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以了解到这位朝鲜著名的学者一些经历甚至是逸闻，这将是研究洪大容生平的一条颇有趣味和有意义的史料。
《梦厂杂著》中还继续记载了虞药林与另一位朝鲜使臣李命圭的交往。“又逾年，使臣李命圭号耦山，亦晤药林于书肆。询涵斋近况，则进秩兰台矣。将归之前一日，耦山留赠彩笺、清心丸数事；又出其著《陶情集》索题。冲容和雅，似合乎开元、天宝之风格。所谓取法乎上，得乎中者。”书肆之中遇到李命圭，既了解了洪大容的近况，又结识了一位新的朋友，不但互赠礼品，而且由于均为文人雅士，还作诗相赠。“相传，朝鲜为有殷箕子之后，故其国崇学校，明礼义，絃歌雅化犹有存焉。药林故工书，因作楹句赠之曰：‘快睹綵毫传丽句，偶怀旧雨得新知。’又属其携赠涵斋曰：‘望月三秋梦，挥毫万里情。’余时在座，亦口占七律赠之：‘衔命梯航觐紫宸，风流文采羡词臣。圣朝柔远宣恩渥，荒服输诚入贡频。旧雨新知皆系念，彩笺灵药总宜珍。小明莫向归程赋，计日帆收鸭绿津。’”[38]诗歌中的“旧雨新知”表明中国和朝鲜两国的文人有着长期的交往，而且通过每年到中国来朝贡的朝鲜使团能够一直维系下来，这样的友情是真诚的也是深远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友情的存在，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才能够更加深入，更加广泛。
无论是在路边偶遇还是双方有意识的寻找可以交流和沟通的对象，朝鲜使臣与中国士人之间都能够真诚相待，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学术、风俗、科举、时政、历史等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因而在各个时期或不同的《燕行录》中都大量记载了笔谈的篇章。同样，朝鲜使臣也会跟市集上遇到的贩夫走卒打听一些风俗民情。事实上，使臣们经常利用各种场合，向中国人打听他们关心的问题，各种《燕行录》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记载由于得之于个人，有关资料未必完全准确，但其史料价值不只在于它记录了什么，也在于它记录了当时中国人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的态度。
由于具有与中国同源同质的文化，朝鲜使臣们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也不禁处处留心中国的风俗文化所在，因此，在他们路过或者是游览市集的时候，总是能够从一面牌匾、一些现象甚至是一件商品上得出这样或那样的评语，或是在言语间体现出其价值的取向。但作为外国人，无论两国文化多么的相近，由于各自孕育的土壤不同，也会产生许多差异的。
徐长辅在《蓟山纪程》中提到“北京钱币甚轻，物货翔踊，毫发之利，曲尽无遗，至于剃头、挖耳、洗足、剪爪者，各持器具，叫以自衔”[39]。
又如，“名铺货物虽亲王卿宰如有所欲买者，必带银乘车而至其铺，价亲买，彼人习熟见闻不以为怪。”[40]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朝鲜使臣和学者们就会觉得中国人重利轻礼。他们认为：“朝士之戴珊瑚、蓝玉顶者皆乘锦障宝车，或从以数十骑，下车市中，怀出银包，占择宝品，评陟物价。大抵此处风俗只知一利字，外此廉隅名检不识为何样物，转相慕效，恬不为怪，出于仕宦则入于市廛，故市人与宰相抗礼云。噫，其异矣。”朝鲜人李基宪也说：“琉璃厂有一朝士来坐，探出怀中银，见我国人，颇有羞色，潜给从者，云东邦礼义之见惮于彼辈有如是也。”[41]
朝鲜士人对于显贵之人亲自到市集购物尤其看不惯，“卿士大夫连车骑至寺中，手自拣择市买。……前年，李懋官游此寺，值市日，逢内阁学士嵩贵，自选一狐裘，挈领披拂，口向风吹毫，较身长短，手揣银交易，大骇之。嵩贵者，满洲人，往岁奉敕东出者也，官礼部侍郎、蒙古副都统。我国贫士，家虽乏无尺童者，未尝敢身至场市间，与贾竖辈评物高下，为鄙屑事也，宜其大骇于我人之目。然今吾历访卖买者，皆吴中名士，殊非裨贩驵侩之徒，以游览来者，类多翰林庶吉士，为访亲旧，问讯家乡，兼买器服。其所觅物，类多古董彝鼎，新刻书册、法书名画、朝衣朝珠、香囊眼镜，非可以倩人为皮膜苟艰事，莫若亲手停当为愉快。选择去就之际，亦见其简易质直，而所以中国人人能有精鉴雅赏也。”[42]从士人亲自挑选货品居然能够引申出“中国人人能有精鉴雅赏”，在中国人看来无疑是很牵强的，但是我们从这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中朝两国的士人在文化背景和思想观念上具有极大的差距。
朝鲜一直坚持只有贵族身份的“两班”才能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国家的官员。类似于“宰相之子做市井，市井之子做宰相，尝见陈希曾之祖世爵家状，以为世爵，以世官之子，家事聊落，即贸于燕齐闽越之间，资屡钜万，其子道中进士，资至资政大夫，道中称述其执契殖货之才，次无遗，若榆杨者，然俗之贱名检即此可见。”[43]在朝鲜王国就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了。
三、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的辐射影响
1．盛世的掠影——朝鲜学者看中国的市集
朝鲜使臣和学者们对沿路及北京的市集进行的描述与评论，使他们不光看到了中国市集的繁华，而且注意到了与市集相关的民俗和文化以及市集繁荣背后的一些社会问题，并在《燕行录》中达表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即以外来者的眼光对中国社会及文化作出宝贵的评价。
18世纪中国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文化繁荣。朝鲜的使臣在看到中国的繁荣市貌时，与他们所想象的在“夷狄”统治下的国家完全不一样，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在客观上肯定了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报国寺庙会：“廛铺罗列，车马闹热，不独市日为然也。余谓《史记》苏秦说齐王曰‘临淄之道，车毂击，人肩摩，挥汗成雨，连袂成帷’，始以为过矣，今观于九门，信然，诸寺如报国、隆福，皆如九街，然后益知古人言语文字，不为虚辞夸炫也。列国之时，日寻干戈，而都邑之富庶能若彼，况昇平天子之都乎？”[44]
18世纪中国经济繁荣的状况，往往令朝鲜使臣和学者们难以置信，这在《燕行录》中有着大量的记载，如朝鲜使臣和学者们在琉璃厂所见，“文房之宝，簪缨之珍，椅桌之妙，虽终日繙阅，无以遍地。同行一译执宝石二枚，问其价，则答银八百两，译目瞠口不敢问他物而走。故朝鲜人卖买者甚罕，所买者零零琐琐价歇而无用者。厂人指物之贱而歇者曰：朝鲜件，甚矣，吾东人不识羞耻也。今胡俗朝衣则颈挂念珠，故谓之朝珠，于阁老敏中籍家朝珠四个，价银三万七千万两云。”[45]
在朝鲜使臣和学者们最爱去的琉璃厂集市中，不但书籍等商品众多，而且价格不菲，“一铺之储已不知为几万卷，屋凡两重或三四重，而每室三壁周设悬架，架凡十数层，每层庋书，卷秩齐整，每套皆有标纸，俯仰视之，不可领略，其都录见之，则亦多不闻不见之书，看到未半，眼已眩昏。噫，此夹路诸肆不知几千百，其货物工费亦不知为几巨万，则皆是奇技淫巧，非民生日用之不可无者，中国之侈风良足可慨，而以若许多物件尚有交易之利，亦可见中国之大也。”[46]商品众多，价格昂贵，而商人们在其中还有利可图，可见当时市场上的购买力是很强的，这也许与北京聚集了许多达官贵族有关，但也很明显是在升平之世才会出现的繁荣景象。
不但大城市中百货充盈，就是在小地方，商品贸易也是十分发达的，如中前所的前屯卫就“闾里市井甚盛，而是日即场市也。趋市者多骑驴乘车，可谓肩摩毂击，而夹路货肆爤开如橘柚枣梨之属，皆非土产，而亦充牣其中，中国懋（贸）迁之利，此足可验”[47]。足可见中国之盛了。
18世纪的中国商品种类繁多，各种奢侈品层出不穷。例如，洪大容在琉璃厂见到“诸铺不知其几千百廛，其货物工费不知其几巨万财，而求诸民生养生送死之不可缺者无一焉，只是奇伎淫巧奢华丧志之具而已，奇物兹多，士风日荡，中国所以不振可慨也”。同时，他还注意到“京城诸市往往以纸造车马人物为小儿戏具，皆随手粉碎，不直一文，犹列肆见售。”不禁评价道：“俗尚之浮侈也。”而店铺前为了吸引行人注目的招牌幌子，“凡在通衢十字路口多设酒楼夹道相望，皆架出檐外，栏槛环丽，但上雨旁风，一经夏潦，必不免重修，虽其财力之丰足，苟悦目下不惜糜费亦不可晓也”[48]。
这种浮侈的景象令朝鲜使臣和学者们常常感慨不已，但是对于所谓的盛世景象，一些朝鲜的学者并没有被眼前的繁盛所迷惑，而是有自己的看法：“市肆所售一砚之值至或百金，噫，天下有事则珠玉宛转而不收，海内升平则瓦砾埋没而必采，富贵者适然取视，则贫贱者努目收藏，清赏者偶一摩挲，则椎卤者茧足奔趋，于是乎锄犁所起，钩罾所登，尸气所渍，纷然为宝于天下，天下珍玩之心又苦矣。”[49]
同时，他们还指出清朝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对中国社会的危害：“货物工费不知其几巨万财，而求诸民生养生送死之不可缺者无一焉，只是奇伎淫巧奢华丧志之具而已，奇物兹多，士风日荡，中国所以不振可慨也。”[50]洪大容在市集上看到“剃头者以扁担担两圆桶，外施杂彩，桶中削刀大小箟洗盆及炉罐温水之具无不备，挖耳垢刮足核，凡漉削簿技，猥琐械器无不具，其甘为人役，不惮卑屑如此”。也不由得感慨“中国升平之久，民物繁庶，生理之苦艰可想也”[51]。
18世纪的中国正是所谓的康乾盛世，而冷眼旁观的朝鲜学者们却从市集上充斥的种类繁多的奢侈品中看到了“中国所以不振”的一个较为深层次的原因。
2．“力学中国”——燕京之行对朝鲜北学派的影响
18世纪随着朝鲜使团到中国访问的有不少是朝鲜著名的学者，如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柳得恭、李德懋等。他们的身份虽然不同，但其有关《燕行录》的著作确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所谓“适燕者多纪其行，而三家最著，稼斋金氏、湛轩洪氏、燕巖朴氏也。以史例则稼近于编年，而平实条畅，洪沿乎纪事，而典雅缜密，朴类夫立传，而贍丽宏博，皆自成一家，而各擅其长。”[52]其中湛轩洪氏和燕巖朴氏指的就是洪大容和朴趾源，他们分别著作的《湛轩燕记》和《热河日记》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都是非常有影响的。
18世纪的中国到处呈现一片盛世景象，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朝鲜王国，已开始由盛转衰，政治混乱，经济凋敝，人民贫困。因此，这些随使团访问中国的朝鲜学者通过亲眼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以及与中国士人进行交往中，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都一定的了解，因而积极主张改革朝鲜时弊、对外开放。当时李朝的士人自称“小中华”，主张“尊明攘夷”，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等经过访问中国，对中国的繁荣有了深入的认识，他们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因此回国后批判了朝鲜士人的这些陈腐鄙陋的观点，主张学习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力主“北学中国”，进而改革朝鲜的政治、经济、文化。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影响深远的“北学派”，并对朝鲜“实学派”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学派”以利用厚生、北学中国的实学思想为中心，北学派史学思想是朝鲜思想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与它之前的实学以及性理学思想有批判继承关系。一方面，朝鲜半岛实学与中国实学思想有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北学派的的主要思想家都曾到中国考察过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并同中国学者笔谈切磋，交流思想，他们受中国的影响是无疑的。而且北学派实学活跃的时期，正值中国的“康乾盛世”。通过两国的使节交往，中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明显地影响着朝鲜，北学派实学社会改革、利用厚生的思想在这些条件下日益成熟。同时，在北学派实学家的著作中，引用了不少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戴震、章学诚、毛奇龄、梅文鼎、袁枚等人的社会改革思想，可见北学派实学是受了中国学者，特别是明清实学思想的启发和影响的。
北学派学者之一的朴趾源“看到中国‘吴中名士’、‘翰林庶吉士’在‘场市间’来往穿梭，‘精鉴雅赏’。相比之下，李朝‘贫士家虽乏无尺童者，未尝敢身至场市间。与贾竖辈评物高下为鄙屑事’。所以造成了工商业落后，封闭，不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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