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研究了封建制的汉学家是德克·卜德（Derk Bodde），他写的论文《中国封建制》[3]，晚年编入个人文集《中国文明论文集》。中国读者可以从他撰写的《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一章看到他对西周、春秋社会的认识与顾立雅、何炳棣相同。

如果仅仅如此，问题似乎非常简单，秦始皇的大一统王朝把中国带入与封建制完全不同的官僚制社会。但是秦汉时代既是皇帝专制、任用官僚取代封臣的时代，又是春秋时期封建制因素延续和重整滋生的时代，特别在后期。卜德的论文提出，近年来许多学者拓宽了封建制概念内涵，认为普遍存在的佃农在边界明确的租地里劳动的经济关系都可视为封建制，并不一定要处于特定的政治框架之下，这样就把亚洲的农业社会纳入了封建制研究的范围内。作为汉学家，既熟悉皇帝制度、官僚制度在秦汉年间的确立，又知道东汉后期以来地方权贵势力的不断发展和几个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因此卜德用很多篇幅描述了均田农民扩大了的自由度，世家大族和地方郡望在地方社会的作用等有利于封建制的现象。卜德认为，仅用政治结构及外壳否定有生命力的经济、社会因素，就算不上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史。卜德还睿智地指出，历经几百年的政权更替和民族融合，皇帝制度再次确立，这与布洛克特别重视的封建王权13世纪在欧洲的重新确立十分相似。

但是卜德本人从未断言魏晋时代存在着封建制，他提出了“静态”和“动态”两种封建制标准。

静态的标准，除了个人化的政府，分封的政治权力，封臣占有封地以外，对农民的统治合法化以外，卜德强调的一点是汉代的军功可以得到荣誉和封号。

卜德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动态的标准，它帮助青年汉学家发现动态的封建制因素在社会里的延续、滋生和增长，表面的政治结构下面实际的状况，这种方式给认识中国的西方学者带来的启示并不仅限于一个概念或一个时代。动态封建制的标准是：处于前帝国状态，整合没有完成；异族的侵略对发展产生了冲击；政治上的单位强于经济单位，中央权力衰弱；军事力量被特殊的集团垄断着；宗教的生长发育使分裂的时代成为“信仰的时代”。卜德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史实理想化地朝封建制发展，但封建制并没真的出现。周朝的封建制因素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这种长久的影响力解释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活跃的封建制因素，但是它们产生在与周朝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里，终究不能冲破大的政治框架。

                 （三）

陈启云教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995年1月举办的“国际汉学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中国历史上“中古时代”分期的观念问题》[4] 介绍了近年的封建制中世纪研究。

陈启云说，布洛克以后研究封建制的学者以美国的拉什顿·库尔本（Rushton Coulborn）最重要，他编写了《历史上的封建制》(Feudalism in History)，谈到中国。库尔本坚持只有西周社会为封建制，他借助卜德谨慎的论述，强调魏晋时代无论怎样具备各种因素，但封建制并没有真正出现。库尔本使我们看到了不治汉学的欧美学者的倾向。

笔者看到的材料里另一位明确否定中国有封建制的是日本学者梅棹忠夫。人们常用“同文同种”表示中日两国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从这个角度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和欧美汉学不是同一事物，但是布洛克强调日本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封建制；而且，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充分；在文化上，日本人用不亚于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研究西方文化，当今的日本学术已相当西化。欧美学者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吸取很多，而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指出韩国学术比日本更接近中国。

梅棹忠夫在20世纪50年代考察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形成了“文明的生态史观”，[5] 他把旧大陆即亚、欧、非三洲划分为两类地区，第一地区是旧大陆的两极西欧和日本，共同点是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可谓天然大农场；都经历了封建制和资产阶级革命。第二地区有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地域辽阔，显著特点是从东北斜向西南，有一个巨大的干旱地带，古代文明不约而同都在干旱地带的正中及边缘的干草原出现。第二地区的历史进程也有共同点，古代文明灿烂，民族构成复杂，盛行均分继承，封建制基础崩溃。梅棹忠夫强调他的生态史观“不过是对文化素材的原产地的体会与品味”。但是这种亲身经历和观察非常重要，何炳棣响应致力于远古史的潮流、从明清史返回探究农业起源的时候，首先就指出，法国汉学家当年以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为基地，把水稻经济、稻饭羹鱼的饮食模式和亚热带自然特点作为中国古文经典的背景，产生的认识焦点模糊，语焉不详。只有黄土高原旱作农业才能与古文献记载的植被黍、粟、稷等对应起来。[6]

梅棹忠夫最终的结论是用不同的生态环境解释不同的历史进程：“……最重要的是应凭借资产阶级革命加以清算的封建制这一制度是不曾存在的。”“第一地区与第二地区的划分，与革命以前的体制是否存在封建制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一现象是发人深思的。”（见注5）

                 （四）

陈启云深刻赞同卜德以皇帝制度的再次确立为重要标准考察魏晋南北朝史。事实上大多数汉学家借助卜德的论述确立了用西方中世纪研究学养研究东汉魏晋的方向。《剑桥中国秦汉史》第11章充分体现了这种倾向，作者伊沛霞（Patrica Budkley Ebrey，已译为“帕特里夏·埃伯里”）[7] 描述了豪族的大庄园和依附人口增多、生产庄园化、农民农奴化的显著特点，指出中央王权式微的中世纪特征始于东汉后期。豪强破坏了皇帝直接向每一个农户征收税役的扁平式社会结构，形成一种与朝廷争夺基层社会的力量，成为世家大族、门阀贵族的前身，加速了政治力量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再加上南方经济和非正统思想给北方政权带来的冲击，这些都与西方学者理解的中世纪特征相符。按照梅棹忠夫和库尔本的标准，中世纪的中国没有封建主，不过卜德引用德国学者艾博华 (Wolfram Eberhard)的论述，确定中世纪中国可称为“绅士社会”，绅士们从地主变成学者-官员，家族成员分别住在庄园和城市，以便随政治秩序的不同而取灵活变通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于不具有欧洲封建主的政治身份，这个阶层在士农工商四个社会成分当中是非常脆弱的，到了帝国后期，常处于向下流动的趋势之中。

伊沛霞等欧美学者在宏观认识上较多地接受了日本学者比如内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