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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自觉之路的回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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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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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自觉之路可谓曲折而漫长。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为文化自觉苦苦探求。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时至今日，文化不自觉的现象在现实中仍大量存在，并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化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学界也不时传来对文化不自觉的批评之声和要求国人提高文化自觉意识的呼声。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在不断提高，这首先体现在作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已达到了应有的高度，她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一、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理性选择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悠久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曾有过自己的辉煌，它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1840年，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古老中国终于未能守住紧闭的大门。对绝大多数国民和统治者来说，"中央大国"的文化优越感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下，被扭曲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对西方文化义和团式的全面拒斥的文化心态。而对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思考更多的是贯穿在整个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即毛泽东曾精辟地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关于"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争论，表现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里，就是"古今中西"的争论。"五四"以前，学习西方，效法西方的文化发展道路模式是中国思想界对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主流。"五四"时期，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这种西方道路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古今中西"争论的内容，增加了是坚持中国封建传统，或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和优秀传统相结合，还是脱离中国国情，照抄照搬，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等重大问题的争论。在争论中，不同的思想派别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提出了不同的设计和方案。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自觉的里程碑。"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首的知识分子，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当时，西方先进文化是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武器和价值尺度，"向西方学习"仍然是他们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说，新文化运动对东西差异之剖析、对传统之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但是，新文化运动表现出的反传统倾向，当时和后来一直受到一些传统文化中心论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责难，说新文化运动是数典忘祖，割断历史。这种责难如果不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失之偏颇的评价就是故意歪曲和中伤。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绝非没有一点偏激思想和偏激情绪。他们有时为了达到振聋发聩引人注意的目的，不免说话有些夸张；一些人在思想方法上也难免有矫枉过正的倾向。这在当时，从主客观两方面看都是不难理解的。即使如此，我们也应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并非完全没有分析力，即以"打倒孔家店" 来说，当时人们主要是反对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特别是反对军阀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而提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及当时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愚昧迷信观念。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同思想派别的人们都在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模式进行新的反思，并作出新的选择。孙中山等革命派主张在坚持学习西方文明的前提下，寻找克服其弊病的方法。康有为、严复等人意识到中国文化发展应回到自身的特殊道路上来。但是他们认为恢复和维持封建国粹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这样他们就从改良派和积极传播西学的先驱转变为复古主义者。胡适等人仍然坚守"西化"主张，并在同其他派别的互相论争诘难中，最终走向"全盘西化"的极端。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同样强调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特殊性，他们出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忧虑，竭力维护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反对把文化的民族差异完全归结为时代差异，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要"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用"西洋的法子"整理、综合中国文化，以求"创造性转换"，使中国文化世界化。他们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实际上是一条"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特殊发展道路。而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则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俄罗斯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主张中国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经过"五四"时期各种文化思潮激烈交锋的洗礼，中国思想史上自由主义西化派、新儒家的文化保守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三派之间相互争锋的格局基本形成。他们之间的论争共同构成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文化景观。这期间所进行的"东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以及此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等基本上都在这三大阵营之间展开。但是，应当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三大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思潮无疑处于主潮的地位，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其他思潮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三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是它的辨证唯物论实际上已经主导了中国思想理论界，"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 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中国社会史、社会性质问题的科学解决，以及由此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成长壮大，不仅为马克思主义者开进传统文化论争领域准备了充足的学术研究力量，而且也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者以中国思想文化优秀遗产真正继承者的姿态，以千秋功罪由我评说的宏伟气势，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传统思想文化展开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清理、研究和批判，从而使关于传统文化的论争进入到一个获得初步解决的新时期。抗战时期，围绕传统文化如何评价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现代新儒家用西学对传统意识所做的"创造性转换"，国民党集团对传统思想文化沉渣的高扬利用，都从不同角度，把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推到学术论争和理论研究的前沿，使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考虑与之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不能不表明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因此，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继承，作为其理论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出版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他们通过对新儒家思想的批判反驳，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和立场。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紧迫任务，即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遗产相结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这方面，毛泽东作出了巨大贡献。他1940年发表的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他一些重要著作，在如何认识与对待民族思想文化遗产，如何认识中西思想文化关系，如何进行新的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等问题上，系统地表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和主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的"古今中西"问题上，已经达到了其时所能达到的理性自觉的程度。
至于曾喧嚣一时的"全盘西化派"的文化选择，本质上是与"五四"时期文化反省的基调及其所揭示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性相违背的。他们感触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危机，却忽视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暴露出来的西方文明的弊端，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先是视而不见，继而坚决反对，继续坚持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这种盲目效法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做法，反映出他们在文化问题上的不自觉。东方文化派的文化选择，已经突破近代以来中国人争相效法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模式，实现了文化选择立足点的根本转移，意识到中国文化发展应该回到自己的特殊道路上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可惜的是，他们所选择的发展方向是"向后转"，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行的种种思潮当中，马克思主义无疑最富有系统、科学、革命及可操作等特性。而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思想体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代表了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困扰中国人民一个世纪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获得了政治解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她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就宣告了"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三流并发的状况成为历史，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也告一段落。 二、新的文化论争呼唤文化自觉
解放后，共和国走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7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文化问题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走过"文革"灾难的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传统文化，反思"五四"以来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重新估价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和丰富文化资源。与此同时，西方的思想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也再一次高涨起来。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了新的"文化热"。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文化热"，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继续，因为此间争论和研究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古今中西"问题。说明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是，应当看到，新时期的文化论争并不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老调重弹，而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提出的新的时代课题，是探索中国式的自主型现代化发展道路，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论争中，出现了两种不甚协和的旋律：其一是有感于十年"文革"中封建遗毒大量的沉渣泛起，主张重归"五四"，彻底抛弃以儒学为代表的所有传统文化，积极迎接世界化（其实就是"西方化"）。另外一派则有感于"文革"之际的左倾思潮对于中国两千年传统儒学的大肆践踏，而主张重新评价与定位儒学传统，他们通过儒学"人文主义"精神的大量掘发，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根源感以及对西方后工业社会所生弊端的诊治良方。不难看出，上述两种并生共存的思潮差不多是五四期间西化派和本位文化派的旧话重提。有人把他们称为"新西化派"和"新本位文化派"。 前者的主张到1988年电视政论片《河殇》把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推到极端的地步为标志，使"文化热"达到了顶点。由于自身存在明显理论缺陷和实践上的不可操作性，"新西化派"受到学界和社会舆论的批评，而日见衰微，至80年代末期，几乎不再有人提起；后者则演成大观。尽管"新本位文化派"的政治倾向、思想信仰与现代新儒学不尽相同，甚至相反，但在弘扬儒学传统方面颇为同调。换言之，如果在政治倾向与信仰上降格以求，二者的学术话语是可以沟通的。进入90年代，"新儒学研究"渐乎成为大陆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界）的"显学"，与海外的激烈反传统派在大陆遭冷遇相反，海外新儒家则受到内地学府讲坛的热情接纳。
综观20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化热，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的文化热的主调是西化和反传统，表现为一种政治激进主义的话语。但进入9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全面勃兴的大背景下，悄然兴起的第二次文化热出现了"话语转换"，一种"新文化保守主义"悄然生成，其主调是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和否定革命。"新文化保守主义"从反思80年代"文化热"中的激进主义到反省"五四"以来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思想[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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