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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

时间:2009-8-8 16:51:11  来源:不详
确实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它在更为宽阔深远的历史背景中重新整理和展开后现代论述,它把后现代论述从简单的当下性中解救出来,引入到更复杂的历史语境。当然更重要的在于,它使当代文学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求的20世纪的总体性;或者重写文学史的整体性,有了一个最恰当的框架。当代文学并不只是简单地融入现代文学,而是重新构成一个整体。
     
     很显然,历史的总体性或整体性曾经是后现代坚决反对的观念,然而,经历过从边缘到中心的转移,后现代逐渐成为主流话语时,寻求后现代的建设性方案也开始成为不可忽视的思想,后现代一旦开始显露出创建社会普遍性价值理念的雄才大略时,历史感的重建也就不再能够遮遮掩掩了。例如,德里达近年来对历史的强调就可见一斑[16]。后现代在对历史进行批判与质疑的论述中,也建构了一种后现代的历史方法。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方法,德里达的解构就声称是一种历史的方法。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开篇就说的的“永远的历史化”,不想后现代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当然,这里的历史观念,或者说总体性和整体性不是还原古典历史学或现代主义历史观,而是在现代性这一时间跨度内来理解其历史建构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导致了总体性与整体性的不可靠。也许这里的总体性或整体性是最小值的总体性,也是历史的最小值所呈现出的一组描述体系。由于我们业已建构的理性范畴,总体性和整体性是理性的基本质料,在把它摧毁的同时也就在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粘合它。只是后现代式的粘合有意显示出暂时性、变异性和相对性而已。这一点,也许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设想的“流动的现代性”那样,已经摧毁了惯例和“确定性”的现代性,它就必然处于流动之中,也就没有确定的总体性和整体性。德留兹和居塔里在对确定性进行了一番攻击之后说道: 
      
     像古老雕塑的碎片一样,我们只是在等待最后一个碎片被找到,以便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碎片粘合在一起,创造一个与最初的整体完全相同的整体,我们不再相信这个碎片存在的神话。我们也不再相信曾经存在一个最早的整体,或者最后会有一个整体在未来的某一天等着我们[17]。 
      
     鲍曼对德留兹的观点十分赞赏,在他那本影响卓著的《流动的现代性》中他引述了这段话,并且强调指出,被分割的东西是不能粘合回到一起的。放弃对整体的所有希望,未来就像过去一样,你就进入了这个流动的现代性的世界。“流动的现代性”描述的是现代性的存在方式,也指各种现代性论述,当然也可以用描述现代性论述的思想方法。这种流动的现代性观念,正是要消除古典批判理论的那种重的/固态的/系统性的现代性方案――尤其要消除充满着极权主义的倾向。鲍曼指出:“这个包含一切的、强行一致性和同一性的极权主义社会,已经不断地、充满威胁地隐隐约约出现在地平线上――就如同它的终极目的、如同一个完全没有拆除引信的定时炸弹,或者如同一个根本没有驱除的幽灵。那个现代性是一个宣誓过的偶然性、变化性、模糊性、不规则性和癖性的敌人,已经宣战对所有这样的异端进行一场圣战”[18]。流动的现代性思想与整体划一的,绝对的独断论式的批判理论的思想方法是根本对立的。“流动”意味着不确定,从流动衍生出来的批判性也就是阐释、拆解,让虚假的本质现形。当然,“流动”还是有基本形状和可把握的基本方向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握住它的基本方向形状,同时发掘那些变异的差异的活跃因素。 
     

   总之,去除掉过于强烈硬性的意识形态批判,抽绎出现代性的基本主题、理念以及美学风格,这对于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内来理解当代中国文学颇有建设性的意义。
     
     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于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都在表达强烈的变革愿望。这一方面导源于剧烈的社会革命现实实际,另一方面,文学艺术也强化了这种现实需要。这种变革总是以断裂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得文学的历史叙事充满了开始与结束,而每个历史阶段都象是一座历史孤岛。现代性提供了更大的时间跨度,它使那些断裂变成了现代性内部的事物,变成了现代性自我悖反的内在性的紧张关系。断裂与断裂之间,不再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可以重新理解他们之间的联系方式。
     
     当代文学以1949年为界,五十多年的历史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分歧与转折,结束与开始。从大的阶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十七年的文学,文革文学,文革后文学。而文革后文学被描述为“新时期”文学,很明显,“新时期”这种说法就是对断裂的强调,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意味着一个“旧的历史”完结。由于我们始终对新的充满极度的渴望,导致旧的被迅速遗忘或丢弃。而实际上,对新的过分憧憬和理想化,也就必然对旧有的历史妖魔化,这也是埋葬历史的有效方式。革命、变革与断裂在当代文学的短暂历史中,划下一个又一个武断的句号。在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中,不只是还被“后新时期”拦腰斩断,中间还有层出不穷的多种流派、群落、现象、主题等等。伤痕文学、朦胧诗、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大自然主题、寻根文学、现代派等等构成了“新时期”层次分明的历史过程。在被描述为“后新时期”的80年代末期以来,当代文学也以它千变万化热点潮流坚决拒绝过去,不顾一切走向新生的未来。先锋派、晚生代还算是有序的变化,随后的“美女作家群”、六十年代出生、七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出生,则是进入了无法停止的喜新厌旧的运动战。这就象穿上了红舞鞋的舞女,再也停不下来了。
     
     这种无止境地向着飞跃的想法,当然就是典型的现代性的观念。这使得所有的层出不穷的断裂,还是没有超出现代性的框架。这也使现代性用以描述当代文学的更替变异具有了基本的可能性。当然,把现代性引入当代文学研究,并不是为了重新建构一个关于现代性的宏大的历史框架,把原来割裂的那些历史过程用一种新的模式重新组装起来;而是更为内在地去清理那些断裂、对抗、重复所构成的复杂形势。这一切都有赖于回到文本,回到文学的审美品质的把握才有独特的意义。
     
     确实,“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所表达的主题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伤痕文学呼唤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改革文学所表达的变革愿望,以及英雄主义风格塑造的理想主义人物;知青文学同样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寻根文学则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现代化的反思;值得细究的是现代派文学,它所表达的个性解放思想,对人的自我的强调,很显然是对现代个人主义思想的重温;美学方面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及文学理论方面主体论和方法论等……。所有这些,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和文学史叙事中,都放置在“思想解放运动”的纲领之下加以论证,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实阻隔了问题的深入探讨。如果移植到“现代性”的论域中重新加以探讨,这些论题应该说可以发掘出更丰富复杂的内涵。包括对那个时期的文学研究的研究,也可以重新编织进“现代性”谱系加以探究,也有可能开拓出一片生动的领域。
     
     当然,“现代性”这一概念所提示的时间跨度,它所具有的理论容量,对于重新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的所标明的启蒙意义,民族-国家的解放意义,或者说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意义,这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系,通常只能在一个断裂的结构加以理解,在简单的历史进步与革命的关系中来确认各自的意义。如果引入现代性的描述,那些革命、进步的优先性就可以为更富有学理涵义的描述体系所替代,从而显示出历史更多的层次。尤为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它一度被推到文学史的顶峰;随着历史的变异,它又被全盘否定;如今又被有些人重新推崇。这些简单明了的价值判断过分依赖意识形态的立场,似乎此一时,彼一时,这本身就说明这种论述的理论含量不足。如果从“现代性”论述的角度来看问题,可以避免这些生硬和尴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机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现代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或者说极端的激进表现形式之一,因而,现实主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手段,它为中国持续的社会革命建立了合法性的历史前提,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形象的依据。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支持不懈地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合法性的形象认识依据,这使得文学性与政治性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的矛盾关系中。社会主义文学实际上承担了双重功能:社会政治的观念表达与审美地调和社会紧张关系的作用。这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品质与风格具有特殊性,这一切,都有必要从中国的现代性历史去理解,才能抓住丰富的东西[19]。
     
     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整体上与激进的社会变革保持着同步,它一直充当激进革命的先导和前卫。从一种更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它象是在促进这种历史断裂,也是在弥合这种断裂。文学的历史化总是为那些断裂提供合理化的形象依据,这种合理性的解释本身,也缓和了历史断裂带来的紧张关系。当人们从一个历史时期走到另一个时期,例如,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再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学艺术最大可能地消除了历史变异的裂痕。毛泽东终其一生,都试图寻找一个理想化的革命文学。这种革命的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高度结合的东西,始终没有产生。但事实上,它们或多或少以不同的方式实际存在。革命产生了暴力和陌生化,而革命的文学艺术经常制造温馨的归乡式的气氛。只要看看那些被称之为革命文学的作品,其中总是不能摆脱情爱故事,不能消除小资情调和乡土记忆,从而产生感人至深的效果。这些情调都是下意识的表达,文学自身的那种延续性的方式依然留存于革命文学的历史叙事中,唯其如此,它才有维系历史断裂的力量。
     
     现代性这个概念具有强大的历史粘合功能,这在于它的那种潜在的总体性,它的流动性,可以在较大的历史跨度内,把不同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发掘出它们的历史品性。很长时期以来,“文革后”的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很少得到阐述,被描述为与十七年的极左路线文学决裂的新时期文学,显然很难找到与现代文学的连接形式。特别是到了90年代,当代文学更难以辩析它的历史源流。近几年出现的时尚写作和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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