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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表》[55]认为, 陶死前“有表若此, 非无献替”，言下之意, 是疑《世说》所记不确。但事实上, 当时朝士遗憾于陶侃疾笃无献替之言, 必非不知其临死前照例上奏的那一通冠冕堂皇之官样文字, 而是期待这位事功显赫, 既“机神明鉴”，又“忠顺勤劳”的朝廷重臣能最后一次利用其影响, 对朝政有所匡正, 尤其能在人事上进贤退不肖。可是由于陶侃在朝中向来微妙的地位, 显然他虑及种种, 终未能如人们之所愿。此事本身, 内里即有许多难以明言的苦衷与不得已, 且均涉及陶侃以寒人立朝颇为孤立的处境及由此所感受到的重重敌意与压力。“见猜”之“猜”并不难解, 就是东晋大族君臣对陶侃忠诚的种种怀疑抵毁诽谤, 如《晋书》中所暗示的“据上流, 握强兵, 潜有窥窬之志”的“不臣之心”，更有所谓“梦生八翼”的流言。在此情势之下, 陶侃虽位尊权重, 亦只能“怀止足之分, 不与朝权”以避猜忌, 疾笃时更不能亦不敢触及敏感的政治人事问题, 默默以终, 是十分正常的。而谢尚之言, 则是当时当政士族集团对此事之自我开脱, 自我解嘲, 然而恰从相反方面, 透露了陶侃无献替之言的根本原因。“时无竖刁”一语, 正可谓“背面傅粉”。渊明作为陶氏后人, 对其曾祖在晋世所遭遇到的疑忌猜防, 自是铭心刻骨, 故在批评东晋任人唯亲, 不重贤才, 以致国亡的诗句里, 利用人所熟知的管仲临终桓公问以后事的古典, 隐此事于其中, 以寄托内心的深深愤慨。其感受不仅因其曾祖之事而发, 也为当时社会中广大虽有报国理想, 却进身无门, 抱恨沉沦的寒素之士而发。事实上, 到孝武帝太元之后, 不仅寒士难以进用, 甚至高门中的贤德之士亦被排挤, 故句中之“仲父”, 前可以指陶侃, 后亦可以指谢安。值得注意的是, 陶渊明这首“岩岩显朝市”另一组大致作于同时的《拟古》九首之“种桑长江边”，均在总结亡国之教训时提到用人问题。而这两首诗都分别放在这两组大有政治深意的诗篇之末, 显示出陶渊明实际是将重视人才, 任用贤能视为对国家之兴衰成败具有最重要影响的一件事, 亦即是把人才问题视为东晋亡国的根本症结或最终原因。人才摧折, 国运乃衰, 这正是他痛切写出“仲父献诚言, 姜公乃见猜。临没告饥渴, 当复何及哉”以及“柯叶自摧折, 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 寒衣将谁待? 本不植高原, 今日复何悔? ”等诗句之深意所在。
十三首诗综而言之, 自成体系, 应当说思路脉络颇为分明。前面七首(除第一首外) 均从正面着笔, 在诗中借美丽的神话世界寄寓对理想的天道与人君关系、理想的王朝政治、理想的社会模式、理想的士大夫人格修养与价值取向等的描绘与期望；第八首诗是全篇的一个转折, 借“自古皆有没”而暗示理想之物之难于长存于尘俗之世, 遂从美好的神话领域过渡到惨烈之现实之中。因此从第九首始, 采用古典与今典结合的双重象征手法, 通过悲悼怀想上古神话中的悲剧英雄, 对当时晋宋禅代, 世道多故的史事人物表述他自己的强烈感喟, 并展现内心独有的道义原则与批判精神。其中第十一首和第十二首均涉及到当时政治中最为隐密的内幕即刘裕弑杀晋安恭二帝事件, 而第十二首的含义尤其隐晦曲折, 是典型的古典与今典相结合之作, 诗中两层意蕴一隐一显, 互为表里, 相互切合。最后一首以“帝者慎用才”作结, 最深刻地揭示了组诗的政治主题。
陶渊明是晋代唯一一位以系统记述上古神话的“道家秘籍”寄怀并创作为诗的诗人。他之所以选择《山海经》、《穆天子传》中的上古神话形诸吟咏, 可以想象与其家世信仰有关。由于上古神话和仙话间所存在的联系, 大量保存上古神话的《山海经》，亦为记载“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的“古之巫书”[56]，是道教神仙传说的一个重要源头, 故其书及稍后的《穆天子传》等均被道教之徒视为“道家秘籍”[57]，成为仙话之渊薮。以搜奇好异著称的道教徒郭璞并为之作注, 其《游仙》诗瑰伟的想象力的艳逸的风格, 也显然受到这些书中诡异奇丽的神话境界的影响。但与陶渊明学术和信仰背景相近的郭璞, 虽对这类的古籍存有偏爱, 但毕竟并未在创作时采用作为题材。而陶渊明在贫居躬耕的生活中, 素以饮酒读书为寄怀之方，“心好异书, 性乐酒德”[58], 出于道教神仙之说的独特兴趣, 更常在“泛览周王传, 流观山海图”中体会着某种心灵的快乐。这组缥缈奇丽、在某种程度上有游仙诗的性质的诗歌, 正是他家世所传天师道的宗教信仰一个表现。但在另一方面, 他之所以取上古神话传说作为抒情言志之“文本”，其旨趣又与一般的笃信道教者不尽相同。除了“心好异书”的情趣, 更重要的是其中还折射了他的人生态度和社会政治思想, 显示了某些极特别的深层思想因素的存在。鲁迅先生在分析中国古代神话在先秦以后保留不多的原因时尝说, 孔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教, 不欲言鬼神, 太古荒唐之说, 俱为儒者所不道”[59]。而尽管陶渊明在思想上崇奉儒学理想主义，但他在对上古神话传说的态度上, 却颇有异于一个纯正的儒学信徒, 明确表现出对儒家视为荒诞不经之书中所记载的各种奇异事物的强烈兴趣。对此我们通常归之于陶氏家族的世传宗教信仰的缘故, 但由于《读〈山海经〉》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游仙之作, 因此这里面更重要的原因, 还在于他思想中潜存的一些在当时不属于统治思想主流的思想成份。而这些思想成份, 笔者认为更多是属于古代的墨家学派[60]。
[1]参见茅盾《神话研究》和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2]按逯钦立认为是义熙四年之前的作品, 见所辑《陶渊明集·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7页; 王瑶则认为作于刘宋永初三年, 见所辑《陶渊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3]今人龚斌《陶渊明集校笺》即认为“据第一首所写环境之美和幽居自得之乐, 与《归园田居》《和郭主簿》很相近。而渊明晚年常受饥寒之苦, 自称‘值欢无复娱, 每每多忧虑’, 已不复再见此诗中‘欢然酌春酒, 摘我园中蔬’之欣豫情趣, 故可确定此诗大概作于归田前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页。
[4]黄文焕《陶诗析义》卷4，转引自《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1962年版（下同）。
[5]吴菘《论陶》，转引自《陶渊明诗文汇评》。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9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19页。
[7]《穆天子传》卷3。
[8]郭璞《<山海经>图赞·瑾瑜玉》。
[9]《墨子》卷8 《尚贤》上，见《墨子间诂》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同）
[10] 《大荒西经》，见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同），第399页。
[11]《海经新释》卷7，见《山海经校注》第306页。
[12] 陶渊明《停云》
[13]渊明之友人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有“国爵摒贵”之言, 在某种意义上, 即是这种情形之写照。
[14]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转引自《陶渊明诗文汇评》。
[15]见《文选》卷15《思玄赋》注并胡克家《考异》卷3，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下同）。
[16]邱嘉穗语, 见《东山草堂陶诗笺》卷4，转引自《陶渊明诗文汇评》。
[17]《晋书》卷6《元帝纪》
[18]同上
[19]见《晋书》卷49
[20]《艺文类聚》卷13
[21]见王明《太平经合校》卷98《核文寿长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48页。
[22]据《晋书·陶侃传》, 陶侃在东晋, 位至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都督, 封长沙郡公, 为南州砥柱, 病故之后, 成帝下诏褒美他“作藩于外, 八州肃清; 勤王于内, 皇家以宁”, 诗中“亭亭凌风桂, 八榦共成林”之句, 可能隐指其人其事。
[23]《陶诗析义》卷4，转引自《陶渊明诗文汇评》。
[24]对此可参考诗人《桃花源诗》,而值得注意的是, 和《桃花源记》并诗“避秦”之意相类, 此诗用《山海经》臷民国典, 亦暗含有“避刘”之深意。按陶渊明在恭帝被害后, 每用虞舜之典寄托内心之隐衷, 而《大荒南经》所载臷民国之传说称其民为帝舜之后, 远居于大荒之中, 可见渊明用此典实与《述酒》中以重华暗喻被废为零陵王的东晋恭帝隐隐相通。
[25] 见郭璞注
[26]毕沅注“邓林即桃林也”。
[27]《水经注》卷4《河水》
[28]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泫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同），第178页。
[29]《晋书》卷37《宗室传》
[30]见《建康实录》卷11高祖武皇帝
[31]参《海内经》，，见《山海经校注》第471页。
[32]事见《晋书》卷37《宗室传》, 《通鉴》卷117晋安帝义熙十一年
[33]见《山海经校注》第215页。
[34]见《晋书》卷37《宗室传》
[35]见《三国志》卷7 《臧洪传》
[36]见《建康实录》卷11高祖武皇帝
[37]《晋书》卷10《安帝纪》
[38]见《建康实录》卷10恭皇帝
[39]《陶诗汇评》卷4，转引自《陶渊明诗文汇评》。
[40]《宋书》卷3 《武帝纪》
[41]《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两晋南朝的清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42]见《通鉴》卷119 宋武帝永初元年
[43]《墨子》卷1《亲士》。
[44]陶渊明《感士不遇赋》
[45]《海内经》、《大荒南经》也有大同小异的类似说法。
[46]今按《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此句作“后稷放帝子丹朱”。或曰尧子本名朱, 因封于丹水, 故称丹朱。
[47]参见《史记·五帝本纪》
[48]详参袁珂《山海经校注·海经新释》卷1 “驩头国”节注[二]、卷5 “苍梧之山”节注[二]
[49]《墨子》卷2《尚贤》中
[50]鲧之身分, 古书上说法不一, 按《墨子·尚贤》篇的解释, 鲧乃颛顼之后, 为尧之臣。
[51]见《墨子》卷2 《尚贤》中
[52]《墨子》卷2 《尚贤》中。王逸《天问注》的说法是“尧长放鲧于羽山, 绝在不毛之地”。
[53]《墨子》卷2 《尚贤》下
[54]《通鉴》卷113 晋安帝元兴三年
[55]唐修《晋书》亦采入
[56]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册，第19页。
[57]陈寅恪先生语, 见《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4页。
[58]颜延之《陶徵士诔》，《文选》第57卷。
[5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9册，第22页。
[60]有另文阐述，见拙作《〈读山海经〉十三首与陶渊明思想中的墨派倾向》，《中国史研究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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