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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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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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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更是把当代文学的历史编程打乱。这种状况在“现代性”的框架里加以梳理，显然比单纯在后现代主义的论域中加以阐释要深刻得多。例如，当今反复谈论的“小资情调”，放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来理解就会发现更多的东西：历史不可以被超越，但会被强行折叠。中国现代的小资产阶级情感，被草率翻过去，正如救亡压倒了启蒙一样，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感，也迅速压倒了小资情感。但在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现代性的情感建构并不可能随便被跨越，它还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去完成未竞的事业。90年代，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私有财产的重新获得，个人的情感才真正有立足之地。这些小资情感正是更真实回到个人的必要补充。当然，所有的补充都是不充分的，又是替代性的。这种小资即有即有寻求个人自由的早期现代性意义，又打上了当今后工业化的消费社会的特征。它恰恰显示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当今新生代的“无产者”文人（某些自由撰稿人）一样，他们与早期的现代性文人有某种相似，又有现时代的不同特点。
消费时代的审美问题也使现代性美学在当今时代显得杂乱且富有活力。文学写作既是对这个时代审美时尚的适应，也是一种潜在的抵抗。然而，在任何一个方位上，都会产生自身的对立面来建构新的文本机制。在那些适应性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时尚美学被激活的状况；而在那些反抗和贬抑消费主义的作品中，那些宏大而深重的思想主题却经常意外地被消费美学“劫持”。在这些复合性的语境中，当代审美的再生产才真正得以展开和推进。我们看到，现代性与后现代在这样的时代，是以相互折叠、纠缠、挪用、颠倒和再生产的方式发生作用的，唯其如此，文学的那种生长存在的韧性才显得难能可贵。
总之，现代性论述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助长这种倾向显然有悖学理旨归。虽然杰姆逊直到最近还在告诫人们说，意识形态总是难免的，“意识形态不是错误的概念，我们不能用正确的理念或科学来替换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方式。”[20] 杰姆逊又颇为矛盾地指责现代性论述的意识形态特征，他提倡一种“当下的本体论”。实际上，“当下本体论”显然强调对当前文化战略的重视，其实践意义不言自明。但“当下本体论”只能是意识形态色彩更重的学术战略，而不可能是更单纯的学理论述。杰姆逊同时指出了美学颠覆的重要性问题，回到美学，这倒是一个上好的建议。但现代性之被重用，主要是人们对当下提不出多少新鲜的东西，后现代的当代性已经陷入困境，寄望于现代性的历史叙事重新连接中断的现代主义传统。这使现代性能成为文化研究，以及多种学科相互渗透综合的总体论纲。
在我们来说，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运用，有三点需要加以强调：其一，尽可能降低意识形态色彩。尽管意识形态难以避免，但我总以为有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学术；另有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更淡薄的学术。我认为，知识的问题应该从知识本身的论述中生发出来，而不应该从预设的立场和目的中推导出来。“现代性”确实是一个相当有用的概念――具有历史的和理论含量的概念，我们可以尝试去除过于明显的意识形态立场和目的，而是回到这一概念的基本理论规范中去讨论问题，可能会有富有建设性的收获。其二，不断回到“当下”。当然，因为我们在这里谈论当代文学的问题，这使我们的当代性显著加强。但更紧密地扣紧当下性，应对当下的更具有实践特征的问题，则是当代学科具有优势的意义所在。其三，始终回到美学问题。现代性论述越来越具有文化研究特点，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政治学显示出充沛的活力，而文学在现代性论述中反倒象是被拖着走的附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审美问题，这就更显示出强调审美问题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们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一种有效方式。实际上正是现代性美学构建构了现代性的感觉方式和情感结构，并对现代性极度变化和造成的历史破损提供了缓和机制。
尽管说，后现代论述换成了现代性言说，这是一次勉强的转向，不过，还是可以设想，降低现代性论述的意识形态色彩，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时间跨度的历史视角，为当代文学论述的历史断裂找到联系的纽带；同样也可以从中发掘出深厚的理论含量，对当代文学曾经被压抑和简化的主题展开重新探讨。这对于开拓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发掘新的学术增长点，无疑富有建设性的意义。
确实，我们深知，一种理论或学说，并不是因为被穷尽了意义而被人遗弃，重要在于，人们总是从潮流出发来选择和塑造一种学说，然而，潮流又是从何而来呢？它当然也是人们的有意酝酿的产物，问题只能归结为人类幼稚的心理在作祟：任何学说和理论的魅力都经不起岁月的磨损。还有什么比创新作为喜新厌旧的借口更冠冕堂皇的呢？这使学术的进步变得合情合理，也让人们心安理得享受进步的成果――这倒真是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明白：残羹也就是补药。
[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 本文在这里讨论的是“现代性论述”。当我们追问现代性到底是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时，我们都是在理论论述的层面上展开讨论。杰姆逊把现代性看成一种叙事，它实际上把历史存在也看成一种叙事。但在我看来，现代性不仅只是一种叙事，它还是有其实际的历史实践层面，例如、社会组织方式、制度与秩序、历史事件、科技文明等等。现代性的这一历史过程，无疑始终存在，并不是因为当今突然时兴的现代性论述才具有“现代性”的意义。我们试图探讨只是，在后现代之后，现代性论述可以给当代学术带来什么样的活力？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学理进步。事实上，它只是后现代换了一个说法而已；或者说，后现代把理论视野扩展到历史领域而已。
[3] 该文原载 L’inhumain, Galilée, 1988, pp33-44.中文译文可参见《重写现代性》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1-60页。由阿黛译。但本人以为陆兴华译文更好些，可参见《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上网日期 2002年12月27日
[4] 参见杰姆逊的《现代性的幽灵》，这是根据杰姆逊2002年7月访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时所作的公开讲演稿翻译的文稿。有关该讲演的中文译文未能见到，《文汇报》"学林版"刊登过部分内容，现在的中文译文采用张旭东根据杰姆逊的原讲稿翻译的文本，译文登载在人民大学“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据张旭东所言，杰姆逊的讲稿由作者尚未问世的新作《现代性的神话》的"导言"和"结论"两部分组成。该书由英国伦敦新左派出版社于2002年底出版。
[5] 同前参见杰姆逊《后现代的幽灵》讲演稿。
[6] 杰姆逊夹枪使棒地指出，这是社会学的那帮人在兴风作浪。这帮人可是杰姆逊的左派同道，看来他们之间的分歧还不小。吉登斯成为现代性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并且鼓吹第三条道路，这在杰姆逊看来，与现代性如出一辙，却对吉登斯主张的社会主义构成反讽。在杰姆逊的论述中，似乎其他的现代性论述都是鼓吹与销售性质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样，吉登斯等现代性的论说者，对现代性也是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显然，杰姆逊对其批判性不满足，那只能理解为吉登斯的解决方案也未脱离现代性的基本方略。
[7] 同上书，第87－88页。
[8] 参见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9] 威廉斯：《先锋派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3页。
[10] 同上，第74页。
[11] 参见福科《论现代性》，汪晖译。转引自：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432页。
[12] 参见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7－52页。
[13] 同上书，第56－57页。
[14] 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一书，本雅明指出：“艺术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恶魔倾向”。本雅明的这个观点明显受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看法的影响。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找到现代性审美与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如出一辙的元素。如，寓言、零碎化、闲荡者的异化、物化、事物降格为商品等。
[15] 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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