。”谢良佐劝告他：“何不去读书。”他说：“某下贱人，何敢读书。”谢良佐说：“读书人人有分。”后来，张绎成为程颐晚年的得意门生。程颐“无贵贱高下，但有志于学者，即授之”。[107]至于陆九渊讲学，更是“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108]其中有不少人根本不识字。
宋代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各阶层，与兴时等级结构的变动如士庶界限泯灭、贱民等级消亡、[109]四民区分不严等有关，以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某些变化。于是，诸如此类的说法：
贵贱虽殊，人则一也。[110]
僮使本佣雇良民。[111]
四民皆百姓之本业。
竟出自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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