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10卷40篇，是唐太宗君臣探寻致治之道的一部重要言论集，包括为君之道、政体、任贤、纳谏、文教、务农、刑法、征战、安边以及太子诸王教戒、处理政务的态度和做法，直至如何居安思危、慎终如始，深受唐、宋以来有作为的帝王的重视。

　　然而，这样一部治政要籍，自问世及至五代时期，知之者甚微，长期以来存在着“三不详”的问题：编著者吴兢的生年和晚年经历不详，《贞观政要》成书和进奏时间不详，其书流传和版本情况不详。

　　《旧唐书》虽有《吴兢传》，却未载其编录《贞观政要》。整部《旧唐书》没有一处正式提到这本书，只在《文宗纪》下的“史臣曰”中有“帝在藩时，喜读《贞观政要》”一句，说明该书在唐代并未流传。北宋时，《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中虽多次提及此书，可《新唐书·吴兢传》仍然未载其编录《贞观政要》，只在《艺文志》二《杂史类》有吴兢《唐书备阙记》10卷、《太宗勋史》1卷、《贞观政要》10卷，都列在“不著录”范围，表示唐代未著录，是宋代的藏书。南宋时，两大藏书家、目录家都著录了该书，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杂史类》仅择吴兢书序的片语只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典故类》的著录则集中反映了当时对该书的了解情况，全文如下：

　　《贞观政要》十卷

　　唐吴兢撰。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按《新、旧书》列传，兢未尝为此官。而书亦不记岁月，但其首称“良相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亦未详为何人。《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当考。[1]
　

从这段著录看，南宋时关于吴兢与《贞观政要》的成书已经出现诸多疑问。

　　半个多世纪后，元代刻印的王应麟《玉海》，其《艺文·政要宝训类》著录《贞观政要》，引《书目》的考证：

　　序云“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爰命下才，备加甄录。”……乾曜、嘉贞开元八年五月始拜是官（按《本纪》，开元八年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十一年而嘉贞贬，十五年乾曜罢），至九年九月张说亦相。若二公并相之时，盖可知矣，其上于开元八年、九年欤。[2]

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沿用，直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四库馆臣却是另一种说法：

　　其书在当时尝经表进，而不著年月，惟兢自序所称侍中安阳公者乃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者乃张嘉贞。考《玄宗本纪》，乾曜为侍中、嘉贞为中书令，皆在开元八年，则兢成此书，又在八年以后矣。书中所记太宗事迹，以《唐书》、《通鉴》参考，亦颇见牴牾。……史称：“兢叙事简核，号‘良史’，而晚节稍疏牾。”此书盖出其髦年之笔，故不能尽免渗漏。[3]

这又给人以《贞观政要》乃吴兢“髦年之笔”的说法。

　　宋、元之际，不仅藏书家、目录家已经弄不清《贞观政要》成书的情况，就是各种传本也颇多“传写谬误”，所以才有元代戈直的“会萃众本，参互考订”，但又造成章之分合不当与新的脱讹。

　　为什么这样一部编著自其问世，便有如此多的疑问呢？这一切，只能回到编著者吴兢所处的时代中去寻找原因。

一、吴兢生平事迹

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卒年记载稍有不同，《旧唐书》卷102《吴兢传》记为：

　　天宝八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余。

《新唐书》卷132《吴兢传》则简化为：

　　天宝初，入为恒王傅。……卒，年八十。

如果“天宝八年，卒于家”的记载无误，究竟“时年八十余”，还是“年八十”？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吴兢卒于玄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以此上推80整年，则为公元669年，即高宗总章二年。古人惯用虚岁，“年八十”实为79岁，上推为公元670年，即高宗咸亨元年。但若为“八十余”，实际年龄至少为80周岁，则生年不当晚于公元669年。由此，对其生卒年出现三种表述情况：669－749年，约669－749年，670－749年。

　　根据两部《唐书》的记载，吴兢的生年只能是个概数，即生于公元669年前后，可以作如下两种表述：

　　1．吴兢（公元669或670－－749年）

　　2．吴兢，生高宗总章、咸亨之交（公元669－－670年），卒玄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

　　《旧唐书》称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武则天当政的最后几年，魏元忠、朱敬则“深器重之”，荐其有史才。长安三年（703）正月诏修唐史，吴兢以直史馆身份奉命与朱敬则、徐坚、刘知几等共同修撰。这是吴兢史学生涯的开始。数月后，拜右拾遗内供奉。当年，共同修成《唐书》80卷。

　　中宗神龙元年（705），桓彦范与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武则天还政中宗。中宗以桓彦范为纳言（即侍中），吴兢代桓彦范写谢表，这就是收在《文苑英华》卷573中的《为桓侍郎让侍中表》，也是现存吴兢最早的一篇文章。

　　不久，柳冲上表请修氏族之谱，吴兢以补阙之职奉诏预修。

　　神龙二年（706），与刘知几等预修《则天实录》。不久，武三思、韦皇后势力膨胀。补阙张景源以“母子承业，不可言中兴”，要中宗承袭武周之制。补阙权若讷针对神龙元年中宗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以“太后遗训，母仪也；太宗旧章，祖德也”为由，认为“沿袭当自近者始”[4]。在武、韦势力的挟制下，中宗动摇了“依贞观故事”的初衷。武、韦得寸进尺，欲除掉李唐继承人，“日夜谋谮相王”（即后来的睿宗），指使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等与太子李重俊相“通谋”举兵造反。

　　吴兢身为谏官表现出与张景源、权若讷不同的立场，景龙二年（708）针对冉祖雍之谋上疏中宗，指出诬奏相王是“贼臣等日夜同谋，必欲置於极法，此则祸乱之渐，不可不察”，强调“自昔翦伐枝干，委权异族者，未有不丧其宗社也”。这篇《上中宗皇帝疏》，被保留在《唐会要》卷62、《册府元龟》卷545中，《全唐文》卷298全文存录。

　　景龙四年（710）六月，安乐公主欲韦皇后临朝称制，自为皇太女，乃合谋毒死中宗。韦皇后密不发丧，自总庶政。李隆基很快平定了诸韦之乱，由其父相王即位，是为睿宗，改元景云。几经动乱，“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5]，成为社会普遍的心声。姚崇、宋璟“协心革中宗蔽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6]。吴兢官转起居郎。

　　弃太宗之理本，不忍弃中宗之乱阶；忍弃太宗久长之谋，不忍弃中宗短促之计，陛下又何以继祖宗、观万国？”[7] 职为起居郎的吴兢，对于是否“依贞观故事”的政治分野不仅身临其境，而且认识清醒。经过两年左右的较量，李隆基一举尽歼太平公主势力。玄宗亲政之后，励精图治，倚重贤相姚崇，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8]。

　　这几年，吴兢迁水部郎中，兼判刑部郎中，修史如故。接着，以母丧去官。朝廷几次“夺情”欲令起复，吴兢三上《让夺礼表》，表示要恪守“三年之制”[9]。虽然“停职还家”，却“匪忘纸札”，坚持修撰。开元三年（715）守丧期满，以长垣县男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10]

　 开元四年（716）十一月，同刘知几重新修定《则天实录》30卷，新成《中宗实录》20卷、《睿宗实录》5卷，姚崇奏请褒赏刘知几、吴兢。十二月，姚崇罢相，宋璟继任。史称：“宋璟为相，欲复贞观之政”[11]。紧接着，秘书监马怀素奏请整比图书，编次书目，吴兢以卫尉少卿之职奉诏参预编次。陈振孙说《贞观政要》书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新、旧书》列传，兢未尝为此官”。今天也有文章指出“陈氏所云，未免过于武断”，并引《旧唐书》同卷（卷102）《韦述传》马怀素受诏编次图书，奏用“卫尉少卿吴兢并（韦）述等二十六人”一段文字，但同时又断言“《旧唐书·吴兢传》与《新唐书·吴兢传》确未载录吴兢曾任卫尉少卿一事”[12]，实在是不应该出现的疏忽。各种版本《旧唐书·吴兢传》中，在“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句之后，紧接着清清楚楚地写着：“历卫尉少卿、左庶子。”[13]《新唐书》不载此官，岂可殃及《旧唐书》！开元七年前后，吴兢授著作郎兼昭（修）文馆学士。

　　开元八年正月，宋璟、苏颋同时罢相，源乾曜、张嘉贞接替。五月，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这就是吴兢书序中所说“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二公并相之时，弼谐王政，缅怀故实，以“太宗时，政化良可足观”，“爰命下才，备加甄录”。吴兢受命，“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旨要，举其宏纲”，正式编录。

　　此间，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即吴兢提出辞去史职，请求外任。他的这篇《乞典郡表》保留在《册府元龟》、《全唐文》中，文字不长，特转录如下：

　　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垂诫将来。顾省微躬，久妨贤路，乞罢今职，别就他官。至于理人之政，在兢尤所详晓，望令试典一郡，刺举外台，必当效绩循良，不负朝寄。又，兢父致士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14]

　　吴兢是一个嗜史如命的人，怎么会写这样一份表章上奏呢？从“掌史东观，十有七年”推算，以其长安三年（703）为直史馆算起，至开元八年（720）整整17年，正是张说以并州长史兼修国史之际。吴兢所说“久妨贤路”，欲辞史职，与张说兼修国史不无直接关系。《乞典郡表》呈上后，玄宗很快批答：“转要以从闲，乃回难而就易，私愿或惬，公道若何”[15]，不准其请。但为增其父俸禄，下诏“以其父郑州长史处敬为凤州刺史，仍听致仕”[16]。

　　开元九年（721）九月，张说入朝，与源乾曜、张嘉贞三人并相。先前，吴兢与刘知几重修《则天实录》，长安三年九月张昌宗诬陷魏元忠，引张说作伪证，“赂以美官”，张说“许之”。宋璟、张廷珪、刘知几等都正告张说“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当武则天要张说与魏元忠、张昌宗对质时，张说改变初衷，说是“昌宗逼臣使诬证之”。武则天斥责道：“张说翻覆小人”。此时，张说以宰相兼修国史，见到《则天实录》中这段记述，明知是吴兢所记，却又假装说刘知几论魏元忠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当面从容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在场的其他修史官都惊异地称赞吴兢：“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张说见暗示无效，便私下找吴兢，“频祈请删削数字”，吴兢回答得很直率：“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17]《则天实录》虽然未改，但吴兢深知张说是“翻覆小人”，要长期在这样一位宰相手下修史，一定会有无数“小鞋”在等着他。果然，吴兢“以父丧解，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18]

　　开元十一年，张说取代张嘉贞为中书令，成为玄宗此间最宠信的宰相。这一变动，反映了玄宗从“尚吏”到“尚文”的重要变化。《旧唐书·张说传》以其“当承平岁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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