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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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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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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性”在近几年突然成为一个热门的论题，所有关于后现代的论述都悄悄地或者说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现代性”论述。很显然，这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应对当今全球化带来的知识挑战。处在现代性历史语境中的文学艺术，在反抗现代性的同时又在实质上建构了现代性，它在加深现代性的鸿沟的同时，又建立了各种重新联系的感觉的和情感的纽带。当代中国文学从后现代的理论高地退却后，也不得不从“现代性”论述中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从这里，也许可以给予当代文学研究提示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以及更为复杂的美学内涵。当然，这一切都要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审慎地展开探讨。
关键词：现代性、后现代、断裂、审美、差异政治学。
“现代性”何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这难道仅仅是疲于奔命的当代文学研究被理论界无事生非的喧嚣拖着走的又一次恶作剧吗？有时候，抓住机遇与误入歧途只是观察角度不同得出的评价；而凑热闹与开拓创新也没有明显的界线。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分歧的时代呢？在这样的时代，正如上世纪初绝望而狂妄的斯宾格勒所说的那样，有力量的领着命运走，没有力量的被命运拖着走。在当今时代，不用说民族－国家的命运，就是文学研究的命运也同样如此。当代文学研究一直缺乏原创性，在80年代，因为搭上思想解放运动的便车，当代文学显示出无穷的活力。8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的整合性功能趋于衰弱，当代文学界也在寻求新的方案，方法论（新三论）的短暂热闹之后，“向内转”回到文学本体的呼唤确实抓住了当时的理论需求。更靠近创作实践的现代主义论述，一直是依靠“实现现代化”这个时代诉求，才勉强成为最有活力的文学创新的理论动力。然而，现代主义论述显得虚伪和做作，它植根于实现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才获得合法性，以至于它一开始就没有自身真实的理论论述起点，现代主义在当代文学中的论述并没有扎下根，这并不是说它只是依赖主导意识形态的氛围，或者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挪用，而在于它并没有深入西方理论与当代创作实践更为内在的关系中展开论述，从而确认自身的理论出发点。
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论述在经历多种多样的怀疑中兴起，对后现代主义最严重的质疑就在于现代主义还没有站住脚，何以有后现代主义的立足之地？而从中国政治经济条件的直接类比中，更是给后现代主义的合法性予以致命的打击。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恰恰是扎根于中国当代现实的土壤，扎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实践。它没有依赖现代化之类的时代意识形态，而是出自理论的自身的起点，出自对80年代后期乃至于90年代初期中国特殊的现实确认自身的理论起点。不是出于主导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是出自理论创新和文学创新的需要，出自摆脱既定的权威规范另辟蹊径的需要。还有什么样的理论论述有如此切实的现实性呢？如此真实的本土化的基础呢？如此真实的文学内在性的需要呢？没有，后现代主义论述真正是中国理论界面对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和文学创作实践做出的抉择，这是第一次真正自觉的抉择。
然而，这种理论的自觉也许过分了，后现代的论述进入了理想化的层面，它对文学创作实践的叙述带有相当强的实验色彩，后现代论述是把当代文学创新实践拔高到一个理想化的高度――这个高度的实验特征使得它又带有前所未有的难度。这使随后的文学实践不可能超越这个难度。登峰造极之后必然是下降，先锋派的实验难以为继，却让理论叙述陷入尴尬。后现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被人们钉在时间的路标上――它是脱离中国当下现实的未来的幻想。现代性的时间之箭早已把后现代射向了远方，落点却不甚了了，也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个错位并不在于后现代理论本身，而是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持有的误解。后现代的论述者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就先锋派的实验文学展开论述；但没有任何理论叙述表明，后现代主义仅限于此。当随后的对大众文化的叙述也具有后现代性时，这种错位就显得相当滑稽，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可以归为后现代，那后现代成为什么东西真是一项疑问。但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后现代在哲学理论层面带有先锋派的痕迹，而在社会学方面却更倾向于世俗化；在艺术方面（特别是行为艺术之类）已经消除了任何界线，更不用说精英与大众的传统分野。尤其是在文化研究的塑造下，任何社会现实可能都可以读解出后现代的含义。这些文化门类的分别多少还以掩盖意义的相互矛盾，就在文学内部，短短数年的变化，就使后现代叙述陷入窘境，这无论如何也难以自圆其说。先锋派开创的那个形式主义的道路迅速就半途而废，在这一层面上叙述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性何以自谋出路呢？看看随后的文学现实，“晚生代”还勉强可以找到一些与原来的后现代叙述相承的东西，再随后的“美女作家群”，70年代的职业写手，“晚生代”趋于成熟的作品，更不用说那些时尚杂志上到处涌现的“白领文学”，“中产阶级”读物等等……，这一切，都使后现代叙述的那个不断变革创新，并且始终前进的历史，突然迷失了方向，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片无边的舞台，它不是后现代又是什么呢？我们搜肠刮肚，还能找出什么惊人之论予以命名或加以阐释呢？“现代性”――还有什么比这个术语更模糊莫衷一是，更有和稀泥的本领呢？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更富有建设性的姿态来理解它所具有的包容性，也可以更审慎的态度去发掘它的丰富的内涵，赋予它以真实而充分的活力。
一、 后现代变成了“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显然是近年来学术界热门的一个概念。但现代性的确切定义却并不清晰，至于它内在的复杂含义，它所折射的张力关系，并没有得到恰当的清理。
很显然，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影响下的历史进程和价值取向。吉登斯从社会学角度把现代性定为“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1] 也就是以启蒙精神为基础，重新规划社会组织制度、新的法制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认知方式的时期。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性，也正是在以上诸多方面展开的一项强大而长期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要准确标明现代性起源的年代是困难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分析模式大相径庭，分歧颇大，但大体上倾向于认为，现代性的缘起与资本主义起源密切相关。现代性的起源应该是一个更广泛更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以此看来，把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看成现代性缘起的时期比较合理。
“现代性”在近几年突然成为一个热门的论题，所有关于后现代的论述都悄悄地或者说在不知不觉中换成了“现代性”论述[2]。这确实有点蹊跷，城头变幻王旗，只把新桃换旧符。后现代似乎已经变成陈词滥调，后现代论述持续了二十多年，从最新奇的指认，到殊死的反对。不只是兴奋劲已经过去，而是猛然间发现，大家都“后现代”了。这也许是一个尴尬的处境，当年左派们围追堵截后现代，不想猎人们变成了自己的猎物，左派的理论家们也纷纷变成了后现代。左派们都是后现代的批判者，他们起劲而沉迷于其中的批判，足以把他们塑造成后现代主义者。杰姆逊在中国的被误读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列奥塔后来一再辩解他对现代性的批判，他要“重写”现代性，目的就是要抵制来自这一所谓的“后现代性”的书写[3]。他的这一辩解有谁注意到呢？有谁会给他正名呢？列奥塔一直是作为后现代理论家的形象矗立在当代理论高原上。只有杰姆逊一锤子就把他打中：列奥塔骨子里就是一个现代主义者[4]。真不知道这是在褒奖还是贬损。很显然，现代性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左派理论家们无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微妙之处也许正在这里，后现代一直是左派批判的对象，或者说是一种批判性的论述。但问题就在于，并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和更有影响力的后现代的正面倡导性论述，声势浩大的其实是批判性论述。当左派的那些批判性论述变成了后现代的主流理论时，这个后果不是皇袍加冕，而更象是篡位。可以数过去，杰姆逊、列奥塔、赛义德、霍尔、德里克、安德森、泰勒、德里克、伊格尔顿、鲍德里亚、鲍曼、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这个名单几乎可以把所有著名的左派理论家加上去。难怪人们把后现代论述看成是左派的论述，再也没有什么张冠李戴比这项桂冠的交接更具有弄假成真的奇妙。后现代这个蛋糕被左派理论家做成了巨无霸，那还有什么办法，只好吃不了兜着走。
当左派的所有的言辞都变成了后现代时，危险的时刻也就降临了。修正主义已经病入膏肓，这不是因为人们的观念立场变了，而是所有的知识话语变了。后现代论述不知不觉已经听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原汁原味了，这让坚定的共产国际战士们大惊失色。只要看看近年来，杰姆逊、安德森等人，对左派阵营多么不满就可以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现代论述越来越具有梦幻色彩，自从与文化研究结盟，它干脆就是当代思想的催眠术，哪里还有多少战斗性可言。只有后殖民理论，挥舞着“差异政治”的利剑，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游刃有余。后现代的当代性论述显然很难强化批判性，反倒更容易演变为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现实津津乐道。左派理论家都有一支犀利的笔，文采飞扬，随心所欲。看看杰姆逊对当代后现代文化的分析阐释，谁会注意到这是在严厉批判呢？精彩纷呈的迷幻般的后现代文化图景，杰姆逊被捧为后现代理论大师一点都不冤枉。当后现代变成一种主流论述，后现代的知识普遍化了，批判性变成了叙述，变成了学理式的探讨，这对于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却是走到了穷途末路――没有了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发动机，左派理论还能走多远？“现代性”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浮出水面，这是一艘被打捞起来的“泰坦尼克号”，满目沧桑，历史丰厚，装上后现代的发动机，挂着现代性的旗帜，又可以来一次豪华旅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种族、性别和身份，应有尽有，关键是具有历史感。回到[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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