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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道而殂, 亦是在这一地区。从上述线索看, 若推断渊明在此诗中借夸父写休之之事, 不为无据。如将此诗与紧接其下的第十首诗诗意作一比较, 似更能看出这一点。
第十首“精卫衔微木, 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 猛志固常在”，诗意与前一首颇有关联, 同样是借对古代神话中身死而精神不灭的神话人物的吟咏而歌颂一种忠臣烈士生死以之的猛志奇节, 一种不因存亡夭化而降心辱志的不悔之心。值得注意的是, 诗中所涉及的两个神话人物, 均与上古传说中的炎帝有关。司马氏号重黎之后, 为夏官祝融, 而按《山海经》之神话系统, 祝融为炎帝之后裔[31], 因此诗中人物所蕴含的象征意味, 更显微妙。精卫鸟的故事, 见于《北山经》：“炎帝之少女, 名曰女娃, 女娃游于东海, 溺而不返, 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 以堙于东海”。渊明诗中此典, 表现了他对晋宋之际政治争夺中无辜被害者的一份深切的内心同情。若联系上面所涉及的司马休之事, 或者可以推想渊明在诗中咏及炎帝少女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的神话传说, 亦有可能暗指休之起兵时在京城被刘裕所杀害的司马休之次子文宝及兄子文祖等人[32]，而残暴虐杀无辜的行为, 正是渊明思想上最为反感的。至于刑天之神话, 见于《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 帝断其首, 葬之常羊之山, 乃以乳为目, 以脐为口, 操干戚以舞”。据袁珂考证, 刑天为炎帝之臣, 其神话乃黄帝与炎帝斗争神话之一部分[33]。渊明诗中用此典, 影射现实之处自是不言而喻。就当日史实而言, 有一事似可注意: 刘裕亲征司马休之前, 曾遣使送密信招降征西府录事参军韩延之, 信中称其西征止罪及司马父子, 馀者一无所问, 并有“吾虚怀期物, 自有由来, 今在近路, 是诸贤济身之日, 若大军相临,交锋接刃, 兰艾杂揉, 或恐不分”等语, 是威胁亦是诱劝其悔之及早。而延之覆信慨然称“以平西之至德, 宁可无授命之臣乎? 假令天长丧乱, 九流浑浊, 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34]其言正是“同物既无虑, 化去不复悔”之意。信中所称臧洪, 是汉末著名节烈之士, 因为府主张超复仇而被袁绍所执, 面对袁绍之逼诱, 义不肯降, 指斥袁氏“四世五公, 可谓受恩, 今王室衰弱, 无扶翼之意, 欲因际会, 希冀非望, 多杀忠良以立奸威。……洪惜力弱, 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 何谓服乎! ”[35]因而被杀, 其所言所行, 亦正是“刑天舞干戚, 猛志固长在”也。从这些情况看, 渊明在此诗中用作为炎帝之臣的刑天虽断首犹不隳其猛志的故事, 亦极有可能与韩延之诸人忠于司马, 不臣刘氏之事迹有关。
第十一首“臣危肆威暴, 钦鴀违帝旨”，借《山海经》中上古神话传说谴责刘裕集团为恶的含意颇为明显, 情感尤其激烈。诗采《海内西经》与《西山经》中“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 帝乃梏之疏属之山, 桎其右足, 反缚两手与发, 系之山上木”及“锺山其子曰鼓, 其状如人面而龙身, 是与钦鴀杀葆江( 郭璞注: “葆, 或作祖”)于昆仑之阳, 帝乃戮之锺山之东曰岸”故事, 借被不遵天意的恶神所杀害的两位神话人物, 暗喻在晋宋禅代中无辜被害的安、恭二帝, 影射揭露刘裕集团在代晋过程中, 以残忍手段诛杀无辜的恶行。在《山海经》神话中, 杀害窫窳和祖江的皆为人面蛇身或龙身之神, 而刘裕号汉楚元王之后, 刘氏家族中, 本有刘邦之母在大泽与龙相交之传说, 晋末标榜受天命, 又为自己编造了若干与龙蛇有关的神异故事, 如“伐荻新洲, 见大蛇长数丈, 射之伤”，又“行止时常见两小龙附翼之”等等[36]，故渊明在诗中特以人面蛇身之神喻之。按史载, 安帝义熙十四年, 刘裕自觉篡晋之时机成熟, 又顾及谶文“昌明之后犹有二帝”，遂使中书侍郎王韶之与安帝左右密谋鸩杀安帝而立恭帝, 于该年十二月戊寅缢杀安帝于东堂。史称“帝不惠, 自少及长, 口不能言, 虽寒暑之变, 无以辩也。凡所动止, 皆非己出”[37]。因其无辜被害, 故为世人所悯。渊明诗中称“窫窳强能变”，是融合《海内西经》和《海内南经》中有关天帝怜悯窫窳无罪而死, 使巫彭、巫阳、巫抵、巫履等“夹窫窳之尸, 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而最终窫窳仅只变为弱水中的一个龙首怪物的记述, 并用郭璞《<山海经>图赞》“窫窳无罪, 见害贰负；帝命群巫, 操药夹守；遂沦弱渊, 变为龙首”之意。又《海内南经》郭璞注窫窳“本蛇身人面, 为贰负臣所杀, 复化而成此物也”，安帝以九五之尊而被害, 亦可视为由人面蛇身之神而化为龙首之怪也。至于“祖江遂独死”之句, 应是诗人哀悯以零陵王身份而被杀的晋恭帝。史载在安帝被害三年之后的宋永初二年九月, 刘裕在以毒酒鸩之不成后, 使兵人以被掩杀久已退位的晋恭帝。《晋书·恭帝纪》载恭帝退位之后，“深虑祸机, 褚后常在帝侧, 饮食所资, 皆出褚后, 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裕使后兄叔度请后, 有间, 兵人逾垣而入, 弑帝于内房”。诗言祖江独死, 或隐指此。又史载恭帝死葬冲平陵, 在锺山之东, 与安帝同处。([38])此锺山虽非《西山经》中作为昆仑山别名之“锺山”, 然徵引史实, 古典与今典之间丝丝暗合之处, 足以引出必要之联想。以下“明明上天鉴”四句, 是借上述二则神话传说之结局来告诫为恶之人, 与《墨子·明鬼》篇中墨子用周宣王杀其无辜之臣杜伯, 三年后被其冤魂射死的传说而警戒统治者“戒之慎之! 凡杀不辜者, 其得不祥, 鬼神之诛, 若此之僭遫也”之意略同。温汝能谓之“援上天以警恶人, 是极愤语, 亦是无聊语”[39]。在神话中, 危与贰负最终受到上天之惩罚, 被天帝梏之疏属之山；而鼓与钦鴀则被天帝所戮, 化为恶鸟。这些作恶之神终受天罚的结果, 正体现了陶渊明内心对天道神明躬行正义的信念和诗人对欺天肆恶的刘裕集团强烈的憎厌。另外还要注意的是“为恶不可履”之言, 在某种意义上是直接针对这一集团当政后对待当时社会中某些有违传统道德行为的实际举措的。按刘裕代晋后曾下诏“其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 一皆荡涤洗除, 与之更始”[40]。此诏在汉魏以来, 堪称空前, 如周一良先生所言，“这样的话从未见于以前两晋皇帝的赦书中”[41]。刘裕的这一做法虽有时代因素的作用影响, 但也最清楚地表明刘裕这一寒人政治集团在善恶道德标准上的先天欠缺之处。而此点时人已有所注意, 南朝裴子野曾对此批评说，“昔重华受终, 四凶流放; 武王克殷, 顽民迁洛。天下之恶一也, 乡论清议, 除之, 过矣! ”[42] 渊明在其诗中专门提出“明明上天鉴, 为恶不可履”，表明了他对刘裕集团纵容天下过恶的作法所持的批判态度。
第十二首“鸱鴸见城邑, 其国有放士”，用《山海经》中两则奇异之鸟的神话, 来表达诗人对政治时事的感慨, 其内涵具显隐两重。从表层看, 含义颇为明确, 古今学者多有解说。大致而言, 是采《南山经》所记述的鸱鴸、灌灌故事: 柜山“有鸟焉, 其状如鸱而人手, 其音如痺, 其名曰鴸, 其鸣自号也, 见则其县多放士”；青丘之山“有鸟焉, 其状如鸠, 其音若呵, 名曰灌灌, 佩之不惑”，通过对当年楚国屈原被放而怀王不悟, 终至亡国的历史教训的回顾, 影射批评东晋政权在用人上的亲信邪佞, 疏放忠良, 不重正士。此层含义, 感慨极深, 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也很强烈, 它们一方面体现了渊明在当时特有的关于“入国而不存其士, 则亡国矣……非士无以虑国, 缓贤忘士, 而能以其国存者, 未曾有也”[43]的治国尚贤重士的政治理念, 另一方面也包含了诗人自己在东晋社会里所深切体会到的“雷同毁异, 物恶其上, 妙算者谓迷, 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 卒蒙耻以受谤, 虽怀琼而握兰, 徒芳洁而谁亮”[44]的感士不遇的家国身世之叹。如进一步对此诗的深层含蕴进行探索, 可以发现, 此诗还在一层奇幻迷离的神话气氛遮蔽下, 隐含有渊明对当时敏感政治时事的进一步揭露之成分。具体而言, 此诗在引用《山海经》传说时, 也利用上古神话系统, 借“鸱鴸”之语言符号, 暗示了恭帝被害的历史真相, 在命义上, 与诗人大致在同一时期所作的《述酒》有异曲同工之处。
按《山海经》在《海内南经》中, 有“苍梧之山, 帝舜葬于阳, 帝丹朱葬于阴”的记述[45]，郭璞于“帝丹朱”句下注云： 今丹阳复有丹朱冢也。《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46]与此义符。丹朱称帝者, 犹汉山阳公死加献帝之谥也。在古史传说中, 丹朱为帝尧之子, 尧因其不肖杀之, 禅位于舜, 故后世亦多以其为顽嚣之恶人[47]。 但从《海内南经》“苍梧之山”之记述和郭璞有关“帝丹朱”的注文中, 却隐约可以想见在尧舜禅代中成为失败者的丹朱, 或因别有隐衷而有为人所同情的一面, 其不肖的形象也可能是为政敌所加。这种情况反映在上古神话中, 就表现为一些与传统不同的说法或隐或显的存在。如《山海经》中的驩头国、讙朱国、讙兜等, 据研究均与丹朱有渊源关系, 或为丹朱一名之异称[48]。又据传说, 丹朱有罪自投南海而死, 天帝怜之, 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一说丹朱之妻在其死后居南海不去, 其后子孙繁衍成国, 是所谓驩头国。《海外南经》称驩头国人“人面, 有翼, 鸟喙, 方捕鱼。……或曰讙朱国。”《山海经》神话中本有丹朱化鸟的传说, 前引《南山经》所谓柜山有鸟“其状如鸱而人手……其名曰鴸”云云, 当正是丹朱之化身, 此诗据此云“鸱鴸见城邑”，在某些陶诗古本中“鸱”或作“鴅”，则更与丹朱化鸟传说吻合。而陶渊明在此暗用丹朱之神话, 其实正是《述酒》诗中“重华固灵坟”另一种说法, 只是寓意比《述酒》还要曲折深隐而已。
第十三首“岩岩显朝市, 帝者慎用才”，在批评时弊的层面上, 是上一首诗诗意的延续。渊明在这组诗中, 通过引用有关神话传说和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典故, 对古今统治者宠信奸邪小人, 摧残贤人君子, 终至国破身亡, 自食其果的行为予以深刻批判。而这一首纯举史事, 严格说来并无多少神话意味的诗作为这组以《读山海经》冠名的诗篇之结束, 也许最能够说明组诗所蕴含的政治性质。因此也正如王瑶先生所说, 此诗“以论史作结, 说明‘帝者慎用才’的意思, 盖慨叹于晋室的灭亡”。“何以废共鲧, 重华为之来”二句, 表面上是用《史记·五帝本纪》之典, 实际上亦采之于《墨子》，其《尚贤》篇称古圣王“以尚贤使能为政, 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辩分富、贵贱、远迩、亲疏, 贤者举而尚之, 不肖者抑而废之”，并一再提及“古者舜耕历山, 陶河濒, 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 举以为天子, 与接天下之政, 治天下之民”[49]。舜“始贱卒而贵, 始贫卒而富”，他之被尧举用, 被墨子视为王公大人尚贤之政的典型。而鲧, 本亲而贵者[50]，然而亲而不善, 遂得天之罚[51]。所谓“若昔者伯鲧, 帝之元子, 废帝之德庸, 即刑之羽之郊”[52]。墨子在此借鲧虽为帝子, 亲而富贵；舜等人虽来自社会下层, 疏而贫贱, 但终退鲧而用舜的故事, 向世人表明尚贤的意义：“昔者尧举舜也, 汤之举伊尹也, 武丁之举傅说也, 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 ”[53]因此, 这两句诗意, 并非仅只是从字面上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黜退不肖而进用贤人, 它是诗人以墨家任人唯贤的政治理念, 直接批评东晋门阀政治的任人唯亲唯贵, 有十分鲜明的现实批判意义。如果联系下二句诗意, 还可发现, 其言并非泛泛而论, 而是实有所指的。“仲父献诚言, 姜公乃见猜”之句, 古今多认为是批评东晋统治者亲小人, 远贤臣, 以至于政风败坏, 邪佞满朝, “纲纪不立, 豪族陵纵”[54]，酿成败局。如古直所言, 是“归咎于孝武帝之疏谢安, 任道子, 帝卒因此遇弑, 晋卒因此而亡”，诚可信服。然而, 若细心探求当日史事, 可知二句之中且隐含今典。按《世说新语·言语》曾记陶侃临终前事: 陶公疾笃, 都无献替之言, 朝士以为恨。( 谢 )仁祖闻之曰: “时无竖刁, 故不贻陶公话言。”刘孝标注举王隐《晋书》所载陶侃《临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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