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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燕行录》看18世纪中国北方的市集——兼论中朝文化交流与文化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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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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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来华的朝鲜使团有关人员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这在朝鲜的历史上被统称为《燕行录》。因此，《燕行录》并不是专指某一个朝鲜使团人员来华时的著述，而且，书中文字的长短、卷数的多寡均不受限制。[1]
朝鲜三节年贡使团通常在每年的十月或十一月初从汉阳出发，十二月末以前到达北京。清代朝鲜使团所行路线多利用陆路，沿线所经过的主要城市依次是平壤、义州、鸭绿江、凤凰城、连山关、辽东、沈阳、辽宁、沙河、山海关、通州、北京，等等。总路程在3100里左右，途中约需50～60天左右。这样，整个旅程、包括在北京的日子约需5个月左右。他们在北京的驻留时间一般可在60天左右。朝鲜使团人员以私人身份与中国官员、学者甚至西方传教士进行接触，并可游览书肆以及名胜古迹。
朝鲜王朝所派遣的来华使臣，回国后往往要由国王召见，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必须将途中的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使团中的其他人员也私撰有关出使中国的记闻，它们多是用汉文写成，也有个别是用谚文（即朝鲜文）写作的。这一系列记录朝鲜使团成员沿路见闻的著作，即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各个时期的《燕行录》。
《燕行录》是一系列关于燕京之行的书的总称，因而具有体裁多样、作者层次广、年代跨度大的特点。其体裁有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其作者包括朝鲜派往中国的正、副使、书状官，以及使节团中一般的随员，著名的学者有朴趾源、李德懋、洪大容、柳得恭等，这些人同时也是朝鲜历史上“北学派”的著名人物。最早的《燕行录》著述的时间开始于崇德二年（1637），目前所能见到的是金宗一写的《沈阳日乘》，而能见到的最晚的著作则是光绪十四年（1888）无名氏的《燕辕日录》。
《燕行录》内容也是十分广泛的，笔者所见到的韩国成均馆大学收藏的《燕行录选集》，除了记载路途、使行人员、贡品和沿路所见的风景外，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有详略各异的记述。尤其对于中国的时政、著名人物、藩属外交、边境贸易、商人市集、士人科举、以及婚丧风俗都是记述较多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的侧重点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朝鲜学者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非常感兴趣。
《燕行录》在内容与时间上都覆盖极广，同时由于是外国人对中国认识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直笔、全面、完整是《燕行录》的最大的优点，也使其成为研究清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况的宝贵资料，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弥补中国史料的不足。
本文采用的《燕行录》是由韩国成均馆大学1962年编纂的《燕行录选集》本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朴趾源的《热河日记》，《选集》本所包含的30种《燕行录》与《热河日记》基本上已经包含了在各个时期影响较大的各种《燕行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一、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与市集文化
18世纪正是中国商业最为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市集亦呈现了一派繁荣景象。
清代北方市集的发展，以北京、通州最具代表性。全国的中心城市北京在18世纪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市集也向专门化、多元化发展，而且从正月到腊月几乎隔不几天就有各种庙市举办，大大扩充了市集所占据的地域。
北京的“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药铺、洋货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及也”[2]。
清人鲍西冈鉁的《春游词》就生动描绘了当时琉璃厂的游人杂沓，北京市民在正月逛厂时的情景。
“料丝羊角灿成行，簇帛堆纱锦绣装。岁岁灯棚变新式，鳌山结撰到西洋。”
“像生花草捻泥人，鼓板笙萧小店陈。风景不殊吴语杂，勾人情绪武邱春。”[3]描绘了琉璃厂中来自各地的各种商品云集、热闹繁华的景象。
华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通州，市集发展得也非常成熟，既有位于城市中的固定的市场，如米市、柴市、猪市、牛市、鱼市、南北果市、骡马市、菜市、猪市、草市、骡马市、钱市；也有城郊固定地点的定期的集市，如州东关集场、州北关集场、张家湾集场、燕郊集场、宏仁桥集场、西仪集集场、墎城内集场、永乐店集场、马头店集场、牛堡屯集场、于家务集场。[4]
朝鲜使臣及学者们所撰写的《燕行录》中也有大量直观描写中国18世纪生机勃勃的市集的文字。他们对路过的中国市集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由于特别注意观察和记录风俗民情，希望从中看到中国真实的社会面貌，他们差不多是有闻必录的，提供了不少中国人习为不察的社会生活史料。
根据大多三节年贡使团的行程安排，从朝鲜的王都平壤出发后，在义州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的领土，来到了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国门——栅门。栅门这个边境小城“左右市廛连互辉耀，皆雕窗绮户，画栋朱栏，碧榜金扁，所居物皆内地奇货”。因而使臣们感叹：“边门僻奥之地，乃有精鉴雅识也。”认为栅门的“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5]
对于接下来沿路所经过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村镇，使臣们都以极大热情来描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18世纪中国北方的辽东以及华北地区的市集的情况。
在这些记载中，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多侧重于市集的繁华富丽，人潮如织，反映出了18世纪中国北方城市经济的极大发展，如沈阳的街市，“毂击肩磨，热闹如海。市廛夹道，彩阁雕窗，金扁碧榜，货宝财贿冲牣其中，坐市者皆面皮白净、衣帽鲜丽”[6]。
在旧辽东城，朝鲜使臣及学者们看到“人物市户之盛，倍于凤城，两边列肆，百货堆积，门植木牌，高为三四丈，各镌物名及姓氏居住堂号，填以金碧，酒楼则悬蜡瓶，典当铺则揭画钱，其余汤饵饼面之肆亦皆刻样垂帘，雕窗绮栏，炫耀人目。”[7]
还有一部分朝鲜使团是直接到热河去觐见清朝皇帝的，因此《燕行录》中也记载了热河的街市：“闾井栉比，商贾辐凑，酒旗茶旌，十里辉映，弹吹之声，撤宵不休。康熙间万家，今为数倍，不待四方之征召，已藏数万精甲，亦可谓富且庶矣。”[8]
在北方物资交流的重镇——通州，朝鲜使臣和学者们感叹“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巨舶十万艘皆画龙”[9]，同时也描绘了通州城以及城中市集的繁盛：
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通州。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下船登岸，车马塞路不可行。既入东门，至西门五里之间，独轮车数万，填塞无回旋处。遂下马，入一铺中。其瑰丽繁富，已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艰穿条路，寸寸前进。市门之扁曰“万艘云集”，大街上建二檐高楼，题曰“声闻九天”。[10]
街路之上，往来行人及商胡之驱车乘马者，填街溢巷，肩摩毂击，市肆丰侈，杂货云委，处处旗牌，左右罗列。如绒裘、袜、红帽子、书、瓷器、米、谷、羊、猪、葱、白菜等，或聚置床上，或积在路边，车运担负，不可尽数。至如壕堑之深广，城壁之坚致，楼榭台观之壮观，署宇仓社敞之宏大，非如沈阳之比，真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11]
与大城市相比，乡镇的市集就显得简陋得多，但是也突出地表现在商品种类繁多，物资的极大丰富上。例如使团必经的一驿站新民屯，也是“市肆之繁华宛如都邑，鱼肉成林，绫帛如山”[12]。
而朴趾源（1737～1805，乾隆四十五年随朝鲜使团到中国）所见到的闾阳市日，更是“百货凑集，车马填咽”[13]。
金景善（1788～？，道光十二年作为朝鲜使团的书状官使清）在路过沙流河的时候，“适值市日，种种货物，夹路开肆，趋市者率多骑驴”[14]。
有时候小地方的市集也不比大的城镇差，朴思浩便记载说：“玉田小城也，然市肆扑地，楼阁如画，稳籍富丽，似胜于蓟州。”[15]
《燕行录》的作者无论是正副使、书状官还是使团中的随员，多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份子，因此他们都以极大的兴趣去了解中国的文化，而北京城中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琉璃厂书市就成了使臣们最最喜欢的场所，着重记载了琉璃厂景象的就有包括《热河日记》在内的六种《燕行录》，而且在他们的目录中有不少以“琉璃厂”为名，如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的《琉璃厂》、朴思浩《心田稿》的《琉璃厂记》、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三的《琉璃厂记》等等，先列举一二：
厂外皆廛铺，货宝沸溢。书册铺最大者曰文粹堂、五柳居、先月楼、名盛堂，天下举人，海内知名之士多寓是中。[16]
市中多书籍碑版鼎彝古董，凡器玩杂物为商者多南川秀才应第求官者，故游其市者，往往有名士。盖一市长可五里，虽其楼栏之豪侈不及他市，珍怪奇巧充溢，罗积位置，古雅遵道，徐步如入波斯宝市，只见其环然灿然而已，终日行不能鉴赏一物也，书肆有七，三壁周设悬架为十数层，牙签整秩每套有标纸，量一肆之书已不下数万卷，仰面良久，不能遍省其标号，而眼已眩昏矣。其鉴铺始入门无不惊疑失色者，其有提纽者周悬于壁，有台架者陈于壁下，大者数三尺，小者四五寸，入其中若有千百分身，从壁牖而窥望恍恍惚惚，良久不能定也。[17]
街头廛房极其侈丽，从奴云此是琉璃厂初入之路，余住脚远望，步步金牌饰以龙头，纱窗绣闱，琼户粉壁，左右玲珑，来往之人如在水中。历入参铺、古玩斋，百队旗旌，无非茶坊酒肆，且当岁时，卖灯之店，尤觉繁华，笔铺墨馆，罗列东西，而书肆之旗，令人心醉目眩，珍宝轫，插架而连屋，青緗锦帙垒兀而堆床，入而观之，未知何书之在何方，似难搜寻得，卷面糊小片白纸，各书某书某帙也。[18]
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琉璃厂百货杂陈、游人如织的景象。朝鲜使臣和学者们记载了琉璃厂书肆中书籍繁多，以及详细的分类、编排、陈列，体现了18世纪的中国文化事业的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朝鲜人虽然在清朝灭明后一直对清政权怀有极其浓重的敌意，但朝鲜使臣到了中国后观察到中国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并没有向夷狄的方向退化，反而是在继承了几千年来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因而对琉璃厂中诸多书籍文物的丰富惊诧不已。
根据《燕行录》中所记述的朝鲜使团沿路所经历的、所见识到的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的内容，我们不难总结出当时市集文化所包含的几个基本内容：
一是市集上的招牌文化。招牌是市集中各个店铺的标识，也是商家招徕顾客的重要手段之一，即便是些小商贩，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也有各自的标识。同时由于当时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市肆中商铺的分类也日益明确，招牌也就日益多样化，因此，在朝鲜使臣记载中我们就可以见到如“诸铺不惟具扁牌字号，遍檐各悬标具以识之，因风飘扬，杂彩灿烂，至行路小商亦各有标号如金钲、竹篦、木柝、小鼓之类，不劳叫呼而闻其声已知其为某买卖也”[19]。
正是因为招牌对商家的重要性，商人们对招牌的制作也是费尽心思的，朝鲜使臣们一路从边境走到京城，对于市集中五彩的招牌不但有自己的认识并且还加以比较。“今行千余里之间所经市铺，若凤城、辽东、盛京、新民屯、小黑山、广宁等处，不无大小奢俭之别，而盛京为最，皆纹窗绣户。夹路酒肆，金碧尤盛，而独怪其金栏绿槛架出檐外，新经夏潦，丹碧不渝。凤城乃东尽头，边门僻奥，更无进步之地，而不特椅桌、廉帷、毡毯、器什、花草俱是创睹，其招牌、认榜竞侈争华，即其观美，浪费不啻千金。盖不若是则卖买不旺，财神不佑。”[20]在学者们看来，这些金碧辉煌的招牌简直就是浪费，而商人[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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