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读《贞观政要》，跟“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必召蒋乂“咨访”，蒋乂“征引典故”，趁机推荐《贞观政要》相关。宪宗所读《贞观政要》，当是留在集贤院或史馆的吴兢正式进本，但这个本子也以“兵乱之后，图籍溷杂”而待整理。蒋乂入集贤院助其父“于乱中勒成部帙”，不可能不涉及《贞观政要》，而整理《贞观政要》又不能不参考家中所存《贞观政要》的底本和稿本。如果连蒋乂都弄不清《贞观政要》的成书问题和版本、文字的淆乱，恐怕其他人就更难有发言权了。《贞观政要》在唐代被皇家视为定本的本子，即是经蒋乂整理的本子。现今所见“读《贞观政要》”最早的记载在唐宪宗时，恰好证明是蒋乂使其外祖父的遗著得以重见天日的。经蒋乂整理过后，唐文宗、唐宣宗，直至宋仁宗所读、所见，均属这一系统。宋刊本《贞观政要》，无疑亦属这一版本系统。《玉海》引《邯郸书目》著录的《贞观政要》，也是这个版本系统。

　　蒋乂的四子中，係、伸、偕三人皆有史才，自文宗至懿宗相继为史官。史称：蒋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蒋氏家藏《贞观政要》的底本或稿本，随之而流向社会，各本杂相抄录，所以出现淆乱。

　　迄今所知，在北宋编录《新唐书·艺文志》之前，五代后唐国子监于天成二年（927）曾经刻印过《贞观政要》，并流传到南宋绍兴年间。[52] 随后不久，传入契丹。重熙十五年（1046），辽兴宗命译汉籍，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53]。至金哀宗时，赵秉文轮直进讲《尚书》、《贞观政要》，并进《贞观政要申鉴》。《贞观政要申鉴引》尚保存在《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5，但译本不传，不知所据版本情况。

  　吴兢的底本或稿本、蒋乂的整理本，经两宋、辽、金数百年辗转抄录，出现“传写谬误”的情况。另一方面，随着理学在元、明时期的盛行，虽然当时的最高统治集团向往唐太宗“克敌如拉朽，所向无前”，“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却又认为唐太宗“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于是戈直在整理“传写谬误”的同时，更注重采辑唐、宋诸儒之论，间以己意，对唐太宗君臣的“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作出新的诠释。22家言论以及戈直的“己意”，并非论《贞观政要》其书，而是在评“贞观之治”其事，反映着宋、元以来对于贞观之政认识的演变。由此，戈直集论本便被视为一部诠释“贞观之治”的论著而受到推崇。由于诠释的需要，其“移易篇章”、“刊刻衍脱”，均被忽略不提。元顺帝至元四年（1333）刊行后，明洪武三年（1370）又经宋濂以“中秘本”重校、重刻，成化元年（1465）宪宗“御制序”再刻。一枝独秀，取代了其他传本。

　　国内现存刊本，目前见于著录和通行者两种，一为国家图书馆藏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刊本(以下简称“明本”），一为成化元年戈直集论本(以下简称“戈本”）。《四库全书》所收内府本、嘉庆戊午(1798)扫叶山房重镌本，均为戈直集论本的翻刻本。私家收藏情况，有待新的发现。集校中发现，王先恭校注《魏郑公谏录》所引《贞观政要》，有与钞本全同而与刊本互異者。《魏郑公谏录》卷二《谏河南安置突厥部落》条末，王先恭引《政要·安边》文字，与钞本卷九《议安边》第一章文字全同，甚至连“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也与钞本一样，讹作“十二年”。

　　国外刊本，现存四种，即元刻、明初重刻（以下简称“明本”）、成化再刻（以下简称“戈本”）和韩版注解本（以下简称“韩版”）。

　　国外钞本，目前所见基本都在日本。清和贞观年间（859－876），冷泉书院失火，图书尽毁。在随后的10来年间，藤原佐世奉敕根据重新搜集到的图书编定《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卅杂家”著录有《贞观政要》，表明《贞观政要》一书在此之前已经传入日本。其“正史家”著录《东观汉记》百卌三卷，后有如下一段文字：

　　右《隋书·经籍志》所载数也。而件《汉记》，吉备大臣所将来也。其目录注云：此书凡二本……真备在唐国多处营求，竟不得其具本，故且随写得如件。今本朝见在百卌二卷。[54]

由这段文字可知，吉备真备从唐朝带到日本大批图籍，并编有目录。吉备真备作为遣唐留学生，是天正灵龟二年（717）随遣唐使入唐，圣武天平六年（734）随下一次遣唐使返回。孝谦天平胜宝三年（751）又被任命为遣唐副使，至五年返回。天平六年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因船舶飘流安南，后入唐为官，未回日本。吉备真备“在唐国多处营求”图籍，应当是其遣唐留学的17年间（717－734）。在其“营求”的图书中如果有《贞观政要》的话，只能是吴兢的稿本或吴兢家中所藏底本。此时，吴兢刚刚遭贬，进本尚未获得朝廷认可，不可能让吉备真备抄录。而且，就目前日本现存钞本承传情况看，也与吉备真备没有多少关系。更何况《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贞观政要》，是火灾过后残存下的十四（卷或篇）。

　　日本现存《贞观政要》钞本数目虽多，约20余种，但完整的钞本基本上分为三大系统：一为南家本系统，一为菅家本系统，另一个为“异本”系统。

　　（一）南家本系统，奥书记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安元三年（1177），由正三位行宫内卿兼式部大辅播磨权守藤原永范“奉授主上既讫”。此即“安元本”，今仅见于小田原本考异中。

其后，经建久五年（1194）、建保四年（1216）、嘉禄三年（1227）、建长三年（1251）、六年传写讲授，到建治元年（1275）钞写的一部，其奥书记曰：“于时建治第一之历初冬上旬之候，于烛下所终功也，治部权少辅平朝臣兼俊。”[55]是为建治本，日本现存《贞观政要》最古写本中最完整的一部。

　　  （二）菅家本系统，奥书记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建保四年之前，中经建保四年（1216）、嘉禄元年（1225）、贞应三年（1224）、安贞二年（1228）、嘉祯四年（1238）、仁治三年（1242）、弘长二年（1262）传写讲授。到永仁四年（1296）钞写的一部，其奥书记曰：“永仁四年（丙申）十月三日书写讫，执笔宋人明道。”此即永仁本，今仅见于小田原本考异中。

　　永禄三年（1560），李部大卿菅长雅抄录一部，为内藤湖南氏藏，故称内藤本，是现存菅家本系统最古写本。卷一《政体》贞观十九年一章，末句为“庶几于时康道泰尔”。“时康”二字旁注以“光孝天皇讳”，“道泰”二字旁注以“文德讳”。日本当时“御座时，不读御讳”，这是为了提醒向两位天皇讲读时，注意避讳所作的旁注。文德天皇850－858年在位，光孝天皇884－887年在位，由此可知菅家本传入日本的时间一定在文德天皇之前。吉备真备之后，文德天皇之前，有两次派遣遣唐使，一次在恒武延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801－805），正当唐德宗晚年；一次在仁明承和元年至六年（834－839），正当唐文宗时。原田种成推测：菅家本《贞观政要》是菅原清公为遣唐判官，从唐朝带入日本的。菅原清公受命为遣唐判官，时在恒武延历二十年（801）八月，正式出发则在二十三年七月，至延历二十四年（805）六月即返回日本，在唐朝时间仅仅一年（804－805）。[56]不论是菅原清公，还是仁明承和年间的遣唐使，两次抄录《贞观政要》，都只能是蒋乂家藏吴兢底本或稿本，而蒋乂整理本既未经著录，岂能任人钞写？更何况，原田种成也仅仅是一种推测。还要提醒读者的是，菅家本卷九原阙，是据宋刊本补入的。

　　文化六年（1809），菅原长亲写本卷二、卷九末奥书，与内藤本奥书同。各卷末有文化六年五、六月间菅原长亲写记，此为菅原长亲本。菅原长亲本，又有若干转写本，均出文化年间。

　　（三）在南家本、菅家本两个系统之外，还有一个被称为“异本”的系统，卷四与南家本、菅家本、各刊本完全不同。

　　写字台文库藏本（写字台本）缺卷一、卷二。

　　藤波家藏本（藤波本）缺卷一、卷二、卷七、卷八。

两本均缺奥书识语，传授情况不得而知。

　　现存最古假名《贞观政要》（假名本），卷第四与写字台本、藤波本全同。此本乃源赖朝妻北条政子命菅原为长用假名翻译之译本，文禄四年（1595）梵舜自写，正保四年（1647）木版刊印，大正四年活字刊印。据菅家本奥书，菅原为长仁治三年（1242）为后峨嵯天皇进讲《贞观政要》，用的是菅家本，而此译本所据则非菅家本系统。由此可知，“异本”系统与菅家本系统差不多同时传入日本，只不过没有受到重视而已。“异本”与南家本、菅家本同时传入日本，更加说明藤原氏、菅原氏、北条氏等传钞的《贞观政要》，要么是吴兢最初的稿本，要么是吴兢进本的底本，而绝非进本或定本。

　　三大系统而外，还有一个江家本。奥书记道：“本云  以累代秘说本奉授圣上了，尤可秘藏也。宽弘三年三月五日，吏部大卿江判。朱云  宽弘九年闰七月念一日，藤家本一校了。江匡衡。”宽弘三年，公元1004年，这是所见日本最早给天皇进讲《贞观政要》的记录，也说明江家本的年代。今仅见于狩谷掖斋校本、松崎慊堂手泽本所引。

　　此外，完本尚有兴福寺藏本（兴本）。卷10末奥书，自安元三年至建久六年为菅家本奥书，接下来是“承元二年（1208）四月十五日甲寅奉授主上既讫。此书当家已奉授二皇了。实帝王之龟鉴、吾道之重宝也。虽片时不可出他处者也。从三位行民部卿藤原朝臣光范（春秋八十三岁）。”以下，为贞永、永仁、弘安记，正德二年修补。宝历五年（1755）南都兴福寺誊写，是为兴福寺本（亦称宝历本）。第一册第一叶栏外，有记云：“凡朱书者菅本之原本也、墨书者南家本之写也。”

　　钞本之多，难以尽数。文政元年（1818），阿波介、山田以文，以所见古写本合校，是为现存第一个较完备的合校本。现录其《古本校合凡例》如下：

　　八条左府本  二条院御点本  菅本  或本  南家本  异本  古本  一本  摺本  亻本  才本  家本  自本  永本（菅长雅卿亲写本，有永禄三年之奥书，故称永本，今为五条家藏）  江家本（原本卷子本，有匡衡朝臣奥书，故称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