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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与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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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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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是第二次反右，是针对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革命。刘少奇领导工作组时采用类似反右派的方针，在周恩来和各级党委主持工作时出现了破四旧，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外。毛泽东下决心，不让 1957 年的情况重演，发动造反派，把解决党内矛盾放在第一位。当然，毛泽东也是要整知识分子的，只是放在第二位，是次重点。第三个层次是党政军领导与不当权的群众的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矛盾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被激化了。毛泽东利用了当时的大中学生，后来调动了工人、青年知识分子斗争“走资派”。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就联合起来了。造反派比较复杂。大体是以往受到伤害受过打击的人，主要是文革初被整的人的集合。用今天的标准看，文革初对他们的打击多是不公正的。造反派是政治和社会的边缘的人们，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冲击政治和社会的当权派。”13
尽管执政党一再呼吁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但是学界似乎对此一直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态度。不同的声音一直没有出现过。或许正如托洛斯基在被流放时接受了苏共中央赠与的400美元时所说的那样：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专制的政党，不服从就意味着死亡。苏共在斯大林时期的肃反和大清洗，中国在文革中对异己的迫害造成的恐惧，至今也让知识分子们所渴望的学术自由只能羞羞答答的、半遮半掩的流露着。尽管今天这种从肉体上消灭异己的做法已经被抛弃了，但是精神上的压制仍然存在。以至于有人这样戏称：中国的学术研究，说出来的都是不关键的，没有说出来的才是最关键的。言外之意，或许要语言学家去解释了。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自由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学界逐渐形成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对这两种思潮的划分最初来源于香港，但令人奇怪的是国内两个流派的人都不肯承认自己是属于哪一派的）。但是相互之间明显缺乏些包容，观点上也难以调和，我本人对此的看法可以借用《顾准日记》中的一句话：“……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列宁上对的，但是在回答娜拉出走问题上考茨基是对的……”。如果仅限于一个学术问题的对错与否，那么争论应该是平等的，但是显然学术的争论往往被政治权力介入，导致单纯的观点的争论被演化为政治立场的对错，学术的分歧被提升为政治路线的分歧。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中谁的言论空间更大？在我看来，似乎前者更有生存空间。一位《说不》的作者说，我们不能批评中国政府，所以骂美国政府。民族主义和官方提倡的爱国主义毕竟兼容性比较大。对于官方来说，新左派的反帝声音，比自由主义反对专制的声音，要中听得多。而这几年被停刊整顿的刊物，如《东方》、《方法》，主要倾向都是自由主义的，当然不完全是自由主义，还有社会民主主义，包括为中国社会弱势群体说话的民生派。这些刊物之所以失去发言权，说来说去，还不是因为倡导了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呼吁了政治改革？还有《南方周末》，虽然没有停刊整顿，但主编也下台了。
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我基本同意韩德强的观点，他在2000年1月国内学术界思想整合的一次讨论会（参加者：杨帆，王小东，张祥平，杨继绳，卢周来，丁冬，张陶伟，韩德强，温铁军，黎明，崔之元，顾海兵，孙宾）中做了这样的发言：“在我看来，自由主义首先是政治自由，特别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铁链锁不住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但却可以锁住政治自由。一些激动人心的自由主义形象都是政治自由，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就塑造了一个思想和政治自由的斗士形象。然而遗憾的是，许多自由主义人士常常把政治自由混同于经济自由。而一些老谋深算的“自由派”则借政治自由的高尚形象来为经济自由张目。事实上，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是相互矛盾的。”
当然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只是中国思想界的两个分支而已，其实更多的人是保持中立的。我这里谈的是学术的自由，但是不管是学术的自由，还是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自由，其实质该是统一的。即自由必须要扛起" 公正"的大旗，如果自由不扛公正的大旗，不注意民生问题，就没有社会动员力，就没有思想魅力，不会在关键时发挥感召力。同样，失却公正的自由将不会成为我们呼吁民主、人权、宪政，呼吁了政治改革的有力武器。 执政党与民众之间信任的不对称
在我写下这一小节的标题时，我发现或许我走得已经很远了，在我前进的路上，已经看不到别人了，但是没有同行的人，不等于没有观众。在中国，现在最最流行的就是fans，多数人对各种新鲜的事物都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学术研究中也同样如此。一些观点有人顶着政治风险提出了，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有些人则在后来出来争功。说什么这个观点早在什么什么时候他就提过。在学术研究有点“洛阳纸贱”的今天，却是鲜有人去认真核对，但是这对那些做出贡献的人公平吗？有些人反右时说自己是左派，反左时说自己是右派，两派都反他会说自己中立，这种人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已经随处可见了。现在也不希奇。我提出信任不对称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禁区，我不想标榜自己思维的前卫，只是不想阻止思维的进一步延伸。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建党以来，就以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获取了中国最底层群众的广泛支持，在今天我也同样相信这一点，因为我本人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但这丝毫不能说明，我们的组织就没有缺点，或者不可以批评，尽管目前看来对这个组织的批评还不是自由的，但是抱怨其实已经不少了。我这里的分析是在一种纯粹的学理上的探讨。希望对政党的分析，能够以一种理性的建言来替代非理性的漫骂或者是抱怨。
政党的出现其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晚近的才出现的，并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只是人类社会进入市民社会阶段后才产生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政党做过经典的描述：“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 政党是公民组织起来的、以获得国家政权为目的的、以反复的选举为手段的协会。“党”这个词，在中文中最早并没有政党这个含义，只是对有共同特征的群体的称谓，例如历史上的“朋党”一次，虽然已经接触了政治，但是仍然是指政治上的有亲密关系的群体。“政党”一词是由日文译入中国的，用来指代一种政治上有同样诉求的政治组织。通常指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政党是一定阶级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灭。列宁指出:“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51页)。从政党一词的严格意义考察，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大致主要有两类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政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才形成的阶级的政治组织，是各阶级的政治发展和它们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恩格斯指出:“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15
无疑，政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政治活动趋于成熟的产物，做为特定阶级的代表，政党是由该阶级的精英分子组成，并代表着其所属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政治上成熟的政党来说，还不是阶级的普通的一部分，而是它最积极、最活跃、最能代表其阶级利益、最能带领本阶级进行斗争的一部分。一个阶级为了使自己组织起来，能够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就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来领导。政党也必须依存于一定的阶级，代表本阶级的利益，而没有本阶级群众的拥护，它也不能存在和发展。”政党与一般性的国家组织和有政治要求的社会团体是有区别的，政党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1）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出于本阶级的利益而争取和实现对国家机器的统治权；（2）具有成熟的政治纲领，而纲领对于政党往往具有旗帜的作用，是其借以号召民众的政治武器；（3）具有明显的组织纪律性，政党可以通过成文或是不成文的纪律要求来约束其成员的行为；（4）出于一个或几个领袖的领导之下，这一特征甚至在今天的政党活动中都明显存在。
不论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在政党的一般性上是没有差别的，在特殊性上的区别仅在于它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一个政党的存在首先表现为群众信任的结果，如果没有群众的信任，那么这个政党的存在是没有基础的。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号召力，则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政党对于民众的信任程度。信任对称的问题旨在说明：在政党和她的支持者――民众之间，信任应该是对称的，即民众对政党的信任不应该多于政党对民众的信任。从契约关系的角度看，二者存在明显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在委托代理的分析中，委托人很少例外的处于劣势，而委托人处于优势，在政党和民众之间，这一问题同样存在。而在执政党和民众之间，这一问题表现的尤其严重。利益集团理论的发展对于我在这一部分的分析是有帮助的。该理论认为：当权者由于彼此利益的差别会产生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而每个利益集团只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原则行事，这种行事方式明显有悖于政府是个“仁慈的君主”这一福利经济学的假说，于是，执政党和民众间的不信任问题自然产生。那种认为政党对其所代表的阶级群众绝对忠诚的观点无疑是浪漫色彩的政治理想主义，我建议这些人看看《毫无浪漫色彩的政治》（见his杂志，1979年第3期）。
政党首先是作为一种民众授权的组织而存在的，是由民众组织起来，以获取国家政权为目的、以反复的选举为手段的政治组织。16 民众对政党的信任是政党的生存前提，对执政党尤其如此。政党和民众之间信任不对称的问题在政党获取政权以前并不明显，有时二者甚至是高度统一的，但在政党获取了政权后，政党更倾向于维持自己的统治权，不同的下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在多党竞争性选举制度下，政党选择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获取最大政治支持，将自己幻化为全民党；而在垄断性的一党制下，执政党更倾向于选择把民主作为一种口号，而通过隐蔽的专政来维持统治。后者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较为明显。
政治上的一党制很容易造成对自由的侵害，在我国这一问题也同样存在。写入宪法的言论自由，由于媒体的政府垄断性控制而无法实现。体制外的竞争性政党的产生并不具有可能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严格的说是个历史的产物，并不具有永恒的意义，因此进一步的改革应该从制度内形成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但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似乎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明显是政治上不正确的（参第五节《政治的正确性与学术精神》）。作为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我们又责任公正地看待各种提供选择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在各种主义的支配下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它们。由于改革的这种内生体制性障碍，无法形成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只能在现有体制内寻求出路，即政党应该同等地给予提供支持的民众以信任，正如他们对政党的信任一样，而不是怀疑他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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