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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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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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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价之宝”。大师一锤定音，《诗笺》身价百倍，举凡涉及唐诗、民族文学的书籍、辞典，几乎无一不拨出篇幅予以宣传，甚至还曾入选中小学课本，影响了整整一代人。90年代初，杨镰发表《〈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一文。 他通过精心考辨，艰苦调查，反复取证，终于戳穿了其作伪真相。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郭沫若文章发表之时，有学者如张政烺就曾对郭文提出异议。其中一个理由是《诗笺》中的一些词语如“东家”等是否在唐代已有，如有，是否是“财主”之意。但那时要用人工查询《全唐诗》谈何容易。而当杨镰辨伪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早已将《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编》输入了计算机。因此，杨镰将有疑问的词语“李杜”、“诗坛”、“欣赏”、“东家”等在计算机中进行检索，为《诗笺》真相大白提供了有力证据。
（六）找准学科体系的位置
中国文献辨伪学自本世纪初虽然已基本构建起来，但真正找准自己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还是80年代的事。杨昶在《张舜徽先生辨伪学成就述略》（《华中师大学报》1997年专刊）中认为，这一功劳当属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该文说，梁启超虽然“归纳了辨伪工作的一些理论问题，但在学科上不曾将辨伪的理论与实践归属于某一学问范畴”，而“八十年代初，舜徽先生撰成文献学开山之作《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首次拟定了中国文献学理论的基本构架。书中辟专章研讨辨伪学的诸问题，正式将辨伪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文献学体系。自此以后，不断有多种名称的文献学著作问世，诸书虽在体例、章节上各有异同，但都无一例外地设有‘辨伪’一目，可见舜徽先生有登高一呼，学者认同的魅力”。
查近年出版的各类文献学专著、教材，如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7年版），张家潘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杨燕起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张大可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版）， 洪湛侯著《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都设有“辨伪”或“辨伪学”一目。孙钦善在《中国古文献学史》“绪言”中也指出：“古文献学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解、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可见它是一个成熟的学科。”他也是把辨伪作为文献学分支学科来对待。在此书中，孙钦善系统论述了著名辨伪学家如刘知几、欧阳修、朱熹、胡应麟、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等的辨伪成就，对各代辨伪特点作了精辟分析。如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伪甚于辨伪。至隋及初唐，则信伪甚于辨伪”，“时至中唐，独立思考，质疑辨伪的风气才逐步展开”，“唐代中后期的辨伪，揭开了文献辨伪学在宋代更加广泛、深入发展的序幕”。这些看法，都很有见地。最近，又出了辨伪类新著。如邓瑞全等主编的《中国伪书综考》（黄山出版社1998年版）、杨绪敏著的《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文献辨伪学已成为全国不少高校中文、历史、图书情报等系开设文献学课程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文献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研究的重要课程。有的高校，如西南师大就为中国古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古籍辨伪”课程多年。有的高校，如华中师大还编写了《辨伪学讲义》（杨昶编写，收入《国学知识指要》一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说明在培养辨伪人才上已开始重视学科建设。
四、自成系统的台港文献辨伪
自50年代以来，台、港的典籍文献辨伪，因历史的原因而自成系统地发展着，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辨伪成果。
纵观台湾的文献辨伪研究成果，不少是围绕历史上有真伪争议的典籍进行深入的辨伪考证。如对《尚书》，特别是《古文尚书》的辨伪，自50年代起持久不衰，不仅有对全书的辨伪，也有对某些篇章的辨伪。如罗锦堂《尚书伪孔传辨》（《大陆杂志》17卷12期，1958年12月），屈万里《〈尚书〉中不可尽信的材料》（台湾《新时代》1 卷3 期， 1961年3月），尚逵斋《尚书金縢之谜》（《建设》10卷3期，1961年8月），毛宽伟《尚书金縢疑辨》（《达德学刊》2期，1964年1月），于大成《谈伪古文尚书》（台湾《新生报》1968年7月30日），朱门《古文尚书真伪之辨》（《台湾日报》1971年2月28 日），周凤五《伪古文尚书问题重探》（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4年，屈万里指导），庄雅州《大禹谟辨伪》（《孔孟月刊》17 卷2期，1978 年10 月）， 许锬辉《伪古文泰誓疏证》（《木铎》8 期，1979年12月），朱廷献《泰誓真伪辨》（《孔孟月刊》19卷4期， 1980年12月），饶宗颐《论古文尚书非东晋孔安国所编成》（《选堂集林》上册，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版），钟克豪《尚书伪文丛考》（台北， 1983年撰者印行），朱廷献《尚书金縢 篇考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8卷4期，1985年4月）和《今古文尚书之传授及其伪篇考》（《尚书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对历代学者都认为是伪作的《古文尚书》，也出现了新的观点。如王保德《〈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文坛》124—129 期， 1970 年10月—1971年3月）及《再论〈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建设》26 卷8期—27卷3期，1978年1月—8月）。其他典籍辨伪或研究辨伪学家的论文也见于众多学术刊物之中。如张严《孝经郑注真伪辨疑》（《孝经通识》，台北商务印务馆1970年版），方炫琛《春秋左传刘歆伪作窜乱辨疑》（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周何指导），吴铭能《梁启超的古书辨伪学》（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年，刘纪曜指导）等。
香港的典籍辨伪成果，最令人瞩目的是香港中文大学郑良树编著的《续伪书通考》三巨册（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这是继40年代张心澂《伪书通考》之后又一部集典籍辨伪大成的著作。按该书“凡例”所言，全书搜录的辨伪成果主要有以下4种：1.“散见学报、 学术期刊之辨伪论文”；2.“新刊之古籍，书前、书后涉及辨伪之序、跋”；3.“各专书内涉及辨伪之章节，或著录其书名、作者及主要之结论”；4.“已入《古史辨》而为新、旧版《伪书通考》所未搜及者”。全书编排有序，将辨伪之典籍分为经、史、子、集4部分，每部分又再分类。 如经部又分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经总类、四书类、小学类等9类；而史部则分正史类、编年类、别史类、杂史类、 地理类、史评类等6类。所收辨伪成果，古今、两岸学者的皆有。 如郑樵、朱熹、欧阳修、王应麟、钱大昕、方孝儒、梁启超、余嘉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钱穆、冯友兰、岑仲勉、马叙伦、杨伯峻、屈万里、张岱年等。可以说，是《伪书通考》之后又一次典籍辨伪成果大荟萃、大检阅。该书以编著者的论文《论古籍辨伪学的新趋势》代序，开宗明义就从古籍辨伪与古史辨伪的关系上阐明典籍辨伪的意义。他说：“古籍辨伪学和古史辨伪似乎是双胞胎的孪兄弟。古籍如果是伪造的，书内所载的古史恐怕就有问题；研究古史的虽然未必一定要同时研究古籍。不过，他却不可轻易忽视古籍真伪的问题。所以，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从事古史研究的人，固然不可忽视古籍的真伪；从事古籍辨伪的人，也应知其对古史的影响和震撼力量。”为了方便查阅，该书还附有《〈伪书通考〉正续编考订古籍索引》及《〈伪书通考〉正续编资料索引》。郑良树先生还著有《古籍辨伪学》（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是近些年典籍文献辨伪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他的论文《疑古与复古——论古籍辨伪的方向》（《书目季刊》29卷1期），认为70 年代末期以后，在“古史辨”派学说因大量竹简帛书出土而受到“震撼”时，学术界又存在着“复古”、“回头走”的现象，从而指出：“今天，我们走出‘疑古’的限囿时，更应该讲证据、讲方法、讲理论，在检验及反思‘古史辨’学派诸多说法时，才不会盲目地、情感地回头走。”这种观点无疑对文献辨伪学界是有启迪意义的。
中国文献辨伪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说它年轻，一是因为它作为学科体系，其构建时间并不长；二是随着新资料新方法的问世，还有大量长期悬而未决的真伪问题等待去鉴别；三是伪书伪文还在不断出现，且以更隐蔽、更狡猾的手法欺骗世人。
最后，我想引用《吕氏春秋·慎行·疑似》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以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
只要有“疑似之迹”，就“不可不察”，中国文献辨伪学任重道远，大有可为。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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