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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用文史互证之法，结合时代背景和诗人陶渊明在易代之际的思想情感，对其《读〈山海经〉》十三首中的诗篇逐一疏释，指出组诗在浓重的神话色彩掩盖下的政治主题和现实批判锋芒，以及诗人内心所崇尚的社会政治理想。十三首诗中，前面七首( 除第一首外)均从正面着笔, 在诗中借美丽的神话世界寄寓对理想的天道与人君关系、理想的王朝政治、理想的社会模式、理想的士大夫人格修养与价值取向等的描绘与期望；第八首是组诗从美好的神话领域过渡到惨烈之现实之中的一个转折；从第九首始，采用古典与今典结合的双重象征手法, 通过悲悼怀想上古神话中的悲剧英雄, 表述诗人对晋宋禅代之际史事人物的强烈感喟, 并展现内心独有的道义原则与批判精神，最后一首以“帝者慎用才”作结, 最深刻地揭示了组诗的政治主题。
【主题词】陶渊明 东晋 《读〈山海经〉》 上古神话 墨家学派 政治思想
《读〈山海经〉》十三首在陶渊明的诗集中, 是一组神话色彩非常强烈的诗篇, 从性质上说, 最接近于前人之游仙诗。汉魏以来, 由于老庄思想和神仙道教在社会各阶层中影响的深入, 以游仙为题材的诗歌创作大为盛行。在题材的采用上, 作者大多利用各种古书所记载的仙真传说, 在诗中想象与仙人来往交游, 或翔游天界, 高步太虚, 或采药名山, 养性颐情。而当玄学兴起之后, 诗人笔下的仙境, 进一步趋于哲理化, 而游仙诗, 也成为诗人抒写怀抱, 展示其自由追求的重要诗歌载体。故魏晋传统之游仙诗, 除了描写奇幻的仙境风光及诗人逍遥飞举, 远离尘寰, 享受与神仙交往的娱悦之外, 更常常于其中咏怀寄慨, 表现出作者本人强烈的主观情绪, 诗中仙心、玄味、身世之感兼而有之, 纯粹客观描写神仙生活, 表现“列仙之趣”的作品反而鲜见。而自从具有天师道信仰的诗人郭璞作《游仙》诗, 并以其“艳逸”之才, 将这一题材的诗歌创作推向高峰之后, 由于种种原因, 东晋诗坛上游仙一体的创作归于沉寂, 直到晋末, 始有这组类似游仙之《〈读山海经〉》诗的问世。
《读〈山海经〉》十三首和传统游仙诗, 虽有性质相近之处, 但从创作题材到叙写角度方式诸方面, 仍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最根本的不同, 在于组诗所描写的对象或曰创作的原料, 不是汉魏后大量出现的仙话而是中国最早的上古神话。学术界通常认为, 神话是一个民族关于创世之初天地开辟、万物起源及种种自然现象的天才猜测和伟大传说, 体现的是该民族在其原始时期对自己的历史、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理解以及原始的宗教观念。较为后起的仙话则不然, 它们在神话的基础上敷衍而出, 造作者多为道家方士, 内容则通常是有关神仙们种种修道炼丹和长生不死的奇行异迹, 缺乏创世神话中那种与自然奋争乃至自我牺牲的英雄故事而较多道教方术的虚妄附会[1]。就本质而言, 这里所说神话和仙话的差异, 其实也是渊明这组诗歌和一般游仙诗的差异所在。另从表现形式上看, 陶渊明在创作这组诗时, 并没有采用以前游仙诗作者常用的借与神仙交游来抒情咏怀, 表现老庄学理与玄学意境的方式, 而是独出机杼, 别有寄意。和一般游仙诗相比, 组诗甚少将作者本人的自我角色带入诗境, 其叙写的角度一般来说显得较为客观, 除了最后一首已经完全不类游仙而近于咏史的诗中较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某种主观情绪之外, 前十二章的重点放在对上古神话传说的转述, 抒情成分相对较少。然而在实际上, 这组诗较之前人之游仙诗所包含的价值评判则要强烈得多。
关于这组诗创作的时间, 是我们探求理解组诗题旨或曰其政治现实意义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对于此, 历来说法不一, 古今有不少学者注意到组诗的思想情感内容, 判断它是晋宋易代之际的作品, 但仍有学者认为组诗作于归田之初[2]。个人以为, 对此问题产生岐见的最重要原因, 在于组诗的第一首“孟夏草木长”宁静平和的情调与以下其馀各首或是金刚怒目, 或是别具幽旨的写法在风格上显得迥然有异的缘故[3]。但如果对组诗内容作一全面而深入的把握, 则似不必对第一首诗中平和情调的理解过于拘执。渊明晚年生活上固然因生计艰难, 贫病少欢, 但思想上也达到极高的超越程度。组诗作于孟夏, 草木扶疏绕屋, 天气清和宜人的景色, 完全可能使内心对自然感受极为敏锐的诗人暂时忘却人事忧患, 产生一种心神怡泰, 精神与天地万物交融一体的悠然快意。加之《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这类渊明深为喜好披阅再三的“异书”，在博物求知、探索宇宙时空和摆脱污浊现实等方面, 始终都给诗人内心以某种安慰和支持, 一旦开卷, 精神徜徉于神奇的山海、周王故事之间, 心情的娱悦自然也形诸于外。此当为组诗第一首表现出来某种隐居读书之乐的主要原因。而纵观全组诗篇, 可悟诗人是利用对远古神话传说的描写渲染, 提炼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历史价值观和他对时局的独特看法。其中许多篇章, 往往在描写神话人物的语词中, 寓有古典和今典两重含义, 暗指晋宋易代之际某些微妙隐秘的人事。如果参考史实，并与诗人在晋宋之际所作的另一些诗篇进行对照互证, 此点看得尤为清楚。很明显, 如将《读〈山海经〉》的写作时间定在义熙初年, 组诗对当时社会与政治的深刻批判自然成为无的之矢, 思想意义亦将大为减弱。总之, 根据组诗显示出来的种种线索而加以综合考虑, 笔者确信这组诗是作于晋宋易代之际。至于诗人在王朝易代鱼骇鸟惊的险恶形势之下, 何以竟悠悠然以古代神话遣怀, 写出这样一组变幻迷离, 意旨幽微的诗篇? 推想亦当和郭璞当年作《游仙》诗的情况比较类似, 首先是由于其家世信仰等缘故而选择此类题材形式, 然而尽管是写超然出尘的神仙之境, 也因为内心深切的入世关怀, 使诗人无法不在诗中加入自己对现实政治人事的隐喻臧否。前人曾说郭璞《游仙》诗含有讽谏王敦不可谋叛的用意, 是否如此, 尚难确证, 但陶渊明这组诗, 对时事的涉及是无可怀疑的。只是由于组诗之第一首所展现的平和情绪, 为组诗染上了一层萧散淡然的基调, 而以后各篇诡谲幽丽的神异氛围, 也在一定程度上隐蔽了组诗中的批判锋芒, 使全篇显得缥缈遗世, 似乎其题旨是远离人事的。当然, 如果考虑到诗人创作组诗时的时代环境, 也未始不可说这是故作狡狯, 有意为之。
以下即对组诗诗意中所蕴含的政治理念试作疏释，以就教于学者。
第一首“孟夏草木长, 绕屋树扶疏”, 实为引言, 主要写了诗人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生活选择, 同时也寓示着在隐居中关注时事之意。王瑶先生以此诗为“写隐居读书的乐趣”，固然。而此篇为十三章之首, 其涵盖组诗的地位更不容忽视。王夫之《古诗评选》称此篇“佳在尺幅平远, 故托体大”，所见甚深。要之, 此诗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为生命得以安顿的坦然, 次为人境结庐的超越, 三则为从《山海经》、《穆天子传》这些道家秘籍中所领悟的宇宙人生之奥秘。而这三点都和诗人的人生态度和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有关, 象“众鸟欣有托, 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 时还读我书”所表现出的身心安顿感, 是渊明对他中年以来所选择的生活道路的总结和肯定。陶渊明在当时乱世, 选择的是一条十分独特而且和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既平凡又艰难的人生道路。不仅中年后隐居不仕, 而且在生存方式上, 采用了力耕而食这条艰苦的谋生之路。应当说, 在传统的儒学知识分子中, 认真走这条道路的并不多见。从渊明诗文中的许多描述可知, 他之家中也一度有过“僮仆”，可能也曾用他们来从事过一些劳作活动, 但从更多的材料来看, 直到年老体衰,他对于农耕始终是亲自参与的, 在此点上, 他和当时许多虽然住在庄园别业中享受田园风光, 却将一切农事委之“奴客”，并不参加生产的士族士大夫是完全不同的。而他所以退隐躬耕, 亲事稼穑, 自安于平淡艰苦的劳作生活, 不辞艰辛, 以最琐屑最世俗最刻苦的实行方式来求得人生价值的实现, 又在这样一首诗中表现出内心的一份坦荡与安然, 无疑与他所一贯奉行的人生态度分不开, 也和他人所不能及的超越程度分不开。实际上, 虽然以“泛览周王传, 流观山海图”为乐, 从上古神话感受到宇宙的玄妙, 但陶渊明的人生观是入世而非出世的, 他深知实现精神的超越其实不必离世潜隐, 不必远离人寰, 当然也无需借助与仙人的来往交游。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并非超然存在于世外, 或孤悬于精神领域之巅。“真意”是存在于一切日常人事生活中的, 所谓“山涧清且浅, 可以濯吾足”，“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都是在此方面一种透彻觉悟的写照。这样一种觉悟程度, 正是诗人从己到人, 由内及外, 在易代之际的乱世坚持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和道德价值取向, 不受扰乱地把握生活轨迹的信念基础。因此, 从这首诗中显示出来的家园感和归宿感, 能够让我们体悟到诗人通过其特有人生实践而获得的一种与宇宙万物相通的精神超越, 而这种超越又能使诗人俯视今古, 直面历史，从上古神话的角度轻松进入社会现实, 对当代之政治是非进行评判, 思想上也因此和以下各篇所咏隐然相连。
第二首“玉台凌霞秀, 王母怡妙颜”的诗句, 从《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最著名的神人西王母及所居仙境入手, 使组诗进入到缥缈高远, 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美丽神话境界, 对诗人来说, 这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全然不同的理想世界, 诗末一句隐含愤世情绪的“宁效俗中言”，正是此意之暗示。前人因此意称之为“寄意愤俗”[4]，或云其“悲愤无聊之极, 非真欲学仙”[5]，固为不错。需要注意的是, “王母”这一语词, 在《读山海经》中, 常常是作为上天、天帝的代指, 实际上也是一种冥冥中主宰人世的神秘力量亦即天意、天道的象征。此处称“王母怡妙颜”，可知西王母的形象已经与《山海经》中最初所描述的形象全然不同。按《山海经》中所载, 西王母大致是一个主管瘟疫刑罚(袁珂语 )的神, 形象颇为狰狞可怖, 《西山经》称“其状如人, 豹尾虎齿而善啸, 蓬发戴胜, 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海内北经》和《大荒西经》所记其形亦大抵如此。而在后世的传说中, 西王母的形象渐渐发生改变, 西晋汲冢出书《穆天子传》五篇, 载周穆王见西王母事, 对其已“不叙诸异相, 其状已颇近于人王”[6]，而穆王与西王母的交往, 已是很富于人间情味, 所谓天子“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 ……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 西王母为天子谣, 曰,‘白云在天, 山陵自出, 道里悠远, 山川间之, 将子无死, 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 和治诸夏, 万民平均, 吾愿见汝。比及三年, 将复而野。’”[7]后郭璞作《<山海经>图赞》，实际上是综合两部古神话的描述, 更附会西王母为“天帝之女, 蓬发虎颜”，又称“穆王执贽, 赋诗交欢, 韵外之事, 难以具言”。很显然, 陶渊明此诗所描写的王母形象, 是兼采自《穆天子传》和《<山海经>图赞》的。而陶在组诗中对西王母这一神话人物的形象不取《山海经》而取较为晚出的后二种记述, 实际上寓有一层很特殊的含义, 这就是《穆天子传》和《<山[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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