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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与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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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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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转轨和改革开放的过程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贡献是分不开的，比如理论界及时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纠正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错误、经济市场化、股份制改革等重大的理论贡献，都对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实践起过重大的作用。否定转轨阶段理论界的贡献是一种轻浮的，不负责任的评价。但这并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的供给就是令人满意的。
改革以来学术界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驱利的心理传播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学术界也同样如此。面对市场的大潮，学术的商业化倾向日益明显，学术供给的有效供给比例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大幅度上升，相反，从改革之初就出现的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当然理论和实践的差距也是一个问题，但总体上不难看出这样一种表现：改革的实践总是先于改革的理论，而理论则明显的是在实践之后亦步亦趋的发展的，所谓的理论创新，更多的是对实践的理论化解释。一方面，改革的前进需要更新的理论指导，而这种真正能指导改革实践的理论一直未能出现；另一方面，“学术成果”大批涌现，学术繁荣较大层面的表现了一种虚假繁荣。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科学精神和责任并没有被坚持和贯彻，相反更多的学术成果都只是千篇一律老生常谈，正如我导师所言，可谓“洛阳纸贱”。
但凡从事学术的人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国内书市中最畅销的学术著作多是国外经典名著的汉译本，国内著作销量相比较少，个别优秀的作品当然不在此列。多数学术成果的选题基本上是按照国家社科发展基金提供的选题进行研究的，自主选题的成果非常少，除了一部分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有此能力外，多数研究的进行和启动都是在靠课题费救济，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研究的困难，此外，目前我国政府以外关注学术发展的机构和个人非常少，政府基金之外的可用资源极少，这导致很多有意义的选题只能搁置不谈，而着力从事政府课题的研究。
但凡学术界内部的人都知道，学术界也是有潜规则的。课题的结论如何来下，关系未来课题的申请；研究中要避免踩地雷，或者闯禁区等，否则要被扣帽子，打棍子；研究成果要请业内的元老审阅，不可冒进，乱提新观点等等不一而足。
除此之外，政府课题设置上的重复建设就更是极大的浪费，但是却养活了不少寄生在学术躯体之上的庸才。很多学术供给基本上是为了拿学位、评职称、加工资、或者扬名立万。导师对学生选题进行压制，当然固然是为了学生的“安全和前途”着想，但是未免失去了学术应有的尊严和独立，这种方法无疑是教人一起愚昧，扩大氓民的数量而已。
造成学术研究这种现状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大致有两点：（1）学术研究仍然是不自由的，在较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意识形态；（2）学术研究中的有效供给过低，较多的“学术成果”基本都是应付课题的产品，研究成果的商业化目的非常明显。 学术自由——科学进步的源泉
关于学术研究的自由问题，是个敏感的话题，很多老学者更有体会，象我这样刚刚进入研究领域就妄谈学术自由的人或许有些浅薄，但是我恳请各位原谅我的鲁莽和草率。我所说的问题，本来不是问题，因为所有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就是没有人说。似乎大家都是成人了，看着皇帝不穿衣服，也要“体面的”“理智的”“礼貌的”“尊敬的”“善意的”说：“这衣服真漂亮”，而只有我是那个懵懂的小孩子，失口说出了真相。但我知道，我是会遭到批评的。因为我破坏了一种气氛，甚至是打破了学术界近20年来已经养成的虚荣心。
看来我必须道歉了，否则我可能被逐出这个领域。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想在众多的人再找一个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如果没有，那我情愿被放逐，因为于我那将是更大的幸福，可以免受不自由的折磨。
导致学术不自由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和制度。这一点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明显，其原因和来由，我在前文中有过交代这里不在赘述。我认为，对于政党而言，列宁式的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管理的政党本来是有其产生的特定背景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同样要求政党的组织形式及其成员构成发生变化。否则，政党也将是一种无效供给，结果可想而知。对于政党而言，可供选择的手段或者工具主要有两种：一是民主，二是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在方式上明显的存在专政的偏好，这是有历史根源的，不承认和了解这一点，去抱怨不自由是肤浅的。这一结论可以从1920年7月，克鲁鲍特金给列定的信中获取支持。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使党的专政是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工具……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障碍”（着重号是原来的）8 。托洛斯基对此也曾有过警告，但是列宁对此没有回应，也没有深刻的理解，他甚至武断的批评克鲁鲍特金说：“他已经太老了，他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的国家，到处都是战斗。而他除了合作运动之外找不到其他什么可以建议的。”9
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在落后的俄国和双半社会性质的中国首先成功是先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曾预料到的，新的革命实践需要与此对应的革命理论，如何在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了，这是符合历史潮流和进步需要的，应该肯定。但是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到今天，在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经历了深刻的教训之后，面临当前的问题和矛盾，提供一种利于实践进步发展的理论就是学术的责任。
然而，应该说社会主义的执政党还没有给我们营造出一个理想的学术环境来。对媒体的控制，对舆论的压制随处可见。尽管，目前执政党已经清醒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通过体制内的改革撕开一个言论自由的口子，但幅度十分有限，这和时代呼唤的理论诞生倾向是相背的。我个人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初期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初生的的制度，将无产阶级政党组建成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革命者的团队”是必要的；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全球化大潮涌动，和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今天，这一组织同样有必要象她自己所提出的那样“与时俱进”。发展的时代需要的执政党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团队”，而不是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斗争时代的那种“革命家的团队”。在我国，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意义也正在于此。尽管全党乃至全国上下一再掀起学习这一思想的高潮，但是否真的对此有深刻的理解是令人怀疑的。就我所在的领域而言，我们更加强调执政党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意义，因为这对于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就是要让无产阶级政党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后，逐渐成为一个全民党，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团队。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任务吸引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10 从这一点经典的描述来看，无产阶级政党在和平发展阶段演化为一个全民党是一种进步。在发展的时代，继续用革命的思维去对待学术无疑是错误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每个时代的先锋，他们由于掌握的知识对时代的认知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至关重要的。
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其思想的自由和独立性，以及特有的怀疑精神。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是根源于其科学精神的，这一精神尤其地集聚于知识分子中的学者群体。这一点莱斯扎克·克拉考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话或许是有启发的：
一种苏联式的制度的好处是它不必要向公众解释其行为的合理性：根据定义，它代表了公众的利益和愿望……然而，它也暴露了一种在民主制度下未曾存在的危险之中：即它对意识形态上的批评特别敏感。这意味着，在其他事务中，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一种在智力上对制度合法性的威胁，或对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赞同，代表了一种道德的危险。11
霍尔瓦特在批判国家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中指出：“某种意义上讲，知识分子的任务比其它地方的都要简单。为了改变现存的意识形态和削弱权利机构的合法性，他们不需要制定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已经存在着，它是在大革命产生的，但它的意义在后来被破坏了。知识分子所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恢复语言的本来意义，描绘社会主义的蓝图。而剩下的工作由未被拒绝的革命的传统来完成。”12
很明显，要自由的进行学术的研究和讨论，前提就是恢复语言的本来意义。记得有位国内著名的学者在给《读书》十年纪念的文章中写道：《读书》在90年代基本上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手淫的地方。言辞虽然尖刻，但是却描述了中国学术的现状。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留给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界的阴影至今也没有消散，那种不自由的传统到现在也还在四处弥漫。这一点印红标在2001年的学界思想整合讨论会上对文革的分析我比较赞同，其观点如下：
“文化革命有三个层次。一是党内斗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乌托邦和现实主义的矛盾、权力的矛盾。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要批判党内务实派。要发展生产就要务实，就要有科层制度或者说官僚等级制度，给科层制度的上层既得利益者一定的特权。理想主义乌托邦指出科层制度的弊病，有认识上的积极意义，但是付诸实施就只能造成灾难。对老百姓的物质利益来说，乌托邦没有任何好处。在当时的制度下，务实就得有特权问题。党内权力的矛盾，是具有个人崇拜地位的领袖凌驾在党之上，凌驾在党政官员或者说官僚集体之上。个人崇拜领袖的第一要务是驾御官僚，而官僚又与老百姓有阶层的矛盾，毛泽东直接调动党外社会力量参与党内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的，其条件就是 10 年严密的思想控制，培养了无限崇拜他个人的一代青年人。应该承认整个文化革命的主线是党内斗争。第二个层次是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革命是依靠农民取得胜利的，知识分子在旧中国是中上层。领导层与知识分子一直存在矛盾，在批判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党内较少分歧。毛泽东先是发动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批判学术地位高的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后来对青年知识分子失望，又发动工人批判知识分子。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有两个自杀高潮，一是破四旧，二是清理阶级队伍，那是知识分子最艰难的时候。而两者中间是群众冲击党政领导当权派的高潮，当权派日子不好过，而为了打击“走资派”，中央规定不准在群众中间包括知识分子中间打反革命。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后被两个矛盾困扰，一是担心中国出拉科西（激起群众反抗的官僚主义者），一是担心出裴多菲俱乐部（知识分子反对派）。 1957 年开始是要在党内整风，但是党内不断汇报说知识分子要反党，学生的言论激烈，就推动毛泽东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外，转向知识分子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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