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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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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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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辨伪专著也不断问世，较著名的有黄云眉于30年代初撰写的《古今伪书考补证》（1932年版，1959年、1964年均再版，齐鲁书社1980年重排），对清人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以及顾实、姚名达等人对该书的考辨给予补正。30年代末，张心澂《伪书通考》一书问世。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辨伪论著。它以书名为纲，将诸儒辨伪该书之说列其下，引文均注明出处，编者案语则列于各说之末，考证内容相当丰富，也颇便查阅。初版时，全书收录考辨之书1059种，50年代修订再版，又增加45种，共1104种，是目前所见包罗最丰富，也是最完备的一部综合性辨伪工具书。
在辨伪论文方面，《古史辨》中收录的350 篇文章不少是有创见的高论，如第1册中收录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论伪史例书》、 《论〈通考〉对于辨伪之功绩书》、《论伪史及〈辨伪丛刊〉》等；还有胡适《嘱点读〈伪书考〉书》，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等。其他有杨鸿烈《中国伪书的研究》（《史地新论》第25—42页，又见《晨报》1924年7月16、17、18日）， 高本汉（瑞典）《中国古书的真伪》（《左传真伪考及其他》）、《论考证中国古书真伪之方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卷3期，1931年4月）， 普暄《古书多伪之原因》（《女师学院期刊》4卷1—2期合刊，1937年6月），卫聚贤《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跋〉》（北大《国学月刊》1卷7期，1927年10月）、《金縢辨伪》（北大《国学月报》2卷2期，1929年12月）；献玖《〈竹书纪年〉真伪辨》（《史地丛刊》2卷2期，1923年4月）， 孙海波《〈国语〉真伪考》（《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12月），蒋善国《〈尚书〉的真伪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3卷3期，1936年7月），孙海波《〈国语〉真伪续考》（《文哲月刊》1卷10期，1937年1月）等等。
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仅对古书古史进行考辨，对近代一些史料也注意考辨其真伪。如罗尔纲于1934年秋在《大公报》上发表《读太平天国诗文钞》，对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诗文钞》一书中伪诗文进行了考辨，提出了对太平天国史料的辨伪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后柳亚子承认“世所传石达开诗什九是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鼓吹革命时假造以供激发民气之用的”。胡怀琛也在上海《时事新报》承认自己为了反对清朝，鼓吹革命而捏造一个太平天国叫黄公俊的人写的诗文，证实了“太平天国文献赝品之多，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清末一些宣传革命的人伪托太平天国文献来鼓吹革命之用”（罗尔纲：《〈太平天国诗文钞〉订伪》，《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6 页）。这种作伪动机虽不坏，但如不弄清，则会造成史料史实的更大混乱。
二、中国文献辨伪学的缓慢发展
3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是中国文献辨伪学步履维艰、进展缓慢时期。
30年代末，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大片领土沦丧，学者相对集中的院校、研究所、图书馆搬迁流离，典籍文献或遭损失，或被封存，战乱中学者们也难以安下心来考辨古书古史真伪。而自50年代起，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特别是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运动，胡适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被批判为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方法，是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服务，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古史辨”派虽与之“划清界线”，但仍不免受到牵连，遭到批判。且辨伪又易涉嫌“影射”、“恶攻”，学者们视辨伪为畏途。特别是在“建国初期，批判胡适、傅斯年等人把历史学归结为史料学的错误观点”中，“未能正确阐明史料工作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一部分史学工作者产生了轻视史料整理和历史考据的倾向”（林甘泉：《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这一时期，考据辨伪几乎成了一项无人问津的工作，辨伪学术成果寥寥无几。到了“文革”时期，学者动辄得咎，更不敢涉足辨伪，文献辨伪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但是，在这一时期辨伪学也并非完全没有发展，值得一提的是50年代对《李秀成自述》和60年代对《兰亭序》的辨伪。
（一）《李秀成自述》辨伪
自50年代起，《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再次热闹起来，因为它牵涉到李秀成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无耻叛徒，牵涉太平天国起义的声誉问题。而50年代，正是把农民起义作为印证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历史发展动力而格外受到史学界重视之时，因而《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也就自然受到了注目。
早在40年代，罗尔纲得到广西通志馆从曾国藩后人家中抄录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和其部分照片之后，就着手对它进行考辨。他从《自述原稿》的笔迹、词汇、用词、语气和内容等诸方面进行了长期认真考辨，确认它是李秀成被俘后的亲笔供词。195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辨伪专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他认为李秀成写《自述》是故意“谀敌伪降”，是李秀成设下的“缓兵苦肉计”，因此丝毫无损李秀成的光辉形象。在5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中，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47年第1版至1962年第9版）都仍把李秀成誉为“民族英雄”、“伟大的英雄”（第425、424页）。他认为“李秀成表示向曾国藩投降，自然不是像反动统治者所说的‘宛转求生，乞贷一命’；而是想争取曾国藩的庇护，保存数十万太平军残余革命力量，逐渐分化曾国藩与满清的关系，等待时机到来，再度进行反满反外国侵略”（第150页），因而书中盛赞李秀成“对太平革命事业无比的忠贞和高度的勇敢”，“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第150页）。
但到1956年，《华东师大学报》第4期发表年子敏、 束世澂的文章《关于忠王自供原稿真伪问题商榷》，称经过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笔迹研究专家鉴定，《李秀成自述原稿》非李秀成的笔迹，从而作出了《自述原稿》乃曾国藩伪造的论断。此说一出，就引发了一场关于《自述》真伪的大论战。其中有金毓黻《关于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再商榷》（《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景珩《关于李秀成自传真伪问题的商榷》（《光明日报》1956年12月20日），丁云青《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是曾国藩等所伪造的么？》（《文史哲》1957年第3、4期），孙观圻《关于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郑鹤声《忠王李秀成自传真伪问题商榷》（《文史哲》1957年第4 期）等。罗尔纲又写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忠王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两文，收入他编写的《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一书中。对这场争论，《人民日报》1957年2 月以《对“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争论》为题作了介绍。罗尔纲还就流传的太平天国的一些史料进行了考辨，并汇编成《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
然而到了1963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在台湾将《李秀成自述原稿》全部影印公布，《自述原稿》为李秀成亲笔似已不容置疑。就在这一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4 期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提出《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李秀成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不应当作英雄歌颂。此文获得毛泽东赞赏。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戚文， 不久又转载了罗尔纲发表在《历史研究》第4期的《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一文， 从而再次引发了对李秀成评论的争议。戚本禹提出“忠王”不忠，李秀成是叛徒；罗尔纲则认为戚文“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认为“李秀成没有投降”，《自述》是李秀成设计的“一条苦肉缓兵计”。史学界为此展开争论。由于政治原因，李秀成是叛徒的观点占压倒多数，自1964年下半年至“文革”前，各大报刊先后发表近300篇文章。“文革”中， 李秀成被打翻在地，斥之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败类，持异议的学者则被扣上“为叛徒开脱罪责”，“美化叛徒”，“为叛徒辩护”的帽子，遭到了残酷迫害。
（二）《兰亭序》辨伪
《兰亭序》历来被认为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文和字，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1965年在南京郊外出土的两座东晋墓志铭，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1965年6月10日、11日， 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既非王羲之所作，也非王羲之所书，而是王羲之后人的伪作。此说一出，反响极大。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出《〈兰亭序〉真伪驳议》一文，对郭文指名道姓进行批评，但报纸不敢发表。高将文章寄给章士钊，章将高文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为此给郭沫若写信，认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郭才同意《光明日报》刊登高文。随即郭沫若又写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文物》1965 年第9期），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战。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报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有唐风《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文汇报》1965年8月9日），严北溟《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学术月刊》1965年第8期）等；支持郭沫若观点的有张德钧《申论〈兰亭序〉的真伪》（《光明日报》1965年9月25 日）及启功《〈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光明日报》1965年9月26日）， 龙潜《揭开〈兰亭序贴〉迷信的外衣》（《文物》1965年第10期）， 于硕《〈兰亭序〉并非铁案》（《文物》1965 年第10 期）， 赵万里《从字体上试论〈兰亭序〉的真伪》（《光明日报》1965年11月12日），徐森玉《〈兰亭序〉真伪的我见》（《光明日报》1965年11月12日），张德钧《〈兰亭序〉依托说的补充论辩》（《学术月刊》1965 年第11 期）， 伯炎甫《〈兰亭〉辩伪一得》（《文物》1965年第12期），史树青《从〈萧翼赚兰亭图〉谈到〈兰亭序〉的伪作问题》（《文物》1965年第12期），甄予《〈兰亭序贴〉辩妄举例》（《文物》1965年第12期）等。虽然这场争论并没有得出定论，但确实给沉寂的辨伪学带来一些生气。可惜的是，这场学术论争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文革”所斩断。
五六十年代的这两场辨伪之争，虽然是学术问题，但由于或多或少渗入了政治因素和压力，因而难以畅所欲言，实话实说。
三、新时期中国文献辨伪学的多元发展
自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到本世纪末，是中国文献辨伪学多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辨伪理论进一步深化，方法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宽广，成果空前增多。文献辨伪学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不仅在学科体系上基本定位，而且走上了大学和研究生课堂。可以说，文献辨伪学已进入了繁荣阶段。
文献辨伪学的繁荣来之不易。一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举国上下重视科学文化，知识分子地位提高，使辨伪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宽松的环境；二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中，学者们敢于摆脱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以求实求真的态度考辨典籍文献和史实；三是对于多年来在“左”的路线下，特别是在“文革”中随意歪曲历史、歪曲史料的现象，需要拨乱反正，加重了辨伪学的责任和任务；四是70年代几次重大古文献出土造成的冲击波，使人们不得不对前人的辨伪成果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也为80年代文献辨伪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一）出土文献的冲击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出土文献促进了本世纪初文献辨伪学的发展；那么，70年代几次重大古代文献的出土，又成了80年代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契机。
1971年，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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