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有關《曾子立孝》篇主旨的認識歸納起來：一是以《曾子立孝》篇為“言人子事親之禮”，如吴澄；二是以為《曾子立孝》篇言“人子事親”，也就是“立孝”之要在於“忠與禮”、“愛”與“敬”，如盧辯、王聘珍、阮元。這是主流的看法。

不過，盧辯提出“不可以己能而責人之不能，況以所不能”，阮元以“恕”釋“忠”，黄震以為“‘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皆世俗委曲之語”也頗值得注意。

對於竹書《內禮》篇的主旨，整理者李朝遠没有專門討論，只是在比較簡文“故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不與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時指出：“《大戴禮記·曾子立孝》中有類似的句式，但無此句，僅記‘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者，簡文中的‘為人君’、‘為人父’、‘為人兄’句，文獻失載，且君臣、父子、兄弟的順序也不同於現存文獻。簡文更體現了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兄兄、弟弟’的思想。”[21]

曹建敦對竹書《內禮》篇的主旨則作了著力闡發，他說：“本簡首句統領以下簡文，主要闡述立孝之本在與愛和豊。……簡文強調君子立孝须發自內心的真情和外在行为符合禮的规范，愛和豊二者具備，則孝道立。下簡文二、三、四、五、六可與今本《大戴禮記》內容相互對讀，二者語句順序略有差異。文意指不以己所不能而責人所不能，強調孝道在於身體力行，重在踐履，以行教化之道。[22]這可視為對盧辯注的發揮。所謂“主要闡述立孝之本在於愛和豊”，“強調君子立孝须發自內心的真情和外在行为符合禮的规范，愛和豊二者具備，則孝道立”，當本於盧辯“有忠與禮，孝道立”注；所謂“文意指不以己所不能而責人所不能，強調孝道在於身體力行，重在踐履，以行教化之道”，當本於盧辯“不可以己能而責人之不能，況以所不能”注。

由此可知，從《曾子立孝》篇到竹書《內禮》篇，人們已經形成了共識，以為其主旨就是講“人子事親”、“立孝”之要在於“忠與禮”或“愛”與“敬”。

不過，細讀《曾子立孝》篇和竹書《內禮》篇首章的原文，問題並不如此簡單。

《曾子立孝》篇首章以“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開頭，以“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此，亂也”回抱；竹書《內禮》篇以“君子之立孝，愛是用，禮是貴”開頭，以“反是，亂也”收束。其主旨“闡述立孝之本在於愛和豊”是没有問題的。但將“君子立孝”簡單理解成“人子事親”，將“忠與禮”、“愛”與“敬”簡單理解成單向地、只有下對上（子對父、弟對兄、臣對君）的“忠與禮”、“愛”與“敬”就出問題了。所以，嚴格說，“立孝”之“君子”，既包括父，也包括子；既包括兄，也包括弟；既包括君，也包括臣。所謂“忠”，是父子、兄弟、君臣間的互“忠”；所謂“禮”，是父子、兄弟、君臣間的互“禮”；所謂“愛”，是父子、兄弟、君臣間的互“愛”；所謂“敬”，是父子、兄弟、君臣間的互“敬”。這才是“立孝”之本，這才是《曾子立孝》篇和竹書《內禮》篇首章的主旨。我們看看竹書《內禮》篇和《曾子立孝》篇的下文就明白了。

竹書《內禮》篇“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不與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是從為君者的角度講用“愛”貴“禮”以“立孝”。這裡的“使”，顯非一般性的“使”，當指以禮使，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孟子·離婁下》）。簡文是說“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就“不與言人之臣之不能事”。換言之，即“為人君者”，只有“言人之君之能使其臣者”，才能“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就是說，“為人君者”，只有要求“人之君”“能”以禮“使其臣者”，才能去批評“人之臣之不能事”；否則，是没有資格的。前一“言”字，可釋為主張。後一“言”字，可釋為指責。“與”，可訓為“得”。“不與……者”，相當於“不得……的”，等於說“没有……的資格”。因此，簡文可意譯為：作為君主，主張君主可不以禮支使臣子的，就没有指責臣子不以禮服事君主的資格。

簡文“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不與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意思是：“為人臣者”，說“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就不能去說“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其邏輯是：只有說“人之臣”“能事其君者”，才能有資格說“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說“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就没有資格說“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指責别人，要求别人能做到，首先得自己能做到。因此，簡文可意譯為：作為臣子，主張臣子可不以禮服事君主的，就没有指責君主不以禮支使臣子的資格。

簡文“為人父者，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不與言人之子之不孝者”，意思是：“為人父者”，說“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就不能去說“人之子之不孝者”。其邏輯是：只有說“人之父”“能畜子者”，才能有資格說“人之子之不孝者”；說“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就没有資格說“人之子之不孝者”。“人之子”與“人之父”相對。“人之子”不光指“子”，還應包括“女”。同理，“人之父”也不光指“父”，還應包括“母”。因此，簡文可意譯為：作為父母，主張父母可以不善待子女的，就没有指責子女不孝順父母的資格。

簡文“為人子者，言人之子之不孝者,不與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意思是：“為人子者”，說“人之子之不孝者”，就不能去說“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其邏輯是：只有說“人之子”“能孝其父者”，才能有資格說“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說“人之子之不孝者”，就没有資格說“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因此，可意譯為：作為子女，主張子女不孝順父母的，就没有指責父母不能善待子女的資格。

簡文“為人兄者，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不與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者”，是說：作為兄長，主張兄長不能慈愛弟弟的，就没有指責弟弟不能服從兄長的資格。

簡文“為人弟者，言人之弟不能承兄[者，不與言之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是說：作為弟弟，主張弟弟不能服從兄長的，就没有指責兄長不能慈愛弟弟的資格。

單獨看，簡文以上六句是分别要求“為人君者”、“為人臣者”、“為人父者”、“為人子者”、“為人兄者”、“為人弟者”“不可以己能而責人之不能，況以所不能”，強調“立孝”要身體力行，先己後人。但綜合起來，就會發現，簡文“為人君者”與“為人臣者”、“為人父者”與“為人子者”、“為人兄者”與“為人弟者”是相對待的關係：講“為人君者”没有離開“為人臣者”，講“為人臣者”也没有離開“為人君者”；講“為人父者”與“為人子者”、“為人兄者”與“為人弟者”也如是。如果說，簡文只是講下對上（子對父、弟對兄、臣對君）的“忠與禮”、“愛”與“敬”，只是講“人子事親”行孝，就没必要說“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不與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為人父者，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不與言人之子之不孝者”、“為人兄者，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不與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者”，只說“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不與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為人子者，言人之子之不孝者,不與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為人弟者，言人之弟不能承兄[者，不與言之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就夠了。它講“君子之立孝，愛是用，禮是貴”，既要求“為人君者”，又要求“為人臣者”；既要求“為人父者”，也要求“為人子者”；既要求“為人兄者”，也要求“為人弟者”，說明這裡的“愛”就不是下對上（子對父、弟對兄、臣對君）單向的，而是下與上（子與父、弟與兄、臣與君）雙向的、相對待的互“愛”；這裡的“禮”也不是下對上（子對父、弟對兄、臣對君）單向的，而是下與上（子與父、弟與兄、臣與君）雙向的、相對待的互“禮”。

簡文接著說：“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慈弟；與弟言，言承兄。”更是對君、臣、父、子、兄、弟提出了各自“立孝”用“愛”貴“禮”不同的要求。所謂“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是說君臣“立孝”用“愛”貴“禮”是相互的，君要以禮“使臣”，臣也要以禮“事君”。正因為“與君言，言使臣”，所以“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不與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正因為“與臣言，言事君”，所以“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不與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其它如“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等等皆可依此類推。所謂“反此，亂也”，是說違反這種雙向互動、互相對待的“君子立孝”的要求就會“亂”，不是說只要下對上（子對父、弟對兄、臣對君）行孝用“愛”貴“禮”就行了。下對上（子對父、弟對兄、臣對君）用“愛”貴“禮”，但上對下（父對子、兄對弟、君對臣）不用“愛”貴“禮”，依然會“亂”。不然，又怎會有夏桀、商紂呢？

由此看，歷來注家對《曾子立孝》篇主旨的分析是得其小而失其大。宋人黄震說“皆世俗委曲之語”，雖未點透，過於簡單，但庶幾有見，也未可知。 

三  《內禮》與《曾子立孝》的比較 

關於竹書《內禮》篇首章與《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篇首章的異同，李朝遠已作過很好的分析，他說：“《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簡文與此略同，只是簡文的‘人臣’所涵括的是所有的人臣，文獻中所指僅為‘不能事其君’的人臣。文獻所記著重於對未盡子、弟、臣之道者的戒告，簡文所論則是君臣、父子、兄弟之道的通則。簡文是一種規定，具有法則的意義，文獻中的‘不敢’，仍屬於道德的範疇，而且僅限於人子、人弟和人臣，未涉及到人君、人父和人兄，頗有‘為尊者諱’的意涵。” [23]

竹書《內禮》篇首章較之《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篇首章，文字上有增也有減。其意義不大者，在此暫不討論。

首先是竹書《內禮》篇分别提出了對“為人君者”、“為人臣者”、“為人父者”、“為人子者”、“為人兄者”、“為人弟者”先已後人的要求，而《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篇則只有對“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的要求。《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篇不但缺少了對“為人父”、“為人弟”、“為人臣”要求的部分，而且次序也不同，文字也有省略和變通。

其次竹書《內禮》篇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慈弟；與弟言，言承兄”，《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篇則作“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內容完全一樣，但次序不同。

再次竹書《內禮》篇的“反是，亂也”，《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篇則作“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文字有增。

當然，竹書《內禮》篇開頭没有《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篇的“曾子曰”三字，也是值得注意的。下面，在李朝遠說的基礎上，擬分别進行探討。

竹書《內禮》篇的“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不與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為人子者，言人之子之不孝者,不與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為人弟者，言人之弟不能承兄[者，不與言之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可以與《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篇的“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分别對應，但“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不與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為人父者，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不與言人之子之不孝者”、“為人兄者，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不與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者”則為《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篇所無。

李朝遠認為：“簡文中的‘為人君’、‘為人父’、‘為人兄’句，文獻失載。”[24]其說是。按道理來說，《曾子立孝》篇既然有“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得有與其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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