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湖南的论述。内藤认为只有在中唐科举制确立、皇帝制度得到与之相配的文官来源以后，贵族政治才走向终结。集内藤史学之大成的宫崎市定提出四分中国史：1、秦汉帝国统一时代；2、特殊的贵族时代、不统一时代，但与欧洲封建制不完全相同；3、唐——宋及以后的独裁时代，这种模式为中国独有，最代表中国；4、工业时代。[8] 伊沛霞的前辈接受这种论述的，有美国的费正清、赖肖尔（Edwin D. Reischauer）、英国的伊懋可 (Mark Elvin)、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德国的艾博华 (Wolfram Eberhard)、中国的钱穆、王桐龄、冀朝鼎等（见注4和注8）。
伊沛霞这一代人还特别重视谷川道雄的“共同体”[9] 理论。这个概念源于德语，谷川认为它可做超越阶级划分的解释个体农民和地主之间、个体农民之间关系的工具性概念，在生产力不高、生存条件恶劣、国家的恩惠远不可及时，望族以维护自耕农的独立生活为目标，与农户形成一种更具凝聚力的共同体。
现在的问题在于，从学理上和概念内涵看，官僚制度和封建制形成一个悖论，而秦汉史的史实恰好与这个悖论相配。先秦社会也存在类似情况，同时具有朝奴隶社会和朝封建制发展的两种倾向。不仅如此，政治学、社会学角度以外的汉学取向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古代从巫术到宗教再到科学的递进关系，虽然也可从中国看到这种倾向，但递进的趋势较弱，更多地表现为杂糅之状，很难催生现代科学。也就是说，从欧洲史一般法则引伸出来的概念和规律用于中国古代时会有罩不住的感觉，有跨不过去的障碍。当然并不等于每一位学者都注意这种悖论现象，或注意到了，也不一定追究此事。中国学者早年曾展开社会史论战，后来演变为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焦点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有没有奴隶制，二是封建社会从何时开始。令笔者困惑不解的是，在封建制问题上，如果完全从学理出发，汉学家总的倾向是从严掌握，这并不难理解，但是几年以前，为什么有些汉学家热衷于把“市民社会”、“独立空间”等概念用于帝国后期？是否由于用这些概念考察另类的异国情势会使西方学者对中国更有兴趣？这一股潮流又是怎样收场的？
搞清楚欧美学者使用的概念内涵及用它们清理中国历史现实的思路，揭示其中的悖论，有助于开放思路，提出新问题，开辟新领域，有时提出问题也是一种成就。
欧美学者在追究中国问题时还带有强烈的人类学眼光，因此会提出一些在中国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说特别注意表现中国古人原始思维的资料，注意中国古人的选择，为什么在宜农宜牧的地区只发展种植业？中国古代文化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与在这种环境里产生的原始农业有什么逻辑上、理论上的联系？史学在怎样的政治环境、思想语境中产生？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什么设计和选择某种制度？维系中国社会的宗法和礼仪制度及观念、习俗，给历史不太悠久不太连续的西人带来什么启示，可被今天借鉴？高低不同的文明撞在一起时，影响力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有的学者则注重对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史实进行解说和新的建构。他们严肃的思考和质疑给中国学术增加了难得的学养，中国史料也有能力给西方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添砖加瓦。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