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古本校合凡例》可知，当时存世古本不下15种。以所见奥书识语为据，《贞观政要》在日本受到重视、开始流传，是在大江匡衡（952－1012）所在年代，相当北宋太宗、真宗时期。而系统承传、抄录，年代则大致相当北宋末年。

　　比较上述三大系统钞本与元、明刊本，发现其间的重大差异如下：

　　（一）篇目的有无不同

　　1、卷第二，《直谏》附，南家本、菅家本无。元刻、明本、韩版15章，见于写字台本卷第四者12章，多钞本3章。戈本10章。

　　2、卷第四，南家本、菅家本与刊本篇章同。写字台本卷第四，篇章与各本完全不同，为《辅弼》第九（4章），《直言谏争》第十（13章），《兴废》第十一（3章），《求媚》第十二（1章），计4篇21章。元刻、明本、韩版15章中，有2章与《辅弼》同，有10章与《直言谏争》同。《直言谏争》第二章、第三章，《兴废》全三章，共5章为各本所无。

　　3、卷第八，《禁末作》附，元刻、明本、韩版有，凡3章。钞本、戈本无。

　　4、卷第八，《辩兴亡》第三十四，钞本无。《玉海》引《邯郸书目》有。明本2章，戈本5章。由此，卷九、卷十出现编序不同的问题：

　　菅家本：卷第九（据宋刊本补，所以作）：《议征伐》第三十五、《议安边》第三十六；而卷第十又为：《论行幸》第三十六，《论畋猎》第三十七，《论祥瑞》第三十八，《论灾异》第三十九，《论慎终》第四十，出现重复编序（“第三十六”）的问题。

　　南家本、写字台本：卷第九，《议征伐》第三十四，《议安边》第三十五；卷第十，《论行幸》第三十六，《论畋猎》第三十七，《论祥瑞》第三十八，《论灾异》第三十九，《论慎终》第四十。

　　（二）篇章的有无不同

　　1、刊本有、钞本无者12章：卷二《纳谏》3章，《直谏》附3章，卷三《君臣鉴戒》1章，卷五《论公平》1章, 卷六《论贪鄙》4章。

　　2、钞本有、刊本无者16章：卷一《政体》6章，卷六《慎所好》1章，《杜谗佞》3章，《论悔过》1章，《论奢纵》1章，《论贪鄙》1章，卷七《论文史》1章，卷八《务农》1章，《论刑法》1章。

　　3、《上贞观政要表》，钞本、明本有，而元刻、韩版、戈本无。

　　（三）必须提出的文字问题

　　1、不论钞本（南家本、菅家本、写字台本），还是刊本（元刻、明本、韩版），都有以“太宗”二字作“上”字者。以原田种成所集《贞观政要定本》、《贞观政要》上、下（校释本）二书为例，卷一《政体》第二、四、五、七、十九章，卷二《求谏》第五章，卷三《论择官》第三、六章，卷四《教戒太子》第一章，卷五《论忠义》第十章、《论孝友》第四章，卷六《论俭约》第二、三章、《论仁恻》第三章、《慎言语》第二章、《论贪鄙》第二章，卷八《论赦令》第二、四章，卷九《议征伐》第十三章，以“太宗”作“上”。同样，卷二《任贤》第三章，卷五《论诚信》第一章，又以“太宗”作“帝”。这显然是唐代《实录》或《国史》原文，吴兢抄录出来准备编录“贞观故事”或《贞观政要》。一部进本或定本，怎么会对唐太宗有如此不统一的称谓呢？

　　2、以钞本、刊本文字比勘，互有重大脱漏、错讹。

　　1）钞本脱漏者。卷二《任贤》，各本均8章，排序完全相同，然文字互异处颇多。魏征一章，刊本、《旧唐书》有而钞本大段脱漏者5处，约180字。李勣一章，仅章末两处，钞本就脱漏125字。罗振玉校卷五、卷六，指其大段脱漏者：卷五《论忠义》贞观五年一章，钞本脱19句100字；《论公平》长乐公主一章，钞本脱漏56字；《论诚信》魏征上疏一章，钞本脱漏396字（罗振玉未见的菅家本、写字台本，《论诚信》贞观十一年魏征上疏一章，中间仅一处就少1465字）；卷六《论奢纵》马周上疏一章中，钞本有24字为刊本所无，而刊本却另有600多字为钞本所无。

　　2）刊本脱讹者。罗振玉校卷五，《论诚信》贞观十一年魏征进言一章，戈本脱漏35字，以致“脱误不可通”。罗振玉未见的元刻、明本、韩版，《论诚信》贞观十一年魏征进言一章，章末之前较钞本、戈本少2953字。特别要提到的是，卷十《论慎终》各本编次完全相同，但贞观九年的一章中，有一段文字钞本、刊本互异，致使文意完全背离。

　　钞本原文：房玄龄进曰：“臣观近古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汉光武年三十三。岂如陛下年十八便事经纶，遂平天下，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已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此又文过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吏，此又怀远胜古也。已有此功业，何可得不善始慎终耶？”

　　刊本原文：房玄龄因进曰：“陛下扌为 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升平，本关圣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陛下有始有卒，则天下永赖。”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平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邪？”

两段几乎相同的文字，钞本是房玄龄赞美唐太宗，而刊本则成了唐太宗自我赞美。前一篇（《论灾害》）前一年（贞观八年），唐太宗刚刚表示过：“吾之理国，良无景公之过。但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定天下，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一年过后，同样的赞美之辞，出于房玄龄之口，比出于唐太宗自己，更觉合乎逻辑。况且刊本中唐太宗还有“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一句，也是表示自谦之意的。两段文字，当以钞本为妥。

　　3)互为错乱者。卷九《议安边》，钞本3章，戈本2章，是关于安置突厥和以高昌为州县事。以高昌为州县一事，钞本、戈本各为一章，文字相同。安置突厥，钞本分作两章：一章为安置突厥部落。突厥部落来降，诏议安边之术，中书令温彦博与魏征辩论，太宗用温彦博议，自灵州至幽州置四都督府，居长安者近万户。十二年（按：当为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夜犯御营，事败被斩，太宗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另一章为安置突厥首领。突厥首领来降，皆拜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百余人，惟拓跋不至，又遣使招慰，凉州都督李大亮上疏，以为突厥顷国入朝，悉授大官，非中国之利。

　　较比《通典》卷197《突厥》上、《旧唐书》卷189上《突厥传》、《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则李大亮上疏在前，而朝议安边之术在后；温彦博与魏征辩论之外，尚有中书侍郎颜师古、夏州都督窦静、给事中杜楚客、礼部侍郎李百药等上奏、上表，太宗用温彦博议。

　　针对安置突厥首领，以李大亮上疏为一章，并无不妥，但钞本第二章以“贞观十四年太宗与侍臣议安置突厥之事”开头，紧接着就是中书令温彦博对曰云云、给事中杜楚客云云，这显然是贞观四年朝议安边之术的内容，被错置在此，而且标年也标错了。戈直发现这一问题，便以《通鉴》叙事为序，认为安置突厥部落、安置突厥首领“共为一事”，便“次第其辞，合为一章”。

　　不论钞本、戈本，温彦博所言“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於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60字，则不见《通典》、《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

　　出现上述重大差异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贞观政要》原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吴兢定本”。

　　《上贞观政要表》，钞本、明本有，而元刻、韩版、戈本无。开元十七年吴兢因《上贞观政要表》“书事不当”被贬，其书虽然未被禁毁，正式进本却也没有朝廷的认可，留在集贤院或史馆而未经著录。这样，就出现了《上贞观政要表》与《贞观政要》分离的情况。前面多次提到，钞本得自吴兢家藏的可能性最大，自然有《上贞观政要表》。而元刻、韩版承袭宋版，为宋代皇家藏书，吴兢因表获罪，表、书早已分离，因而无《上贞观政要表》。

　　写字台本与南家本、菅家本不同，比较客观的说，写字台本是吴兢撮录《国史》旧文，着手编录“贞观故事”的草本，而南家本、菅家本则是吴兢家藏稿本。卷第四的4篇21章，绝大多数都很重要，不可弃而不用！若以吴兢进书前的境遇，更希望“直谏”玄宗，因而在最后编定上奏前，不可能改变全书结构，便从《辅弼》选出2章、《直言谏争》选出10章，又从钞本所未见的稿本中选出3章，编为卷二《直谏》附15章。

　　《禁末作》附，也应当是吴兢在最后编定上奏前所增。以明本的3章而论，第一章，段纶奏进巧人造傀儡戏具，钞本在卷第八《论赦令》，无论如何都有“分类不当”之嫌。第二章，“贞观九年上谓侍臣曰”，虽然与卷六《论俭约》第一章有重出的部分，但唐太宗一开始所说“为政之要，必须禁末作。……”38字，却为《论俭约》所无。编用此章，旨在强调禁末作，故有此38字。而《论俭约》，着重在戒奢从简，因而没有这38字。

　　《辩兴亡》，明本仅2章，均在钞本卷五《论仁义》。此篇的有与无，牵涉后面各篇排序。钞本无《辩兴亡》，后面《论祥瑞》、《论灾异》分作两篇。刊本有《辩兴亡》，后面则合《论祥瑞》（1章）、《论灾异》（3章）两篇为《论灾祥》一篇，仍然是同样内容的4章。将祥瑞、灾异分开编目，无论从《唐会要》、《旧唐书》，乃至北宋前期所编有关唐代的历史文献看，都是符合当时编纂习惯的。吴兢编纂之初，设此篇目没有疑义。但当最后成书之际，却发现整部书10卷40篇，惟有《论祥瑞》一篇仅一章，而又无其他符合此篇内容的章可以移入。这在最后编定时，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据《玉海》引《邯郸书目》著录，宋代《贞观政要》有辩兴亡篇，则经蒋乂整理本应有此篇。是否蒋乂整理时增补了《辩兴亡》，同时合《论祥瑞》、《论灾异》两篇为《论灾祥》一篇，解决了吴兢留下的一篇一章的问题呢？由于蒋乂整理本到北宋刊行后才得以流传，因而便与日本现存钞本出现较大差异。

　　至于钞本有、刊本无的16章，如果说是宋刊本有所取舍造成的话，那么钞本无而刊本有的12章，却只能是日本现存各钞本外，还有他们没有见到的本子。因而，现存钞本不可能是所谓“进本”或“定本”。其他，篇章移易、文字脱漏，则主要是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不再论列。

　　总之，上述种种情况充分说明，南家本、菅家本、异本所据绝非“吴兢定本”，而元刻、明本、韩版所据更难断定为“吴兢定本”。陈寅恪教授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通过白居易作《七德舞》诗与《贞观政要》文的对照，已有论断：罗振玉“虽有‘欲复唐本之旧，苦未能得其全本’（见罗氏松翁近稿贞观政要残卷跋）之言，其实纵得日本传写政要之全本，恐亦不能悉复吴氏原书之旧观。”[57] 现存各种钞本、刊本，均非吴兢原本！

　　660多年前，戈直集论《贞观政要》而未作集校，国内流传各种本子却因此而消失。于是，出现了中国学者无他本可以校其“移易篇章”、“刊刻衍脱”，而日本学者则成果不断涌现的尴尬局面，这不能说不是一大憾事。日本学者凭借流传的各种钞本、刊本，对该书进行过多次校合、整理，在文字校异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因大都囿于南家本、菅家本两个承传系统，又过分相信江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最后所署题衔，便误以为日本所传《贞观政要》古写本为“吴兢定本”。其实，所谓的“吴兢定本”实非定本。

　　为追寻一个完备的《贞观政要》本子，就所见海内外钞本、刊本进行一次集校，共得287章。其中，各本完全重复者1章，实为2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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