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引《书目》著录说：“兢于太宗实录外采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以备观戒，为《政要》。”仁宗天圣五年（1027）监修（国）史王曾言：“唐史官吴兢于《正史》、《实录》外，录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为《贞观政要》。”《书目》著录与王曾奏言，文字如出一辙。委李淑仿效《贞观政要》修纂《三朝宝训》，李淑必然了解《贞观政要》的流传和版本。皇祐己丑（1049），李淑还编录完成《邯郸书目》。[28]由此知道：1）王应麟所引《书目》是李淑《邯郸书目》。2）李淑非常了解北宋《贞观政要》的情况。3）从李淑《书目》中的考证知其所见《贞观政要》是有《表》、有《序》的完本。因此，王应麟引《邯郸书目》对《贞观政要》的了解，要比陈振孙引《馆阁书目》对《贞观政要》的了解更为可靠、可信！换句话说，北宋时，根本没有中宗时进书的说法！

　　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原田种成开始系统研究日本现存《贞观政要》各种古写本，在成书时间上形成“两次进书说”，主要观点如下：

　　1）日本现存《贞观政要》古写本，最古、最完整的有南家本、菅家本两个系统，是根据从唐朝传入的“吴兢真本”传抄的。

　　2）南家本、菅家本之外，异本（写字台本、藤波本）卷第四篇章与各钞本、刊本全异，而且江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最后还有“景龙三年正月  日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崇文馆学士臣吴兢等上表”26字，推断为中宗时吴兢最初上进的原本（称之为“初进本”），上书表是为向中宗奉上“初进本”而作；“开元初”吴兢为太子左庶子，新增教戒太子和诸王的篇章，源乾曜、张嘉贞二人并相，命其撰录，修改上进，为“开元初年的再进本”，书序是为向玄宗奉上“再进本”时所作。

　　3）“初进本”和“再进本”两个系列并行，分别流传到日本。宋刊本则是根据“再进本”，附入“初进本”的资料而编成。[29]

　　这一系列的说法，也给中国学者造成某种误解，认为《贞观政要》“两次进上”。黄永年、贾宪保《唐史史料学》中这样写道：“此书（按：指《贞观政要》）本有景龙三年正月上书表，是早在中宗时即已撰成，至开元年间稍事修订重撰序文进上而已。《四库全书》所据元人戈直本无景龙上书表，所以讲不确切”[30]。牛致公同样认为：“根据原田种成的《贞观政要定本》，《上贞观政要表》进呈的时间是中宗景龙三年（709）正月。”[31]

　　在陈振孙著录“《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后，这是惟一提出了“证据”的论证，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首先，江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最后的26字，有着极其明显的错误，根本不能成为吴兢在中宗时“初进”《贞观政要》的“证据”。

　　吴兢历官“弘（昭）文馆学士”没有问题，却从未有过“崇文馆学士”的经历。崇文馆为东宫官属，隶属左春坊。太宗时置崇贤馆，高宗上元时为避太子李贤名讳改崇文馆，学士、直学士、校书郎等无常员，多以左庶子领馆事。而昭文馆隶属门下省，高祖时置，后改弘文馆。中宗神龙元年为避孝敬皇帝弘名讳改昭文馆，二年又改修文馆。景龙二年，置大学士四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十二人。景云中，减其员数，复为昭文馆。至玄宗开元七年，定名弘文馆。据《授吴兢著作郎制》[32]，吴兢以谏议大夫兼修国史进为著作郎兼昭文馆学士，在玄宗开元三年至七年间。故称吴兢为昭文馆学士或弘文馆学士都可以，而称其为修文馆学士则不妥。至于以其为崇文馆学士，就大错而特错了。崇文馆、弘（昭）文馆完全是两个职官系统，连崇文馆、弘（昭）文馆都分不清楚，怎么可能是吴兢本人所亲写的上书表呢？更何况，中宗时吴兢尚未任卫尉少卿之职。所以，江家本上书表末所署“景龙三年正月  日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崇文馆学士臣吴兢等上表”26字必为传抄者套用书序前的题衔所为，既不知道有崇文馆与弘（昭）文馆之别，又未考察清楚吴兢任卫尉少卿的时间，这与《馆阁书目》著录《贞观政要》为“神龙中所进”一样，都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说法，根本不能成为中宗时上“初进本”的证据。

　　其次，只要稍稍对照一下书序与上书表的文字，谁先谁后就清楚了，证明“两次进书说”根本不能成立。

书《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 凡一帙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

　　再来看《上书表》：

　　窃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求，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至于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鉴来叶。…… 撰成一帙十卷，合四十篇，仍以《贞观政要》为目，谨随表奉进。

两段文字，如此之多雷同相似处，怎么可能前后相隔十多年？而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书《序》称“名曰《贞观政要》”，《上书表》则称“仍以《贞观政要》为目”，表示仍然沿用已经取定的书名。如果说书《序》是写给玄宗的，开元时名其书为《贞观政要》，那么中宗神龙（或景龙）中的《上书表》怎么会有“仍以《贞观政要》为目”的说法？书《序》在先，《上书表》承其后，这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了，中宗时“初进”说不攻自破。

　　“证据”已不足以为证，再来讨论各种推测，看那一种推测最有说服力而疑问又最少。

　　1、按照原田种成的说法，玄宗时吴兢为太子左庶子，南家本、菅家本调整了写字台本卷第四的内容，增入教戒太子和诸王的篇章。果真如此，下面的问题就必须要有合理的解释：

　　1）为什么南家本、菅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没有署“景龙三年  正月”等26字，惟有江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最后署“景龙三年  正月”等26字？

　　2）虽然江家本已经不存，但所有校合本都没有指出江家本卷第四与写字台本卷第四相同，显然江家本卷第四与南家本、菅家本、各刊本卷第四相同，那么江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最后署“景龙三年  正月”等26字，江家本究竟是属于“初进本”，还是属于“再进本”呢？

　　3）如果写字台本是中宗时所进，为什么写字台本没有《上书表》，更没有署“景龙三年  正月”等字样的《上书表》呢？

　　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说神龙二年修成《则天实录》后，面对政令是否“依贞观故事”的政治纷争，吴兢开始考虑编录“贞观故事”是完全可能的，也是令人信服的。但要说其已经编录完成《贞观政要》，并进书中宗，不仅没有可靠的证据，实在是有点异想天开。

　　2、原田种成以“天下托望中宗者洵笃”，吴兢“深欣慕创业英主，编《贞观政要》而上进，期中宗以中兴之主”，但中宗昏庸，“吴兢之微衷终无效”。

　　  果真如此，不能回避的问题又提出来了：吴兢在开元初亲自参预编定《中宗实录》，并受到褒奖，为什么以实录、国史为底本的《旧唐书》只字不提这件事？

　　前面已经说过，景龙二年（708）韦氏集团加紧密谋，作为谏官（右补阙）的吴兢，针对安乐公主等“日夜连谋，欲陷相王”，上疏中宗，这就是《新唐书》摘有片断的《上中宗皇帝疏》。吴兢上此疏是载入了《中宗实录》的，《资治通鉴》景龙元年（神龙三年）八月《考异》证明：“《实录》载此事于今年八月。”[33]时隔仅仅一年（姑且按“景龙三年正月”上《贞观政要》），为什么目前所能见到的与唐代实录、国史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任何史籍都没有吴兢上《贞观政要》的丝毫线索，难道吴兢连自己“上进”《贞观政要》“期中宗以中兴之主”也忘记写入《中宗实录》了吗？自己参预纂修的《中宗实录》，只记自己上疏中宗，却不记自己上《贞观政要》，主张吴兢中宗时上《贞观政要》，是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的！陈振孙对《馆阁书目》“神龙中所进”提出质疑，或许就是从《实录》中发现问题的，因为他那个时候还能够看得到唐代《实录》。

　　3、前引牛致公文认为，吴兢《上贞观政要表》篇末所言“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只有在中宗时说这些话才有现实意义”，而开元十三年玄宗还在“大收群书，以广儒术”，表明他“更加重视贞观年间太宗的治国之道”，不存在所谓“不修祖业”的问题。

　《上贞观政要表》开头一段文字，“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平之业。’…… 今圣德所感，可谓深矣。”对照景龙二年《上中宗皇帝疏》，吴兢已经在直谏中宗不要听信“贼臣”诬奏相王，强调“自昔剪伐枝干、委权异族者，未有不丧其宗社也”，并举例“秦任赵高，卒致倾败；汉委王莽，遂成篡逆”云云。《上书表》中的“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今圣德所感，可谓深矣”等语，会是说给中宗的吗？惟有针对前期的玄宗更符合实际。

　　应当作出区分的是，这里是在考察吴兢对玄宗的看法，而不是谈对玄宗的历史评价。吴兢在开元十三年、十四年有两篇上疏，《请东封不宜射猎疏》认为玄宗“骋奔马于涧谷，耍狡兽于丛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驭朽之变”，安可与太宗“同年而校其优劣”。[34]上《大风陈得失疏》，“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权，怀谋上之心”，指出“赇谒大行，趋竞弥广”的弊政，劝谏玄宗“斥屏群小，不为漫游”。[35]这些言词，与《上贞观政要表》中“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是完全吻合的。换句话说，此时的玄宗，在吴兢心目中的印象与后来史家对玄宗的评价不完全一致。分析吴兢在《上书表》中是否可能“耻”玄宗，只能看吴兢本人当时对玄宗的认识，而不应该将后人对玄宗的认识加在吴兢头上。

　　（二）开元八、九年进书说

　　王应麟所引北宋李淑《邯郸书目》最先考得书《序》中“侍中安阳公”为源乾曜、“中书令河东公”为张嘉贞，“二公并相之时”在开元八年五月至开元九年九月之间，认定《贞观政要》其书“上于开元八年、九年”。

　　然而，这一考证同样存在重大疏忽。其一，忽略了书《序》中“爰命下才”数字，将吴兢受命编录《贞观政要》的时间误作为成书时间。依据书《序》，开元八、九年“二公并相”之际，应该是吴兢受命正式编录《贞观政要》之时。其二，只注意到二人拜相的时间，却没有考虑到张嘉贞封河东侯的时间是开元十三年、源乾曜封安阳郡公的时间是开元十七年秋。[36]如果是开元八、九年间成书，怎么可能在书《序》中提前写上二人的封爵呢？显然成书时间不在开元八、九年间。前引瞿林东《论吴兢》一文首先指出这一点：张嘉贞封河东侯在开元十三年（725）、源乾曜封安阳郡公在开元十七年（729），《贞观政要》“成书当在开元十七年之后”。

　　顺便说一下原田种成“两次进书”的第二次进书时间问题。原田种成这样推测：“开元初”吴兢为太子左庶子，新增教戒太子和诸王的篇章，源乾曜、张嘉贞二人并相，命其撰录，修改上进，为“开元初年的再进本”，书《序》是为向玄宗奉上“再进本”时所作。这同样不能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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