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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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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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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历史中的左派论述，就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堡垒。其实质当然还是后现代，不过却是后－后现代了，回到了现代性历史中的后现代，抹平了所有的矛盾和困窘，一切似曾相识，却又大异其趣。想不到是现代性挽救了后现代，一字的改动就可以重新开启一个知识创新的时代，这真是后现代时代的神奇。这真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时代，现代性的葫芦里，原来卖的是后现代的药。这真让人疑心，当今时兴的“现代性论述”到底是后现代的残羹，还是一剂补药呢？不管怎么样，现代性几乎让后现代起死回生了。就这样，“现代性”反倒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杰姆逊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次古老的现代性在当代语言里痼疾复发，真正患的其实是一场后现代病。”[5] 杰姆逊当然还要明知故问：那为什么不干脆用“后现代”这个概念。这个问题杰姆逊自己早已有看法。按杰姆逊的说法，这是一场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供它在知识思想市场的大量生产和重新销售[6]。
现代性之成为热门话题，当然不只是左派以及后现代理论家应急摆脱窘境的意外收获，它可以从更具建设性的和积极主动的方面来看，那就是后殖民理论对后现代论域的拓展，应对全球化的当代现实。现代性论述看上去是回溯历史，着眼点却在当代现实，也就是面对现实问题来挖历史的根。90年代全球化趋势迅猛加剧，全球贸易额的大幅度增加、国际化资本的急剧聚集，以及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促使跨国企业在最近10年的增长惊人。同时，为了寻求全球市场，资本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介入的力度大大提升。发展中国家由于对资本和技术的强烈渴望，对进出口贸易互惠条件的寻求，为解决国内由于人口持续高增长形成的就业压力困境，以及国内金融体系的严重危机，这些都不得通过开放市场，引入跨国资本和跨国企业来缓解矛盾压力。然而，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关上，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也从跨国资本和技术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全球化趋势在90年代向着发展中国家渗透，这使后殖民论述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历史的清理再次提醒人们，历史并未终结，这个未曾终结的历史并不是关于它后来的命运，而是它此前的状况，已死的历史在叙述中不断复活，这就足够了。现代性论述不断翻检资本主义的老帐，这是一次债务清理，现在的全球化则要为历史买单。资本主义启蒙的历史，不再是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传播，不再是民主与科学彰显的历史，而是充满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蹂躏的血腥事件。与对现代性的历史反思相一致，后殖民论述对现今全球化现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与恐惧。现今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本质上与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侵略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现在是跨国资本与高新技术在冲锋陷阵。后殖民理论率先在文学批评领域小试牛刀，随后与社会学结盟，创造出一门跨学科的超级学科――文化研究，其触角遍及纯学术领域、通俗文化和大众传媒，任何被称之为文化的东西，无不可以进入研究的视野。而从文学批评承继来的风格，则使得这些文化分析具有迷幻般的魅力。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底蕴与后殖民的立场，使得当今的文化研究本质上更像是一门“差异文化政治学”。科尔内尔．韦斯特数年前就指出：
新的差异文化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以多样性和异样性的名义与攻击单一性和一致性；依据具体性、个别性和特殊性去摈弃抽象性、笼统性和普遍性；通过突出偶然的、临时的、变数的、试探性的、活动的和变化的性质来进行历史化、具体化和多元化。……由它产生的文化政治具有新颖性的是：差异构成的方式和成分，在描述过程中差异所给予的分量以及诸如灭绝主义（exterminism）、帝国、阶级、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民族、自然和地区这些处在这一历史时刻的突出问题，是对先前的文化批判形式存在的某种中断做出反应的。[7]
新的差异文化政治学给当代的全球化现状作出诊断并开出药方，这种诊断一方面依赖对现代性历史的评判；另一方面是对现实经验进行的理论推导。差异政治学立足于多样性、异样性和特殊性，当然坚决批判全球化一体化。正如现代性被定义为无限前进的合目的性的历史进程一样，全球化也被描述为市场的一体化（即资本、技术、劳动力的市场的一体化），对民族国家的取消和对多样化的弱小文化的同化。现代性与全球化在当代的时空里相遇，它们重叠在一起，并且等待差异文化政治学的诊断。
这项诊断在奇特的悖论逻辑中展开并获得圆满的解决：这就是现代性的多样性方案。当代现代性的论说者，试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上给出不同的现代性方案，可选择的现代性只是一种理论的诡辩，如果它在历史实践中产生实际的效果，那也只是变了形的现代性，而不是真正多样性的现代性。杰姆逊对此表示的谴责论调，仔细辨析却更象是对左派理想的无可奈何的悲悼。
现代性的多样性方案导源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身份差异政治这个想象的标志，却被当作返回历史实践本源中去的论据，它怂恿着人们现实地创造“特殊性”，直到这个特殊性破裂为止。现代性产生了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过去被认为是向着某种共同的历史终极目标前进，现在则被认为是依据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条件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从历史实践的结果来看，确实可以看到在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与周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最基本的可选择方案，无非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方案，而且是更激进的方案。当然，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那些福利国家已经尽可能吸取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例如，北欧和德国，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确实给人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是，当今时兴的现代性的多样化以及可选择的方案，并不是在过去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分法的意义上做出的描述，而是基于民族－国家认同所做出的文化多元和差异基础上的论述。现代性的可选择性被打上民族—国家的标签，并且是以民族主义的姿态展开全球化文化／政治角逐。 二、审美的现代性意义
现代性问题是被全球化与后殖民论述劫持到文化研究领域，它使面对当前文化状况的文化研究具有了深厚的历史感，同时也给现代性问题自身打上鲜明了政治烙印。把现代性问题引入文学研究，当然没有任何理论上的障碍。关于文学的现代主义研究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热门的学科分支。很显然，重新捡起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并不是简单退回到文学的现代主义老路上去，实际上，现今兴起的现代性问题，与现代主义并不能等同，现代主义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而现代性则包含远为复杂文学的含义。至于这个概念要在文学学科中显灵，要在文学批评中回光返照，那它能显示出的理论光芒也只能集中在文化研究和文学的现代性美学问题这二个方面。
文化研究不用说，运用现代性概念正是得心应手，顺理成章；而文学研究领域则要重起炉灶，重新展开理论规划。如果简单套用现代性的那些观念结论，那无疑使文学研究本末倒置。因此，问题只能归结为“审美的现代性意义”。
确实，在这里，很有必要重温一下现代性的美学问题。
审美的现代性是指自有现代性以来的人类审美活动的表现出的现代性意义；它包含在现代性的实践活动和反思体系中出现的美学现象。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的美学意义则显得过于宏大，它牵涉到庞大而长久的现代文学艺术及各种美学活动的历史。如果我们抽象地从总体的理论角度来理解，我们当然可以从对现代性的一般理解中去推导现代性的美学意义，现代美学作为现代性的有机部分，它无疑具有现代性的普遍意义；但现代美学，却又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它始终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构成一种紧张性的张力关系。这样，现代性的美学意义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其一是指现代文学艺术作品与社会现实构成的互动关系；其二是指现代文学艺术表达的审美趣味对人类主体的塑造作用；其三是指文学艺术建构的现代的审美文化经验及价值体系。
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那样，按照吉登斯的观点，“断裂性”构成现代性的显著特征，那么，现代的文学艺术的显著特点就是制造和强化这种革命性断裂，并且又努力弥合这些断裂。这并不是说那些激进的革命的或先锋派的艺术努力在制造这种断裂，而另有一些保守性的艺术则在弥合这种断裂。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于，那些激进的或保守性的艺术同时都在制造和弥合这种断裂。激进的革命艺术提炼出反叛的情绪，它确实放大了历史和社会的裂痕，但这种放大可以用“渲泄”和“欲望释放”这种理论来解释它。因为释放，社会的激烈变异的倾向获得平衡；而且，毁坏的同时，是在为新的社会形象打下基础。至于保守性的文学艺术，何尝不是在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呢？“向后看”也是对“现在”的反动，也是对现在的强烈不满。但它的这种不满是对激进变革的一种修正，它是与正在飞逝变化的现实构成回归。恢复浪漫主义对中世纪田园生活的向住，与现代主义对当下社会的激烈反叛，其最终的效果终究殊途同归。它们都使当时的社会获得了一种内在性的表达形式，建立了一种有效的和谐机制。在这一点上，古典美学如康德，现代美学如海德格尔，最终都把审美作为解决存在终极问题的途径，也可见审美对社会激烈变异，对人类无法承受的矛盾冲突所起到的化解作用。就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美学，其最终的方案也寄望于审美。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都有此种想法。直到最近，杰姆逊还提出美学的颠覆作用。尽管他的美学还是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但毕竟他看到美学所包含的重新建构历史与主体的内在能量。
现代性美学通过建构新的审美认知体系和认知方式，与现代性历史构成一种分离、对抗而又弥合的关系。现代性的文学艺术对社会历史始终展开批判性的反思，这种反思当然不同于社会科学，然而，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问题在于，理性化的社会科学的反思性并不能使现代性社会始终按照正确的设计好的（假定所有的设计都是好的，或者可以不断校正）路线发展，这种修正还有赖于文学艺术做出。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具有不确定性，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首先在于设计错误和操作失误，但这二点还足在构成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未预期的后果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或循环性。所有的设计都有必要引入到其他系统和人类活动中才能发生，但构成人类活动的这些领域非常复杂，其后果经常难以预期。吉登斯说，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知识的循环性。在现代性条件下，新知识不断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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