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 |
 |
时间：2009-8-8 16:51:11 来源：不详
|
|
|
，1979年，第154－155页。
[16] 德里达2001年秋天在北京《读书》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地做了讲演。其中在读书编辑部的演讲题目是“人文科学的志业与无条件的大学”，在他演讲的结论部分，他提出当代价值建构的七个重要问题，其中六个的主词是“历史”。有关德里达的讲演，可参见《读书》，2001年第12期，其中在回答笔者提问时，他特别谈到“历史”在他思想中的意义。
[17] 英文版参见Giles Deleuze and Felix Grattari, Anti-Oediprs: Capitalism and Schizopneia, trans. Robent Hurle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P.42. 中文转引自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2页。
[18] 同上，第38页。鲍曼在这里没有明确指出古典的批判理论所指的对象，但指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宗师的可能性较大，他对马尔库塞的观点就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19] 对于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来说，它与现代性的关系显得更为紧张和复杂。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时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现代性一直是以断裂的方式展开，这些断裂给社会的组织结构、秩序规范、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都产生剧烈的冲击。现代以来的思想意识一直站在现代性变迁的前列，现代中国的启蒙主义思想，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先导，强有力地推进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文学艺术一直也扮演着启蒙主义先驱的角色。“文学革命” 在文化层面上率先触发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白话文学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白话文，现代性的感觉方式、认知方式和情感价值都无法建立起来。随后出现的“革命文学”，更是以激进的方式，为激进的社会变革，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提供情感认知的基础。更不用说1949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齿轮和罗丝丁，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在现代性不断激进化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是激进变革的先驱，它既是一面镜子，更是历史最内在的躁动不安的那种精神和情绪。在那些剧烈的变革时期，在那些猛然发生的历史断裂过程中，文学都在扮演一种推波助澜的角色。
[20] 杰姆逊：《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参见《读书》，2002年第12期，第14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