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兢为太子左庶子是父丧起复之后的事，时在开元十三年。[37]把开元十三年说成是“开元初年”，已经不够确切。说书《序》是为向玄宗奉上“再进本”时所作，与上述《邯郸书目》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即所谓的“开元初年”张嘉贞尚未封河东侯、源乾曜尚未封安阳郡公，即便以开元十三年计，源乾曜也还没有封安阳郡公。“二次进书说”的第二次进书时间，也有问题。

　　（三）开元、天宝之际进书说

　　前引瞿林东《论吴兢》一文，在正确指出二公封爵的时间后，以源乾曜封爵在开元十七年，便推断其成书“当在开元十七年之后”，其书的“定稿和进呈”在开元、天宝之际。同时提出以下“主要根据”：（1）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说“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故知天下苍生所望于陛下者，诚亦厚矣！”这几句话所反映出来的社会背景，颇不象是开元前期、中期的所谓“开元盛世”，而倒很象是开元后期的政治环境。（2）《上<贞观政要>表》还说：“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这种口气，当然不是从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员或普通的中央官员口中说出来的，只有那些具有相当影响的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才有可能对皇帝这样说话。天宝初年，吴兢由封疆大吏升为恒王的老师，恒王“授右卫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地位是很显赫的。（3）后来补充说：吴兢撰成《贞观政要》一书，正值李林甫青云直上之时，他在《序》中推崇“良相”，正是为了讥刺李林甫这样的“奸相”。[38]

　　这样的一些推断，也都未免疏忽、武断。

　　首先，以自《序》推崇源乾曜、张嘉贞为“良相”，说是为了讥讽李林甫，不如说针对张说更符合吴兢的难言的心境。

　　第一部分已经披露出吴兢与张说的种种分歧，还应当注意当时三人并相出现的种种不和：中宗时，张说为兵部侍郎，张嘉贞是兵部员外郎。此时同为宰辅，张说位张嘉贞下，便借故讥讽道“宰相也，时来即为，岂能长据”，以此“激怒嘉贞，由是与说不叶”。十一年，张嘉贞弟嘉祐“脏污事发”，张说趁机搞倒张嘉贞，使其出为幽州刺史，张嘉贞“恨张说挤己”，在中书省与宰相宴会时“攘袂勃骂”。[39]玄宗宠信张说，以张说为中书令，源乾曜“不敢与之争权，每事皆推让之”[40]。但到十二年为泰山封禅事，张说与源乾曜“由是颇不相平”。在张说排挤张嘉贞之时，“小鞋”也穿到了吴兢的脚上。这就是《新唐书·吴兢传》中所说：“以父丧解，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丧终，为太子左庶子。”从此，吴兢便不再担任史职了。所以，十四年吴兢连上二疏。

　　其一，因大风拔木毁屋，玄宗诏群臣陈得失，吴兢上《大风陈得失疏》。上疏中的“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权，怀谋上之心。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移于下”等语，不用说也可以知其所指。接着又指出“赇谒大行，趋競弥广”等弊政，进一步劝谏“斥屏群小，不为慢游”。[41]

　　其二，《请总成国史奏》中有如此的一段“诉状”：

　　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兼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苟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虽绵历二十余年，尚刊削未就。但微臣私门凶衅，顷岁以丁忧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42]

　　张嘉贞受张说排挤后，吴兢随即被张说解除史职，因此吴兢将“停其史事”的张说，同“长安、景龙之岁”“相次兼领史职”的武三思等相提并论。而且，事态发展果然如吴兢所言，张说以“引术士占星，徇私僣侈，受纳贿赂”被弹劾，“源乾曜等鞫张说，事颇有状”。玄宗“怜之”，仅罢张说中书令之职，仍然信用之，朝廷有事“常遣中使访之”[43]。在这种情况下，联系吴兢对张说的一贯认识，加之源乾曜罢职、张嘉贞去世，任何人都会认为吴兢称二人为“良相”，更符合他当时的心境！

　　以恒王傅的地位来证明《上贞观政要表》最后数句的语气，更难令人信服。恒王“授右卫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并不表示其“显赫”。王，本身已是正一品爵，何需用从一品的文散、正三品的武职来表示其地位“显赫”。更何况，开元中期以后左、右卫等已经是只有官职、机构而无兵员的名号了。而且，在玄宗封王的22子中，有一多半都加开府仪同三司的散阶，绝不证明其“显赫”。相反，恒王“性好道，常服道士衣。”将吴兢派给这样的王子为傅，其用意恐怕也是不欲吴兢有所为。特别应当弄清楚的是：玄宗诸子多不出阁，以至王府之官地位益轻，往往不受重视，王傅一度废置。天宝中，包括恒王在内的十四王均居内宅，“幕府列于外坊，时通名起居而已”[44]。作为恒王傅的吴兢，仅备名问候起居，恐怕连上疏皇帝都不可能，还会有什么“耻”之类的语气。相反，太子的地位较任何一个“王”的地位都要“显赫”，太子左庶子在东宫官中被比作侍中，用“耻”一类的口气上疏玄宗，不比徒有虚名的王傅更符合身份吗？所以，开元十七年职为太子左庶子的吴兢，比天宝初身为恒王傅的吴兢上《贞观政要》、“耻”玄宗“不修祖业”，更具真实性！

　　（四）开元十七年进书说

　　许道勋、赵克尧《唐明皇与杨贵妃》（即《唐玄宗传》）专有《吴兢献<贞观政要>》一节，提出：开元十七年每事切谏的吴兢，不为玄宗所容，“出为荆州司马”，那部早已编成而未及上献的《贞观政要》也随身带去了。就在这年，他素来敬仰的宰相源乾曜，被罢免了侍中职务，得了个“安阳郡公”封号。也在这年，他敬仰的原宰相“河东侯”张嘉贞病逝于洛阳。吴兢百感交集，忧国忧民，情不自禁地写下二百余言的《贞观政要序》。大约不久，吴兢将《贞观政要》呈献给玄宗，“上表批评玄宗不如太宗，开元中期不如前期。因此，建议从随表奉进的《贞观政要》中，择善而从，克遵前轨，以致太平之业。遗憾的是，玄宗似乎不理睬吴兢的一片心意，从现存的史籍中看不到玄宗对《贞观政要》的一丝一毫的反应。……说明他已经背离了‘依贞观故事’的方针。”[45]

　　通过系统比较玄宗前期、中期变化得出的论断，要比上述种种推测更具说服力。遗憾的是，书中没有进一步将吴兢奉进《贞观政要》的时间具体，只认为在开元十七年吴兢被贬后“不久”。

　　随后，笔者发表《试解<贞观政要>成书之“谜”》一文[46]，通盘考察了武则天退位后8年间吴兢的政治经历和修史经历，认为“依贞观故事”成为开元初的历史趋势。大约自开元五年（717）始，吴兢着手编录《贞观政要》，初具规模，因而书前题写“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开元八、九年间，张嘉贞、源乾曜二公并相时，“命”吴兢“备加撰录”，开始正式编撰。张说入相兼修国史后，吴兢、张说二人在志趣、人品等各个方面都不相容。父丧期间完成《贞观政要》最有可能，但在张说排斥异己的情况下，吴兢怎么可能通过将自己解除史职的张说将书呈献给玄宗呢，只得一拖再拖。从钞本、戈本吴兢《序》前题衔“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弘（昭）文馆学士”，而不署“谏议大夫”、“太子左庶子”，亦可表明其书基本撰成于开元五年至十三年之间。

　　开元十七年六月，源乾曜罢侍中，只为左丞相不预政事。八月初五，是玄宗45岁生日，在花蕚楼大宴群臣，以每年的这一天为“千秋节”，布告天下，咸令宴乐。20多天后，源乾曜退为太子太傅、封安阳郡公，张说进为左丞相。其间，又逢张嘉贞去世。先前“命”吴兢编录《贞观政要》的二位“良相”，一个罢职，一个去世，而玄宗在张说的“粉饰盛时”之下，“骄心浸生，德消政易”，高唱什么“兰殿千秋节，称名万寿觞。风传率土庆，日表继承祥”[47]。

　　面对这种情况，监修国史换成新任中书令的萧嵩，吴兢抓住这一机会写了《上贞观政要表》，连同已经编定的10卷《贞观政要》一并呈上，希望玄宗“克遵太宗之故事”，“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以使“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然而，此刻的气候早已不是开元初“励精图治”的气候了，此时的玄宗也不再是当年刚登帝基的玄宗了。张说正在奉和玄宗：“五德生王者，千龄启圣人”，“薰歌与名节，传代幸群臣”[48]。吴兢却说什么“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观览这样的《上书表》，玄宗会作何感想？明知其书的内容无可挑剔，《上书表》所说也没有什么过错，但又不愿接纳，便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既不毁其书，也无诏宣付史馆（或秘阁）收藏，其书的下落自然无从记载，《贞观政要》的进呈便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对于吴兢其人，留在京城实在嫌其不识时务，先前他不是请求为外任吗，干脆“出为荆州司马”，“许以史稿自随”，让他到外地去继续修撰《国史》吧。《旧唐书·吴兢传》中明确写着，其时为开元“十七年”，只不过没有说几月罢了。《新唐书·吴兢传》虽然未写时间，却加了一句“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书事不当”指什么？此时吴兢已解史职，仅在史馆私撰《国史》，且未上奏。而被贬之后，又是许其“以史稿自随”的，显然不是其所修《国史》“书事不当”。此时，吴兢职为太子左庶子，上疏直谏是其份内之事，即便有所顶撞，也不应加罪。那么，所“书”不当者还有什么？惟其《上贞观政要表》不是直接进谏，却又要“耻”正当盛世的大唐皇帝，加以“书事不当”的“罪名”并不过分。而且，荆州是重镇，其时正由玄宗第十六子永王璘遥领大都督。所以，《旧唐书》只用“出为荆州司马”，以示“惩罚”并不很重。

　　综合以上考察，即便吴兢在中宗时针对“袭武周之制”，还是“依贞观故事”的政治纷争开始编录《贞观政要》，也只能是草本，绝非定本，更不可能是进本。《贞观政要》的进呈时间只能在开元十七年（729），从自《序》称源乾曜、张嘉贞的官职、封爵考虑，其书应当在这一年八月以后的数月中进呈。这样，历来的各种说法均可得通。

三、《贞观政要》的流传与版本

　　开元十七年，吴兢因《上贞观政要表》“书事不当”被贬，而其书没有被禁毁。这样，在玄宗之世有三个本子同时并存：一是正式进本，没有朝廷认可，留在集贤院或史馆而未经著录，因而《新唐书·艺文志》将其列入“不著录”的范围。二是进本的底本，三是底本之前的稿本。后二种，在吴兢家中。

　　唐代官方关于《贞观政要》的流传情况，自玄宗至顺宗四帝，均不见记载。《玉海》卷49引《会要》“元和二年十二月（宪宗）谓宰臣曰：近读《贞观政要》…… 六年三月帝曰：尝读《贞观政要》…… ”，是迄今所见最早关于《贞观政要》的记载。而宪宗读《贞观政要》，则不能不使我们将目光对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德宗至宪宗时的著名史官蒋乂（武）。

　　蒋乂（747－821），吴兢的外孙。其父将明，集贤院学士，安史之乱后，图籍淆乱，奏引蒋乂入院助其整理。蒋乂仅用一年多时间，便于乱中勒成部帙，得二万余卷。德宗贞元九年（793）累转右拾遗，充史馆修撰。史称蒋乂“在朝垂三十年，前后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宰执不能裁决者，必召以咨访。乂征引典故，以参时事，多合其宜”。其“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49]

　　蒋乂出生时，吴兢尚在世，吴兢的藏书及《西斋书目》，包括他的著述的稿本和底本，是完整保存下来了的。《郡斋读书志》著录《吴氏西斋书目》：“唐吴兢录其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兢自撰书，附于正史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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