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政治学著作，而不是历史学著作，这是先秦至两汉众多学者一致的正确看法。东汉之后尤其近代以来，在古文经学及疑古思潮的鼓动下，学者多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实际上，以《春秋》为历史学著作说的种种理由均不能成立，《春秋》的性质为政治学著作，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不容置疑。正确认识《春秋》的性质有助于人们有效地利用《春秋》及相关材料从事史学研究，同时也有益于我们摒弃误解，树立正确的史学观。
关键词：《春秋》；性质；经古文学；经今文学；“古史辨”派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正确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错误地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正确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二、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三、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实际上， “亦经亦史”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不妨先对之略加分析以见其不妥。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1]（第317页）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1]（第269—270页）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和论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二：首先，“经史不分”之说不符合古代经史关系的实际。关于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论“经”和“史”》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有力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事实，故而毋庸今人置喙。[2]（第292—305页）其次，一部论著的性质是恒定不变的，而属于学科分化的经史之分则是一个动态过程，两者不宜混为一谈。由于经、史的区别是本质性的，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当然也不存在某种中间过渡形态。这样说来，“亦经亦史”说实际上等于取消、而不是解决了《春秋》性质问题，无怪乎自产生以来和者寥寥。与此不同，以《春秋》为史学著作的错误看法，却由于牵涉到一些史实和理论的辨析而情况复杂；加之此说出自著名学者之口，因而长期以来对之鲜有质疑者。由于今人的误解多系盲从前贤所致，所以首先对传统诸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错误加以分析辩驳，无疑是我们正确认识《春秋》性质的钤键所在。
一、三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驳议
1、古文经学家《春秋》性质说驳议
“《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始作俑者是晋代古文经学家杜预。[1]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杜预认为，《春秋》是孔子有感于当时史官失职，史书记载失实而修成的史学著作；《春秋》的体例与材料采自鲁国旧史，思想则沿袭源自周公。这种说法等于否认了孟、荀以来许多学者关于《春秋》政治思想的表述，而为后世种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开启了先河。皮锡瑞曾在《经学历史》中批驳了杜氏上述观点，并将之概括为“经承旧史”四字。[3]（ 第3页）徐复观先生也曾就此批评说：“《春秋》之所以入于六经，是因孔子从鲁史中取其义。离开孔子所取之义，则只能算是历史中的材料而不能算是经。乃有人要越过孔子以求周公的史法，真可谓昧于经之所以为经的本原。”[4]（第30页）
古文经学家之所以主张《春秋》为历史学著作，与两汉经今古文间的门户之争有直接关系。东汉以后，随着今文经学以神学化而流于荒诞，并最终走向衰微，古文经学取得了一统天下的地位。杜预的“经承旧史”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不啻如此，传统执《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者如刘知几、王安石、欧阳修、章学诚等人的相关学说中都不同程度上存在杜预“经承旧史”说的影子。由于古文经学的影响自两汉之后绵延近两千年，以至于除了历史上的一些特殊时期之外，人们普遍遗忘了一个基本常识：即今文经学关于《春秋》的解释中实际上包含不少合理内容，单凭古文经学家的一面之词来判定《春秋》的性质势必有偏信则暗之虞。总之，尽管传统古文经学家的《春秋》性质观流传久远，也因此误人最深，但由于它纯属经学家门户之见和相互攻讦的产物，因而不足为训。
2、“古史辨”派“《春秋》为史学著作”说驳议
与传统古文经学家有所不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钱玄同、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率先试图通过“超经学的方法”研究《春秋》的性质。[2]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时代大潮中，顾、钱二人鼓吹“疑古辨伪”，对《春秋》的性质进行了热烈讨论，最终得出“《春秋》为史学著作”的错误结论。
从1921年开始，顾颉刚、钱玄同相继在《论孔子删述<六经>及战国著作伪书书》、《答顾颉刚先生书》、《论<春秋>性质书》以及《答书》等文中对《春秋》的性质进行了讨论。顾、钱二人敏锐地认识到：前人之所以视《春秋》为经，是因为他们认为其中蕴涵着作者孔子的“微言大义”；但如果能证明《春秋》根本与孔子无关的话，则《春秋》为经之说就势必不能成立，而《春秋》为史学著作的看法也就顺理成章了。用钱玄同的话来说：“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春秋》乃是一种极幼稚的历史,‘断烂朝报’跟‘流水帐薄’两个比喻实在确当之至。”[5]（第278—280页）为证明孔子不作《春秋》，顾颉刚曾提出六项证据对其加以支持，关于这些证据的反驳，笔者已在有关文章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兹不赘言。[6]值得指出的是，赵生群先生经过考察之后，也对这些证据的可靠性予以否定，并且指出：“（这些证据）当然就不足以否定孔子作《春秋》这一事实。”[7]（第1－2页）这与笔者的结论相一致。由此可见，“古史辨”派的“孔子不作《春秋》”之说无以自圆其说，而他们以《春秋》为史学著作的结论也是不能成立。
尽管如此，有赖于“古史辨”派在20世纪初期学术界一度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们的上述错误结论仍被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奉为圭臬。一部多年以来深得赞誉的史学史著作就将《春秋》视为早期的编年史著作，并说：“关于古代的史学，以孟子说得最多。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怀疑到《春秋》这部书与孟子学派有点瓜葛。……在这里，我们发现作《左传》的人与作《孟子》的人见解也是一致的。他们都要求有一个不畏强御的史官如董狐、南史之类。同时希望孔子能作一部《春秋》，也是书法不隐的。于是把一部断烂朝报的鲁史，拿来穿凿附会，说成是孔子的书法。”[8]（第39－40页）细绎文义便不难看出，上述说法正由“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论衍变而来无疑。
“古史辨”派《春秋》性质研究何以会陷入误区？对此至少应从两方面加以认识：首先，反封建时代思潮对“古史辨”派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干扰。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热潮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封建主义的权威联系在一起。承认儒家文献——尤其是《春秋》——的政治学内涵，岂不是有为封建主义卫道的嫌疑？以讨论《春秋》性质为凭借，进而否定其政治权威便成为时代赋予“古史辨”派学者的政治使命，政治上的进步便以学术的形式得到表现，“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结论遂应运而生。 另外，经学背景也对“古史辨”派学者发生了消极影响。由于顾颉刚、钱玄同等人都有复杂的今古文经学背景，二人虽多次鼓吹“超越经学”，但实际结果却往往是出此入彼，门户之见并未脱尽，这对他们学术工作的消极影响是不难想象的。
3、当代史学家“调和说”驳议
在当代众多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可以看到第三种“《春秋》为史学著作”的观点：“《春秋》是孔子所作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这种观点将古文经学家与“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说加以调停糅合，试图以此使得传统的“《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获得新生，因此可称为“调和说”。
调和说的提倡者多为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者。李宗侗认为：“孔子因鲁史旧文而作《春秋》，信矣”，[9]（第17页）“真正有系统的古史，现存者当以《春秋》为首”。[9]（第16页）金毓黼说：“孔子之修《春秋》，实为整齐官府之旧典，以下之于庶人，并以所创之义法，开后世私家撰史之风。”[10]（第39页）白寿彝先生认为《春秋》系孔子所修，并说：“《春秋经》为后来的编年史作出了略具雏形的开端，还不能够建成编年史的体制。但它标志了私人著述的出现，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有利于此后历史著作进一步发展的。”[11]（第26页）另外如仓修良、王树民、宋衍申、瞿林东、陈其泰等人均持相同看法。
调和说的观点可归纳如下：首先，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调和说”视为对顾、钱等人观点的修正也未尝不可。其次，认为《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孔子则是中国的“史学之父”或“史学之祖”。有学者认为：正如希罗多德是希腊史学之父一样，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13]有学者则说：“当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出他的《希波战争史》时，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经问世30多年了。”[14]还有学者主张：“我国学术界曾把司马迁誉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父’，我认为孔子可称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祖。”[15]实际上，凡此种种说法中无不充斥着误解，只可惜学者的理性每每为热情所蒙蔽，以致陷入为古人争讼的怪圈而习焉不察。再者，“调和论”者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不仅存在，同时正是《春秋》之所以为史学著作的关键。有作者这样评论说：“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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