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子弟之流荡，至于为乞丐、盗窃，此最辱先之甚。
在宋代，“虽将相大臣之子孙犹多白衣未仕者”，[166]一般已“无世禄可守”。尽管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享有恩荫入官的特权，但被视为无出身，以区别于有出身的进士，甚至在其散官阶上添上一“右”字，加以歧视。难怪当时人告诫其子弟：
王氏之琪、珪、瓘、玘器尽璠玙，韩家之综、绛、缜、维才皆经纬，非荫而得，由学而然云。[167]
用这些具体事例，勉励子弟刻苦学习。程颢的母亲为了鼓励程颢考进士，在他使用的书籍上写下：“我惜勤读书儿”、“殿前及第程延寿（程颢幼时名）”。[168]可见其望子成龙，心情何等急切。
为了确保后代学有所成，家长可谓千方百计。他们采取的办法，大致有下面三条：
一是舍得投资。即使普通农家，也往往挑选有培养前途的子弟，“从师就学，兴起门户。其余勤谨农桑，爱惜钱谷”。[169]前面提到的富商许唐为了培育儿子，更是“罄家产”。[170]所谓“罄”，即尽，即不留其余。他简直是不惜血本。至于投资方向，不外是用于聘请名师和购买书籍。人们普遍认识到择师教子，“实非细事”，在行动上“隆礼厚币，延好师席”。[171]如许唐便将其儿子托付北宋初年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戚同文。四明（即今浙江宁波）袁氏对于家庭教师，“未尝三日无馈遗”。史称，“其家延先生，敬礼备至，遂得成名，且相继科名”。[172]“藏书教子孙”，在宋代蔚然成风。当时，“贵家子弟，必藏好书”。[173]宰相韩琦“家藏图书万余卷，卷末皆题曰：“传贤子孙”。[174]太常少卿陈亚“蓄书数千卷”，视为“平生之所宝”，并“以诗以戒子孙”：
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175]
普州（治今四川安岳）士人杜孟藏书甚多，他对子孙说：
忠孝，吾家之宝；经史，吾家之田。
因此，人们把普州杜氏称为“宝田杜氏”。[176]清河（河北今县）士人丁顗“尽其家赀以置书，至八千卷。”他说：
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
果然，他的孙子丁度“力学有守”，[177]在宋真宗时登服勤词学科，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岂止富贵之家，即使普通农家，只要稍有条件，也尽量为子孙购置些必读书籍。如陈傅良“儿时从乡先生学”，看到“浙间人家，家有《春秋传》”。[178]
二是亲自督促。据说，寇准“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他的母亲“性严，尝不胜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血。”体罚虽不足取，但这一秤锤作用很大。寇准“由是折节从学”，不久即中进士，后来官至宰相。母亲死后，他“每扪其痕，辄哭”。[179]孔延之“其家食不足，而俸钱常以聚书”，“诸子皆自教以学，子多贤，天下以为盛”。[180]他的儿子文仲、武仲、平仲，不仅先后中进士，而且文名满天下，号称“清江三孔”。范纯仁在绍圣年间，远贬永州（治今湖南零陵），“课儿孙诵书，躬亲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终始如一”。[181]陆游不仅“夜永卧听儿读书”，而且亲自动手为寒窗攻读的儿子服务，有《寒夜》诗为证：
稚子忍寒守蠹简，老夫忘睡画炉灰。
他发现儿子学业长进，不禁欣喜万分，挥笔写下《示儿》诗：
吾儿从旁论治乱，每使老子喜欲狂。
不欲饮酒竟自醉，取书相和声琅琅。
陆游有《短歌示诸稚》一首：
义理开诸孙，闵闵待其大。
贤愚未易知，尚冀得一个。[182]
可见，他承担着辅导孙子学习的责任。
三是提倡苦读。如范仲淹就要求其家“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183]某些富贵之家为了“有资于勤苦”，甚至立下一条家规：“子弟未冠者，学业未成，不听食肉”。[184]由于从小受到培养，长大学习成为习惯。如钱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他“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未尝顷刻释卷”。[185]至于贫寒人家的子弟更过着节衣缩食、勤学苦读的清苦生活。为了维持生活，他们往往边读书边教学。如宋太祖、宋太宗朝宰相沈伦青年时代，一面“习‘三礼’”，一面“讲学自给”。[186]临江（即今江西清江）人王省元“居于村墅。未第时，家贫苦，入城就馆，月得束脩二千。”福建士人王克己“居华亭，以教学为生。”南城（江西今县）童蒙“未第时，居城北郭外曰塔步，贫甚，聚小儿学以自给”。[187]而宋高宗朝状元王十朋在入太学前，除“日诵数千言”外，还“聚徒梅溪，受业者百数”。[188]他们边读边教，既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又对文化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赘语
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是个并不算小的题目，绝非这篇文章所能完全道明。行文至此，虽言犹未尽意，但篇幅已不短，理当打住。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有下面三点需要说明。
首先，笔者无意夸大宋代文化的普及程度。据统计，崇宁三年（1104），整个宋朝辖区的总人口约1亿，学生总人数才21万多，[189]仅占总人口的约0.2%，入学率依旧低得可怜。宋代的识字率虽然无法统计，但大多数农民肯定不识字。当时人有诗云：
行行蛇蚓字相续，野农不识何由读。[190]
即是其例证。更有甚者，就连前面一再提到的富商许唐也因自幼失学而“不识字”。[191]因此，我们讲到宋代文化的普及，总是用“相对”二字加以限制，尽管显得别扭，但似乎要确切些。
其次，本文并未将宋代文化相对普及所应包含的内容囊括无余。当时，文化不再被极少数世家大族所完全垄断，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各种文化形态在这一新形势下不能不相应变化，以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加之宋代的商品经济比唐代后期更活跃，人们的生活节奏随之加快。蔡襄说：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192]
司马光也说：
无问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及暮，惟钱所求。[193]
人们这样繁忙，难怪当时人大多主张，做事情应简便。如南宋人郭雍认为：
处事当以简易，何则？简以制繁，易以制难，便不费力。
罗大经称赞“此论，可谓洞见天地万物之理。”他本人同样认为：
大凡举事轻捷则易成，繁重则难济。[194]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各种文化形态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通俗化的趋势。诸如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的从“雅”到“俗”，[195]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政治画、宗教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196]等等。就文学方面来说，众所周知，不仅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在宋代方兴未艾，而且平易、流畅的风格已经成为宋代文人文学的主流。[197]北宋初年的士子说：
《文选》烂，秀才半。
南宋的学者则说：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198]
苏轼同他的前辈欧阳修这两位大文学家，堪称宋代文人文学的代表。按照朱熹的认识：
欧、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理。[199]
这位朱老夫子居然一再强调平易，诸如“圣人之言坦易明白”、“诗须是平易不费力” [200]之类，简直不胜其举。岂止强调而已，他“每病近世解经者推测太多、议论太多”，自己“作《易传》、《诗传》，其辞极简”。[201]陆九渊比朱熹又进了一步，他不仅把不识字的农民作为讲学的对象，而且“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202]就连朱熹也称赞：
陆氏会说，其精神亦能感发人。[203]
看来，从汉学到宋学固然是思辨性加深的过程，同时似乎又是学术通俗化的过程。宋代各种文化形态的通俗化趋势，显然应当属于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题中应有之义。无奈受笔者知识结构所局限，本文对此只能缺略。
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认为文化的相对普及是宋代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但绝不是唯一特征。所谓最为明显，或许只不过是浮在表面、浅层次的同义语。除此而外，值得探讨的问题还不少。如宋代学派林立，学者各是其是，互不相让。宋代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宋代学者敢于怀疑，不仅疑传，而且疑经。“思想的相对解放”[204]能否视为宋代文化的又一个特征？理学虽然最终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但它的兴起适应时代需要、体现时代精神，绝非偶然现象。宋代理学的勃兴本身从某种意义上可否看作是一次思想解放？尽人皆知，唐朝对外来文化具有惊人的吸收力而于史有名，由于当时正处于消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之中，因此唐朝人难免带有某些所谓“异国情调”。而宋代文化则是在消化过程基本告一段落以后，建立起来的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照刘子健先生看来，“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模式”。[205]今天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观点以至表达感情的方式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明显地不同于外国人。究竟有哪些不同？尤其是又为什么会如此？要具体地予以回答，似乎应当从研究宋代文化入手。鉴于这些问题层次较深，笔者自知学力有限，实在不敢问津。
注 释
[1][90]宫崎市定：《宋代的煤与铁》，载《东方学》第13辑，东京1957年3月出版。
[2][50][54][132][134][192]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135《欧阳文忠谥议（李清臣）》；卷79《王沂公祠堂记（刘敞）》；卷79《吴郡州学六经阁记（张伯玉）》；卷19《咸平读书堂（陈师道）》；卷15《读书（欧阳修）》；卷108《福州五戒（蔡襄）》。《四部丛刊》本。
[3]吕邦耀编：《续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8景定元年四月己酉"吴潜提举洞霄宫"。中华书局1986年校补本。
[4]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为陈植锷博士论文《北宋文化史述论稿》所作序引），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6][196]钱穆：《理学与艺术》，见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7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4年印行。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9章《宗教之再澄清民族之再融合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
[8]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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