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在鼎盛时期曾经是连接个别与普遍以及情感的特殊性与形式的抽象性的一个极为有效的方式，因为它确实是现代性的另一个伟大的发明，一件艺术品。我说是艺术品指的是通过我们所谓之的美学将其从平地上一下子修复成这个样子，对于美学来说这件艺术品是重要的，因为它描绘出整个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的整体性，一种居于特殊与整体之间的新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整体的规则不过是其情感特殊性的表达而已。

　　这样，少数人所持的这种文化的意义便幸存了下来；但在当今世界，它却与文化的另两种版本发生了奇怪的矛盾冲突。其一，作为组合的特殊性的文化，或身份政治，作为旧有的"异国情调的"人类学意义现在得到了刷新，并开始大张旗鼓地繁殖，以便包括枪械文化、聋人文化、海滨文化、警察文化、同性恋文化、祖鲁文化、微软文化等：一个由各种情感的特殊性组成的大宇宙，这个宇宙与古典艺术品不同，它会把整个宇宙都否定。其二，当然也存在大众的、商业的或市场取向的文化，我设想，这后两种版本的文化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为我们所知的后现代文化。人们可以十分容易地将这三者总结为精英、种族和经济。或者人们也可以将它们环绕成另一个轴，也即普世主义、地方主义和世界主义。

　　但是还是来看看它们之间的一些奇怪的互动关系吧。例如，西方的后现代市场文化越是向全球渗透（现在在北京有一个后现代研究中心），西方就越是需要为这种似乎过于傲慢的全球性运作找到某种精神上的合法性。但是市场的力量越是扩散，存在于西方内部的怀疑主义的、相对主义的、临时拼凑的和反基要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就越是削弱了市场文化需要为其有序的框架而参照的稳固价值形式，因为西方为了其精神上的权威性需要求助于这些价值形式。换言之，人们不可能轻易地从这里提取尼采式的方式，因为它的目的正是要摈弃上层建筑的权威（"上帝死了"），同时欢呼那种临时拼凑性。或者说，如果你去管理一个人文系科而非一个国家的话，倒是很容易向你推荐这种方式的。为一种罗蒂式的后哲学辩护的新实用主义形式（"这正是我们西方白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采用它或丢掉它"）对于西方来说，既在意识形态上过于虚弱同时政治上又过于松散了，此时的西方不仅声称要称霸全球，而且在其它地方也面临着十分强大并有着文化合法性的牢固基础的敌人，例如伊斯兰教国家。但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本身也创造出了那种疲倦了的、怀疑主义的和后形而上学的周边环境，这也为这种十分华丽的魅力———西方的命运，理性的胜利，上帝的意志以及白种人的负担———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空泛且令人难以置信的光环，这在当代可以绝妙地服务于资产阶级。

　　事实上，如果人们还需要另一种理性来拯救西方文化之危机的话，那还不如不回答这个问题：宗教的失败。当然我必须在此提醒我自己，美国的教堂比汉堡包连锁店还要多，最具有物质主义特征的民族也就是极为形而上的社会，美国的政客们仍然可按照惯例向上帝发出庄严的、感伤的和高尚的吁请，希望他给他们的伟大国家以特殊的关照。（在此，出于巧合的是文化的另一个带有理想的乌托邦或修辞学意义的问题：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地丢掉它，但它有可能做的一切只是暴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那条使人难堪的鸿沟，这一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做所为与其声称要做的事之间在表述行为方面的矛盾。）当然，并不是那些无神论左派将宗教贬低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具有极大反讽意味的是工业资本主义自身，因为它那无情的世俗化和理性化不可避免地败坏了它需要用来使自己合法化的那些形而上的价值。

　　文化这个精美的、转瞬即逝和感觉不着的东西在19世纪被用来作为宗教的替身，这一功能使它置于十分强大的压力下因而它已开始背叛病理症状。宗教总是以自己与知识界（神职人员）和普通大众以及仪式和精神的密切结合，以及使个人经验的直接特征与最无限的问题的结合把事情做得更加完美。有了宗教，一种审美仪式或象征形式便包括了数以百万的人们，而且它也同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正是现代性时代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然而，少数人和专门意义上的文化是无法充当这一角色的，因为它只能为极少的人所分享；而在较为共同的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也无法担当这一角色，因为很明显它只是一个战场，而非对冲突的超越的解决方式。

　　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在当今便受到身份政治、市场文化和后现代的后意识形态怀疑主义的攻击，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却是，它也与这些反对者共谋，有时还帮助制造反对派。身份政治最坏———偏执狂，至上主义者和心地狭窄者———不过是一种有害的特殊性，它只是一种有害的普遍性的对立面。作为礼仪的文化提供了一种框架，在这之内，作为市场经济的文化才能稳固地进行运作。高雅文化和市场文化经常分享同样的保守价值，因为在市场力量支配下的艺术很可能会像那些最受人尊敬的经典作品那样，小心谨慎，墨守成规和反对实验。在任何情况下，十分高雅的北约文化是远离北约的左翼的。荷马决不是一位自由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曾为激进的平等主义美言过，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厌恶资产阶级，托尔斯泰拒绝私有财产，等等。这一政治观点并不是这些艺术作品说出来的，而是它们本身就含有这一意思。

　　作为普遍性的文化有着比后现代主义者可以想象得出的更为大胆的尝试。它在鼎盛时期是一种革命的和石破天惊的概念———你把这一不同反响的概念称为自由和尊重，自由，平等和自决，并不因为你是何人，或来自何方或做什么工作的，而仅因为你是一个人：普天下人类的一个成员。这里正是那种旧制度（ancien regime）才显示出具体主义，地方的和差异的，而抽象和普遍性则表现出激进，那些具有历史意识的后现代主义者对此似乎并不欣赏。马克思是启蒙的倡导者；但马克思主义却是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杂交的奇怪产物，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承认，假如一种真正的普遍性得到流行的话（我们无法和自由人文主义者一同假设它是给定的），那么它必须是在差异和特殊之内部并通过它们而建构出来（这一点马克思有时喻指为使用价值）。既然特殊性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攫取来的，它就必须再回归那里，而此时则应在一个真正普遍的层次上实现之。这一点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普遍互惠原则必须得到确定，但得作为阶级社会帮助培育出的一种富有的个体化且情感特殊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任何比较狭隘的社群都必须首先考虑到地域或身体意义上的人，在哪里和是做什么的；如果它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也是因为任何一种地方的特殊性都是没有结论的，具有差异和相互交织的。严格说来，纯粹的地方是不存在的。人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样子，因为他们的情感特殊性本质上是对外部世界开放的：为了完全地置身在一个体制内，语言或文化必须已经对一个不可知的彼岸开放了。

　　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蠢举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感情，关系，记忆，归属，情感完善，智力享受：这些均更为接近我们大多数人，并用以换来安排或政治契约。

　　但是自然将始终优越于文化，这是一个被人们称作死亡的现象，不管多么神经质地热衷于自我创造的社会都毫无保留地试图否定这一点。文化也总是可以十分接近舒适安逸。如果我们不将其置于一个启蒙的政治语境中的话，它的亲和性就有可能发展为病态和迷狂状态，因为这一语境能够以更为抽象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更为慷慨大度的从属关系来蕴育这些迫切需要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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