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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直接从原始资料而来,通书或全文几乎不提或尽量少提他人的研究,唯恐以此会降低自己研究的学术价值。
而西方学术界的观念却恰恰与此相反,虽然十分强调以原始资料为基础的开拓性研究(original studies),但把援引他人成果视为自己论著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在读西方专著和论文时,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当作者在涉及某个问题时,如果作者认为现存的研究成果己足以说明问题,便会在注释下列出若干甚至上十种与这一问题有关的研究,请读者参考,然后才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便是学术在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前人的研究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我们经常在西方的学术会议或论文答辨中听到这样的提问:某某书或文章你是否读过?你怎样看待某人所提到的某个观点和问题?如果报告者对现存有关重要研究不予评述或一无所知,会被认为是很尴尬的事,其研究的可信度和重要性反而会被大折扣。
由于在西方学术环境下养成的习惯,即使我在读中文学术著作和论文时,都特别注意作者是否提及本领域的有关研究,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失望,虽然我明显地感觉到作者是从现存的有关研究中得到了启发的。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不要误解西方论著是注释越多越好,其实西方学术杂志和国内一样,也有篇幅的限制,而且对学术著作的限制较国内更严,这就要求作者在涉及他人研究时,必须在充分了解大量现存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最有代表性者,用最有概括力的语言去表达。而要做到这一点却是相当费时费力的。
或许人们会问:如果是那些"前无古人"的开拓性研究,无现存有关研究可供借鉴呢?当然一个学者可以宣称他是第一个对此课题进行研究的人,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在西方是少之又少。而且往往宣称元已有成果可作借鉴的人,恰恰暴露了其还徘徊在真正的学术研究的殿堂之外。因为我们这里所讲的所谓"有关研究"并非仅仅是指对这一课题本身的研究,而且包括了涉及这一课题更为抽象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以研究"关帝崇拜"这个大众宗教和文化现象为例,不仅是要对直接涉及关帝的研究进行评述,而且很可能还必须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地方和国家权力、以及宗教和社会生活关系等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实际上便是研究者自己的立足点。这也就是西方论著很少只是简单地对事实的陈述而注重理论分析的原因。在西方的论文写作中,十分强调"对话"或"争论"(argument),即你的观点是否加入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些普遍问题的讨论,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即使你的题目以前没有人研究过,仍然会受到冷落。
举一个我自己深有感触的忽视"学术积累"的例子。1997年我在北京朋友家见到一本史学界颇有成就的一位中年学者的文集,其中收有一篇发表于90年代中期的论文,题目大意是呼吁重视清末新政的研究,文中列举了许多为什么要重视研究新政的理由O文章本身观点我完全赞同,但其写法却引起了我的深思。在这位学者发出呼吁的十年前,我便开始发表关于新政的论文,我1985年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完成的硕士论文便是研究清末新政的经济改革,1984-1994年间我在国内发表不下十篇关于新政的论文,内容涉及包括重商、商部、商会、教育、收回利权、警察等方面,如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在《清史研究》上的《清末设立商部述论》,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中收入的《晚清警政与社会改造》,以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上的《晚清重商主义与经济变革》等等。我在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有相当大的篇幅也集中在清末新政。据我所知当时对新政研究成果颇丰的学者并不乏人,如马敏、朱英等关于商会、农会、劝业博览会的研究等等。因此在90年代中期有学者突兀提出要重视对新政的研究,的确令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惊讶的是这位颇有名气的作者对前此已发表成果的态度,我想那位作者并非有意忽视已有成果,这种态度和写法其实是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正是这点引起我的深思和担忧。对过去的研究要么不屑一顾,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有意回避的学术风气,已经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极大障碍。如果重视学术积累,那位呼吁重视新政研究的学者应该首先对现存的研究进行评述,指出已有研究的贡献和存在的缺陷。即使作者不认为前此的研究有任何贡献,也需指出这些研究"不值得重视"的理由,在此基础上从而表明自己的观点。否则一是对前此理研究的不尊重,二是会对这一课题了解不多的人产生误导,认为此新政真的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研究生相应呼吁,不认真检索已有成果就贸然以此作为其硕士或博士论文的方向,恐怕又会增加了一个"低水平重复"的产品。 学术刊物的操作与学术的独创性
我在前文已经提到,忽视学术积累是"低水平重复"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缺乏学术批评和不重视学术研究的独创性,也是制约学术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技术和体制层面来看,中国学术杂志实施的也是典型的高投入低产出的操作方式。
西方学术刊物是学术批评的主要阵地。中西方在学术刊物的操作上有很大的不同。以我较为熟悉的有关历史和中国研究的学术杂志为例,大多数都没有所谓的"编辑部",一般只有一个编辑(editor),负责杂志的学术事务,如编稿和发稿等,另外还设有一个编辑助理(assistant editors)o规模较大的杂志则有若干副编辑(associate editors)和助理。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些编辑和助理几乎都是兼职的,不象国内大多有专职的主编、副主编、编辑主任到编辑等位置。美国学术杂志编辑一般是大学教授,其本质工作是教学和研究,编辑杂志则是他们的"专业服务"(professional service)。如《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是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黄宗智教授(Philip C.C.Huang)编辑,《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罗威廉(William T.Rowe)教授编辑,《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 -Century China)由密西根州立大学历史系韦思谛(Stephen Averill)教授编辑。有些属于学会的杂志则公开招聘,有一定任期,因此杂志也会因编辑的改变而转移地方。如《亚洲研究季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由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现在的编辑是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学会主办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编辑和副编辑目前都是印地安那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显然,这种操作方式使美国的学术刊物相对中国来讲成本要低得多,而且在美国发表学术论文没有任何稿费,这除了使杂志的成本进一步降低外,也使学者们的学术研究、论文写作和发表成为纯学术活动,避免了追逐经济利益的功利行为。
我曾看到国内有种说法,西方人文社科学术杂志对字数元严格限制,但据我所知,虽然大多数美国此类杂志对文章篇幅较国内为宽,但仍是有字数规定的,一般可在中文的1.5-2万字左右,如与中国研究有关的《近代中国》和《亚洲研究季刊》等都是这个标准。《美国历史评论》要求正文不得超过8000字(words)或30页打印稿纸,大约合中文1.5万字左右,当然该刊文章一般注释都较长,加上注释则有2万余字。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则更限定正文加注释应在30打印页之内。当然也有个别杂志例外,如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便无字数限制,论文一般都在3-4万字以上,但该杂志为半年刊,以古典文学和古代史为主,读者范围很窄。不过,即使那些有字数规定的杂志有时也有例外,如1964-1965年《亚洲研究季刊》便分三期发表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勺的长文,不过这篇论文堪称经典,是施氏模式的奠基之作,能受此殊遇也并不奇怪。后该文被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将三部分合印再版(我在80年代撰写《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一书时,便得到施氏寄赠的合印本)。
西方学术杂志由于只有一、二个编辑,人力和智力都有限,因此在选稿上可以说是基本依靠同行专家。一个杂志基本都有十几到数十编委,多为颇有成就的学者,分散于各大学,他们便是最经常的审稿人,但编辑还有一个更长的审稿人名单。一般是先请两位评审,若两人对稿件的意见一致,编辑则根据其意见决定是否发表;若意见相反,则再寄给第三人评审。有的杂志则更为严格,如《美国历史评论》审稿分三步:首先编辑初选,然后寄该刊编委复议,最后寄出匿名评审。该刊宣称所发表的文章至少都经过六位专家审阅。一般来讲,审稿人把审稿视为一项严肃的工作,一些有名的教授每年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在为出版社和杂志审稿上,我自己有幸读过一些学者的审读报告,从宏观要旨到微观细节都有详述,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一看便知。学术杂志除要求评审者写出具体的书面报告外,一般还要求评审者在对原稿可发、修改后可发、不发作出选择,并陈述其支持或反对的理由,例如是否是独创性研究,本文的发表对其领域是否有独特的贡献等。
可喜的是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学术刊物开始实行匿名审稿制度,但如果审稿的人本身的学术素质存在问题,如忽视学术规范等,恐怕学术研究的前景并不会由此改观。如前面提到的学术论著中注释对"学术积累"的重要性问题,有国内学者对加注的引用与不加注的引用的学术效果提出过质疑,指出如果论著中只是引述、复述、转述,两者并无本质不同。这种担忧无不道理,这就涉及到强调独创性研究的问题。
在独创性研究问题上,中西方的理解是不同的。毫无疑问,国内学术刊物充斥着简单复述和描述的"学术论文",此为许多学者垢病以久。其主要原因,我发现是他们在进行写作时,没有同现存的研究进行任何理论层次的对话。我们常常看到国内一些学术论文的开篇在提到为什么要研究这一课题时,称是由于这个问题尚无人研究。例如,对清末的地方精英的研究近年中外都重视的题目,如果我发现国内目前尚无学者对四川精英的研究,尽管已有学者对湖北、江苏等地的同一问题发表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但我仍然可以宣称对四川精英的研究尚属"空白",因而有研究的必要。然而在西方,这个题目是否有必要或有价值从事研究,则要看我关于四川精英的研究能否对已经所了解的清末精英提出新的或更深入的理解,例如我发现他们与其他地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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