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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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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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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墓出土了《晏子春秋》残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孙膑兵法》等残简；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有《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易经》以及阴阳、天文、五行、杂占等10多种12余万字；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了《晏子春秋》、《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文子》、《太公》等8种残简；1975年，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编年纪》、《日书》等10种秦简；1978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了与《孙子》有关的竹简文献等等。
这些简牍帛书的出土之所以震动了学术界，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有历来被怀疑或断言是伪书的《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孙子兵法》等等。这就促使学术界感到有对前人辨伪成果进行重新审视考辨的必要。自70年代末以来，这类辨伪成果很多，主要有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常征《〈穆天子传〉是伪书吗？》（《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2 期），吴光《〈鹖冠子〉非伪书考辨》（《浙江学刊》1983年第4期）， 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周山《〈尹文子〉非伪析》（《学术月刊》1983年第10期），曾旅文《〈鹖冠子〉的真伪及时代》（《青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 杜宝元《〈鹖冠子〉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5 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张丰乾《试论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的关系——兼为〈淮南子〉正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陈克明《略论〈孙膑兵法〉》（《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6期）， 吴九龙《〈晏子春秋〉考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2，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郑良树在《古籍真伪考辨的过去与未来》（《文献》1990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七十年代竹简帛书的出土， 无疑的是辨伪这门学问的试金石……为古籍真伪研究最上乘的第一手资料”，因此，“竹简帛书的出土……同时也将检验千多年古籍真伪研究的成果。”他在对70年代出土的“竹简帛书的检验之后，即知先贤在古籍辨伪的研究上，确实犯有值得重视的缺点”；“在态度上，有些学者感情用事，成见太深，主观太强，以‘每辨必伪’，‘逢书必假’为一逞快之事；在方法上，有些学者过分‘粗心大意’、‘跳级论证’，强不知以为知。”为此，他提出了古籍辨伪应该“在态度上要平实”，“在方法上要严密”，“在论证上要周备”，“在论断上要谨慎”的观点，不失为卓识高论。
由此可知，70年代这几次重大的古文献出土，不仅使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再显身手，而且给今后的辨伪以诸多启示和反思。
（二）辨伪的总结与深入
这一时期不少辨伪成果是对前人辨伪工作的系统总结和研究。孙钦善的《古代辨伪学概述》（《文献》1982年第14—16辑）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篇。该文认为中国古代辨伪历史是“分两条线交错发展的：一条是关于书籍的名称、作者、年代真伪的考辨；一条是关于书籍的内容诸如事实、论说真伪的考辨”。该文还分析了先秦两汉至明清辨伪的分期和特点，总结和评价了中国古代辨伪的成就，创见颇多。以后，他在《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中又有更系统、更详细的阐述。
90年代，对历代某个时期或某位学者辨伪成就的研究成果就更多了。主要有胡可先《汉代辨伪略说》（《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 期），赵光贤《崔述在古史辨伪上的贡献和局限》（《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邵东方《崔述的疑古考信与史学研究》（《学术月刊》1992年第10期）， 耿天勤《刘知几对辨伪的贡献》（《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6期），曾贻芬《朱熹的注释和辨伪》（《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4期），邓瑞《试论阎若璩的治学》（《中国历史文献研究》2，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于语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述》（《南开学报》1994年第5期）， 麻天祥《清代学者对〈鬼谷子〉研究的贡献》（《文献》1996年第3期）， 周明武《顾颉刚疑古辨伪所体现的学格人格略论》（《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6期）， 路新生《崔述与顾颉刚》（《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叶树声《四库馆臣辑佚、辨伪、校勘及其影响》（《古籍研究》1997年第3期），等等。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是针对历史上曾有真伪争议的典籍文献进行重新审视或深入考辨的成果。主要有洪成玉《〈左传〉的作者决不可能是刘歆》（《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刘禾《从语言的运用上看〈列子〉是伪书的补正》（《东北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 徐仁甫《论刘歆作〈左传〉》（《文史》1981年第11辑），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文史》1982年第11辑），詹剑峰《〈商君书〉辨伪》（《争鸣》1982年第3期）， 卢苇菁《〈新修南唐书〉作者考辨》（《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 庞怀靖《论〈后出师表〉非伪作》（《人文杂志》1983年第2期）， 刘重来《关于〈逸周书〉的一桩悬案》（《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骆宾基《〈左传〉为伪笔所篡改的例证》（《延边大学学报》1985年第1 期），刘永翔《〈新修南唐书〉陆游著祛疑》（《华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刘重来《一桩学术史上的大疑案——伪〈尚书〉现形始末》（《书林》1985年第6期），刘浦江《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 兼评〈大金国志校证〉》（《文献》1990年第3期）， 赵光贤《〈逸周书·作雒〉篇辨伪》（《文献》1994年第2期）， 吴晋生等《〈竹书纪年〉非伪书辨》（《文史哲》1996年第2期）， 谢金良《〈驭谷梁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福建论坛》1996年第2期），等等。
（三）思想解放后的再考辨
这一时期的不少辨伪成果，是对五六十年代在“左”的路线下辨伪成果的重新审视和深入考辨。其中对《李秀成自述原稿》真伪的考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五六十年代对《自述原稿》真伪的考辨夹杂着政治压力，特别是“文革”中把李秀成定为叛徒，并残酷迫害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因此，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80年代，学术界又掀起了对《自述原稿》的考辨，出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重要的有陈旭麓《〈李秀成供〉原稿释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荣孟源《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 辑），钱远镕《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与荣孟源同志商榷》（《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庾裕良《忠王李秀成自述考》（《学术论坛》1981年第1期）， 倪墨炎《〈李秀成自述〉真伪辨》（《南开学报》1980年第5期）， 黄永年《〈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抽毁辨》（《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 钱远镕《〈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补述》（《武汉师院学报》1982年第6 期）及《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年子敏《李秀成供词真伪辨》（《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张叶舟《赝品怎可据为罪证》（《人文杂志》1980年第5 期），〔日本〕小岛晋治《〈李秀成亲供手迹〉考》（《扬州师院学报》1980 年第2期），等等。其中较重要的则是罗尔纲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1995年又出增补本）一书。该书由《李秀成自述原稿考证》和《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罗尔纲通过对《自述原稿》的内容、笔迹，包括语汇、用词、语气等进行精心考辨和分析，再次确认是李秀成的亲笔，而非曾国藩的伪造，并认为曾国藩对《自述原稿》有过撕毁、删削行为。后一部分，罗尔纲对《自述原稿》作了翔实的注释，引用材料十分丰富，分析也十分精辟，证明了非李秀成，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写出这篇《自述》来。
总结80年代学术界对《李秀成自述原稿》的考辨，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伪降说。认为李秀成写《自述》，是学习三国时期蜀将姜维的伪降，目的是等待时机以恢复革命事业，因此他没有投降，也不是叛徒。二是伪造说。认为《自述原稿》是曾国藩伪造的。李秀成被捕后身受酷刑，又囚于木笼之中，时值炎夏暑热，李秀成不可能以日书七千言的进度写《自述》。三是半真说。认为《自述原稿》固然是真本，但曾国藩为了邀功请赏或掩饰不可告人之隐，不仅撕毁了部分原稿，并且对其余部分作了删修。但也有人认为曾国藩只作了删改，并未撕毁。总之，《自述原稿》并不全真。
（四）辨伪理论研究的深化
辨伪理论是辨伪学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促进辨伪学发展提高的催化剂。这一时期辨伪理论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这一时期辨伪理论研究涉及面广，包括对辨伪学的概念，辨伪的范围、意义、任务、方法，作伪的原因及伪书的价值，甚至辨伪的心态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出了不少高质量成果。如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就有相当多的篇幅探讨史料辨伪问题。作者认为不仅文字史料，而且实物史料、口碑史料都有作伪问题。鉴别史料真伪要继承前人的传统，汲取其精华，提高辨伪能力。鉴别史料真伪首先要考察其来源，即考察其原始出处和保存、流传过程；其次要考察史料的制作原料和技术。因为在原料和技术上，一时一地各有特点，许多伪品都有可能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露出马脚来。他还提出可以从史料装帧和外观形式上去考察是否合乎当时的制度、印章、字体、文体等情况。对于一时难以辨明真伪的史料，他提出采取“多闻阙疑”的态度，不要遽下结论。尤为可贵的是，他还提出了史料有“真却是伪”、“伪反是真”、“真伪杂糅”三种特殊情况。如“真却是伪”，是指一些以虚伪态度炮制出来的官样文章。如魏晋南北朝历次禅让的书、表，一些不学无术的君主由文人代笔写成的诏诰，袁世凯准备称帝时“公民团”的上书“请愿”等等。从文献上看是真的，但实质上是假的，不能用作真实史料。再如“伪反是真”，是指一些表面上看来是伪文献，但在历史上却起到真作用或记载事实却是真的。如武昌起义时有托名孙中山的布告，虽属伪托，却能达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作为革命文献则是真实的。这种充满辩证法的分析，给辨伪很大启示。
有关辨伪理论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姜亮夫《古籍辨伪私议》（《学术月刊》1983年第6期），杜凯、 佟镇恺《古籍中伪书的辨识》（《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洪湛侯《古籍的考辨》（《文献》1982 年第12辑），施天侔《论辨伪》（《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 陈漱渝《作伪和辨伪》（《求是》1988年第5期）， 崔文印《伪书与伪本》（《书品》1989年第4期）， 牟玉亭《古书作伪原因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3期）， 汤志钧《经史纠误和辩明真伪》（《史林》1996年第3期），等等。
（五）辨伪手段的现代化
这一时期辨伪方法的最大进步是开始运用一些现代科技手段，且效果明显。以90年代初对《坎曼尔诗笺》的辨伪为例。《坎曼尔诗笺》在70年代曾轰动一时，据称出土于新疆婼羌县米兰古城遗址，署名“回纥·坎曼尔”，有唐元和十年（815 年）自作诗三首及他在元和十五年（820年）抄的唐代名诗《卖炭翁》等。 由于这些诗作是唐诗最早的手迹，其内容又具有浓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因而在“文革”中大出风头，特别是史学大师郭沫若发表了《〈坎曼尔诗签〉试探》（《文物》1972年第2期）一文，不仅肯定它为唐代文物，而且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是一件古今罕有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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