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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燕行录》看18世纪中国北方的市集——兼论中朝文化交流与文化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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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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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却认为招牌是极其重要的，花费千金也值得，这正是一种典型商业的价值观，与学者们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不同的店铺有不同的招牌，而招牌上不同的文字或图画也能反映出不同行业的特点以及特定的文化内涵，如朝鲜使臣们所记，“市铺必高竖牌竿，绸缎、玩好之物皆刻字而标之，或悬旌而记其物名与所产之地，或铺帘挂所卖样子，若银钱铺则挂木银木钱，其他画靴画袜者，靴袜之铺也，盖画眼画妇人画小儿者药铺之表其科也”[21]。“过一铺，挂一面金书‘当’字牌，旁书‘惟军器不当’五字，此典当铺也”[22]。
绅士文人们经常光顾的茶馆酒楼等地，商家自然更是巧费心机，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氛围，如“茶房酒楼立一新碑，碑面画游人争宴饮，豪客竞登临之句，不但文号笔亦好也”[23]。又如店铺门口常常也会悬挂对联，既有迎春求吉的春联，也有意味无穷的杰作，朝鲜使臣金正中对此也是甚为留意，一日他“出门过市肆，见店门贴春帖子云：鸡既鸣矣，可以行则行，日之夕矣，可以止则止。作此诗者其高手乎，自北京至此春榜祝语都是卑俚，惟此一句，节取古人诗文，逊而不迫，马上讽咏，恨不与作者谈吐也”[24]。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也记录了当铺门柱上的对联：“《洪范》九畴先言富，《大学》十章半论财。”[25]
二是市集上的叫卖文化。行商小贩一般都会在街头巷尾大声叫卖，以招徕顾客，在繁华的市集中，商贩或店铺常专门有人负责叫卖，以吸引更多的行人注意。这种原本口语化的、压韵的叫卖声，久而久之便也有了其文化特色。
朝鲜使团虽然大多听不懂中国话，但是，他们出于对中国民俗的兴趣，也记载了一些市集中的叫卖声。例如：
小贾之行于道路者，或高声叫卖，而如卖青布者摇手中小鼓，为人开剃者弹手中铁简，卖油者敲钵。[26]
街市有卖衣铺，盖衣制长短可以通服，故虽富者亦买已制之衣。两人杂立于大街，列各样衣服，一人左执衣领，一人右举衣腰，高声唱卖，则一人辄应声而赞其美，一衣既唱，又举一衣而结之，竟日如是。[27]
衣市必有人双手举之高声唱呼，夸其品格来历，如持裘则曰：“这个皮造的东西，陕西来的”之类，唱毕移置于左。凡一铺新旧服用，千百其数，积如丘陵，终日搬东搬西，唱呼不绝，往往有气竭喉涩，不成声者，其音节清健可笑可听者，行者围立喝彩，唱者越美精神，转为俳优戏，盖诸铺专以聚人为务，聚则必利市也。[28]
市集上的叫卖声不但引来当地的老百姓们驻足围观，而且也同时吸引了朝鲜学者们的注意力。他们明确指出市集上的叫卖是为了“聚人为务，聚则必利市”，说明了市集上的叫卖文化实际上是商业文化的一种，是商贾为了吸引顾客而进行的一种手段。
三是市集上的娱乐文化。市集不光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同时也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文化娱乐的集散地，在中国传统的市集中，以庙会最为有代表性。一般庙会时，说书者、魔术师、武术表演、戏曲艺术、杂技以及医卜、星相之流也都充分地利用此机会，搭棚献艺，这些娱乐项目逐渐成为市集的一部分，也是四面八方的人们赶来集会的目的之一，对于中国的民俗风情，朝鲜人是非常感兴趣的，因而在《燕行录》中，便有很多关于在市集上见到的各种娱乐活动的记载。如朝鲜人在隆福寺庙会所见到的：“缘街而北，左右货物尤盛，有一人独身中立，瞋目奋拳，或戏笑或悲愁，口喃喃不已，数十百人簇拥聚观，往往齐解发笑，投钱如雨，盖呈戏而乞钱者也。”[29]文中所说的这民间艺人应该是说单口相声或者是评书的，从众人“簇拥聚观”、“齐解发笑”到“投钱如雨”可以想见其人说得极为精彩，朝鲜人虽然听不懂，但是观众们的反应也让他对这位民间艺人精彩的技艺印象深刻，把他的所见所闻记在了《燕行录》中。
同样是在隆福寺，这位作者见到“有人设小屋，椅坐于其中，四檐设布帷而褰之八绳在手帷之褰垂惟意也。是时观者环立，其人顾瞻诸人，絮聒良久，忽放绳而垂帷，四面俱蔽，少间忽出人语如少妇婉若之音，明非丈夫声气，少间有二人相语声，少间转相争诘，至欧搏不已，仍闻有老婆呵叱救解或笑语若温诱也，忽有雄暴男子大呼殴打两少妇且啼且语又与老婆喧喝跳荡四人之声一时齐作，男女老幼悲啼怒吼各极其态，听者相顾错愕，莫测其故也，顷之，檐帷忽褰，依旧一人在椅也，观者莫不喝彩，其人益攘臂矜张以索钱也”。
由于对中国民俗风情的好奇，《燕行录》的作者们对18世纪中国北方的市集便有了许多详细的记载，不但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些画面，而且可以解读出市集作为商品交易场所之外的种种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18世纪中国北方的社会生活文化。 二、市集上的中朝文化交流与文化差异
朝鲜使团在使清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以及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使臣们沿路所见所闻、偶遇或有意识的与清朝的士人学子交往交流以及大量购买中国书籍这几种途径进行的，而市集是这三种途径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官方的文化交流有限，希望了解中国深厚文化的随使团来华的朝鲜学者们便倾向于在民间寻找能够交流的方式。市集是一个交流体系，在市集这个人和物都集中的场所，对使臣们的注意力是一大刺激。因此一些来华的朝鲜学者有意识在中国的市集中寻找可以交往的人，所谓的“悲歌屠狗”之人，“岂或有其人隐于屠贩之间，吾未得及见也？”因此，朝鲜学者或直入店铺之中与儒商交流，或与市集上遇到的文人相约笔谈，或就在书肆中与来买书的士人交谈。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也成就了中朝文人之间一段段的“旷世神交”，结成了不少的“海外知己”。
正如朝鲜使团在朝贡的过程中同时顺便进行一些使行贸易一样，使臣们在一路上经过各个市集的时候会对中国的特产及书籍、文化用品产生极大的兴趣。市集上丰富精美的商品不但让他们想购买，同时也让他们了解了在康乾盛世下的中国商品的丰富多样。
朝鲜使臣们喜欢经常去北京以及沿路的各个市集逛逛，他们到市集上往往是为了另外的目的，一方面是可以从中了解中国的民情、风俗，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隐于市中的高人逸士，因此，朝鲜使臣金正中在游琉璃厂时，“所见只是奇玩而已。余自思曰：游于集市无昔时悲歌屠狗之客，岂或有其人隐于屠贩之间，吾未得及见耶，抑时移俗度，实无一个奇伟男子也耶。历览市门春贴，徒以福字为第一祝辞，全没迎春韵语，可知文翰之士如风扫地，何其寥寥也”[30]。
朝鲜的文人们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于是与中国的士人进行交流，进行沟通是最直接的方式。由于朝鲜深受中国文化圈的影响，以至于在15世纪时虽然已经由朝鲜王国第四代国王世宗的主持下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谚文，但是汉字仍然是文人们用以写作的文字。因此，通过笔谈的形式，朝鲜的使臣完全可以和中国的士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同时，他们也有意识地在市集中寻找可以交流的士人，而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更是使得两国人民的友谊得以产生并长存。
为了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朝鲜使团中的文人学者主动到市集中的店铺中与儒商们进行交往、笔谈，其中以北京的琉璃厂最是理想的交流场所。“盖北京诸肆在在皆然，而此厂所储多书籍、碑版、鼎彝、古铜与器玩之稍雅者，故名最著。且其坐贾者，间有南州秀才应第求官者，故游于市者往往有知名之士云。”[31]
朝鲜人金正中在琉璃厂中闲逛之时，见到聚好斋的主人陈嘉贤和其友胡宝书，都是儒生，于是共作笔谈。经过一番长谈，金正中不由得感叹：“屠贩之间得此风人韵士甚幸，况中州文宪在二位身上，岂与昔时悲歌士比乎。”[32]金正中得知胡宝书乃是南宋经学家胡安国的后裔，而朝鲜人在当时仍然认为清朝是蛮夷之邦，清朝入主中原就代表了中华文化的覆灭，因而南宋大学者的后裔身上无疑便承袭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所谓“中州文宪”之所在也。这也是朝鲜使臣更愿意在市集中寻找可以交流的士人，而不是只在清政府中与官员们交往。
朴趾源在抵达盛京之后，“入一收卖古董铺子，铺名艺粟斋。有秀才五人，伴居开铺，皆年少美姿容，约更来斋中夜话，……又入一铺，皆辽地士人新开锦缎铺，铺名歌商楼，共有六人，衣帽鲜华，动止视瞻俱是端吉。又约同会艺粟夜话”[33]。
这些儒商来自中国的各个地方，在经商的同时也不忘读书，因而也能够与朝鲜学者如朴趾源等人惺惺相惜，有共同的语言。经过两个晚上的彻夜长谈后，朴趾源对这些儒商的学问、为人、思乡以及对官场和商场看法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们对坐饮酒、朗颂诗文、抵足而眠，然后又一起赏鉴古玩、写字画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洪大容在其所著的《湛轩燕记》中亦不得不感慨：“渡江以西，庶几遇遗士奇人，访问甚勤，而燕云数千里，南濒海，北界鞑子，风俗椎鲁少文，高者习弓马，下者兢刀锥，至直隶殆甚焉。其读六经，为时文，以秀才称类多自南来者，若抱道自蕴不求人知者，盖有之而无以见焉。”[34]
当然，有时候并不是朝鲜使臣有心地去结识一些中国的士人，中国的一些士人也会主动的与朝鲜的使臣结交，如徐长辅在“琉璃厂书楼抽阅书卷，有一朝士下车而入，揖余做话曰：偶行暂过，幸会幸会，遂相示姓名官乡，方做翰林做事者，余曰：观风上国，偶接清范，岂非萍水之幸欤？一场谈次烂漫，佟乃书示曰：仆方有公干，离馆出城，故再会，恨何可言，相送而罢，道路观者如堵。”[35]朝鲜使臣在服装和语言上与中国人都有不同，因而一般的中国老百姓会对之产生好奇，而中国的士人则大多是以交友的心态来认识这些朝鲜人，一方面是可以多一些外国的朋友，另一方面，在《燕行录》中也有不少的记载，就是一些心怀故明的士人，对一身故国衣冠朝鲜人的亲近心理，他们往往会在私下里试穿朝鲜人的衣服，或者是对着朝鲜人的衣冠落泪，从而与思明的朝鲜人产生一定的共鸣。
洪大容是朝鲜有名的学者，“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写的《湛轩燕记》中，记录了很多他所结识的中国士人，也留下了很多与中国士人笔谈的资料。著名的“洪严之交”便是起自琉璃厂的市集上偶遇，洪大容与严诚二人因之结识后在不断的交流中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湛轩燕记》中记载：“二月初一日，正使稗将李基成为买眼镜往琉璃厂，市中遇二人，仪状极端丽如文人，皆戴眼镜。基成请曰：‘我欲买眼镜，市上无真品，愿买足下所戴。’一人曰：‘何用言买？’即解而与之。基成酬之以价而不受，拂衣而去。基成追问其居，自云‘浙江举人，方僦居于城南干净胡同。’”[36]李基成回到使馆后，便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洪大容，到初三日，洪大容便与李基成一起去干净胡同拜访这两位在市集中遇到的文人，并且与他们越聊越投机，所涉及的内容从王阳明的学术问题、明末清初隐士的情况到婚俗、场戏等，并且开始互通书信，直至洪大容随着朝鲜使团离开中国后，这段友情也没有结束，而是通过以后到北京朝贡的朝鲜使团继续保持着书信的交流。
后来严诚感染疟疾，客死闽中，洪大容在朝鲜知道后，写了一篇悼词，哀悼严诚，并托一位中国朋友把这篇悼词送到了严诚的家乡。当地的士人们知道后，非常感动，赋诗称赞“洪严之交”。乾隆四十八年（1783），洪大容病逝，洪大容的好友朴趾源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严诚家乡的朋友们。而洪、严等人赠答的诗札，也专门编成了《日下题襟集》，以纪念其深厚的感情。这段“洪严之交”称得上是中朝两国文化交流中的佳话，体现了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真挚的友谊。
清代俞蛟所著的《梦厂杂著》中也记载了中韩交往的一段佳话：“友人虞药林，于琉璃厂书肆晤朝鲜使臣。视其貌，清俊不凡，进与语，各不能辨，因以笔墨作问答。自书姓洪，名大荣，号涵斋，曾五举于乡，始登进士，今官翰林。盖其国乡、会试，以诗、古文、经解，分三场，会试不售，仍与秀才同入秋闱，不赴则以诡辩论。科目之难，视中国为尤甚焉。间述其榜后忽委顿，无疾而呻吟床次，朝夕入睡乡，家人强之饮食，未毕，鼾声辄起，阅三月始醒，因又号‘足睡居士’云。药林赠以诗。将归，握手不忍别。逾年复奉使入贡，遍访药林，而药林旋里。”[37]洪大容与虞药林在琉璃厂的市集中偶遇，并且通过笔谈互相交流，不但使洪大容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和风俗，同时我们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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