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以著作郎修国史。
张说“祈请删削”《则天实录》，答以“若取人情，
何名为直笔。”
开元十一年（723） 父丧解史职。
开元十三年（725） 起复为太子左庶子。
上《请东封不宜射猎疏》、《谏十铨试人表》。
开元十四年（726） 上《大风陈得失疏》、《请总成国史奏》。
开元十七年（729） 上《贞观政要》10卷（《上贞观政要表》、
《贞观政要序》）。
出为荆州司马，许以史稿自随。
开元二十一年（733）前 萧嵩奏取所撰《国史》，得65卷。
开元二十九年（741）前 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
续修国史，修订《唐春秋》30卷。
加银青光禄大夫，封长垣县子。
迁相州长史。
天宝元年（742） 为邺郡太守。
天宝七载（748）前 入为恒王傅。
别撰梁、齐、周史各10卷，陈史5卷、
隋史20卷。
天宝八载（749） 卒。
子进其所撰《唐史》80余卷。
藏书及《吴氏西斋书目》遗外孙蒋乂。
二、《贞观政要》成书时间商榷
《贞观政要》的成书时间，篇首所引《直斋书录解题》、《玉海》、《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代表自宋至清的三种说法。
陈振孙著录说：“《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这是目前所见关于《贞观政要》成书中宗之时的惟一记载，但紧接着陈振孙就对“神龙中所进”提出质疑，认为“当考”！
王应麟带着陈振孙的质疑，引用《书目》的考证：“乾曜、嘉贞开元八年五月始拜是官（按《本纪》，开元八年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十一年而嘉贞贬，十五年乾曜罢），至九年九月张说亦相。若二公并相之时，盖可知矣，其上于开元八年、九年欤。”否定了中宗时进书说，采用了开元八、九年间进书说。
清修《四库全书》，根本没有考虑中宗时进书一说，主要针对“开元八、九年进书”说提出质疑：“书中所记太宗事迹，以《唐书》、《通鉴》参考，亦颇见牴牾。……史称：‘兢叙事简核，号良史，而晚节稍疏牾。’此书盖出其髦年之笔，故不能尽免渗漏。”以《贞观政要》为吴兢“髦年之笔”――成为开元、天宝之际进书的一种依据。
对上述三种说法，下面分别商榷。
（一）中宗时进书说
首先，从《直斋书录解题》说起。《直斋书录解题·目录类》著录宋代书目（不含金石、书画目录）16种，只对南宋《中兴馆阁书目》、《馆阁续书目》提出批评，认为《馆阁书目》“中兴以来庶事草创”，“其间考究疏谬”；《馆阁续书目》“纂续前录，草率尤甚”。所以，陈振孙认为“《馆阁书目》云‘神龙中所进’当考。”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人们都误以为《玉海》关于开元八、九年进《贞观政要》是王应麟的考证，其实这是北宋李淑在《邯郸书目》中的考证。《玉海》卷49《唐贞观政要》、《太宗勋史》合条这样著录：“《志·杂史》：吴兢《贞观政要》十卷、《太宗勋史》一卷。《书目》：兢于太宗实录外采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以备观戒，为《政要》凡四十篇十卷，始《君道》……若二公并相之时，盖可知矣，其上于开元八年、九年欤。《会要》：元和二年……”都是引用的唐、宋的著录，并非王应麟本人的考证。
那么，所谓《书目》，何以知道一定就是北宋李淑《邯郸书目》呢？通常认为王应麟所引《书目》是《中兴馆阁书目》，但这又与陈振孙引《馆阁书目》相矛盾。请仔细看《玉海》同卷书稍后的《天圣三朝宝训》条，王应麟清楚地写着：
天圣五年十月乙酉，监修（国）史王曾言：“唐史官吴兢于《正史》、《实录》外，录太宗与群臣问对之语，为《贞观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其间事迹不入‘正史’者，别为一书，与‘正史’并行。”从之。六年五月，曾奏委李淑修纂，宋绶、冯元看详。九年二月，淑又奏直集贤院王举正同修。十年正月（即明道元年），敕以《三朝宝训》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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