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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

时间:2009-8-8 16:51:20  来源:不详
配作用。这种观点难免有些以偏概全之嫌,但也可以从另一面提醒人们,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多种文化的绝对平衡平等,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元也是相对的,多元文化中总有强势文化在起作用。
         在当代中国,多元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已经发生的文化现实,不如说是人们的一种理想或理念。本书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来看待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变动过程。作为一种时代的理想化诉求,它当然也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表达历史愿望。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政治诉求的首要内容,也成为国民社会实践的轴心,这就造成历史延续性的分裂(因为中国自从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确立"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主导思想),政治运动让位于经济实践。势必导致政治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思想文化生产中不再占据占压倒性地位,文化本身的功能也发生变化――它不再只是政治的宣传工具,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整体文化的构成关系中,政治文化,或文化的政治性成分降低,而相对单纯的知识性文化和娱乐性文化得以产生。实际上,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呈现为三元分离状态,原本由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整合一切的思想文化结构,现在分离为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民众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这三者之间有交叉和共生互动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各自相对分离状况还是相当明显的。也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化、出版、报刊杂志以及其他宣传部门也开始转轨,这些部门过去都是由中央财政全额拨款,作为意识形态的喉舌起宣传作用。现在则要自付盈亏,走向市场,这就使文化的娱乐功能、消费功能得以形成。文化不得不分解为政治文化与消费文化。在另一方面,原本与政治意识形态一体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也在八十年代后期发生微妙的变化。由于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告一段落,政治实践和经济实践方面的原则问题都已解决,也不再需要知识分子充当阐释者角色。而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在人道主义、主体论等理论思想的推论下,明显出现偏离权威意识形态的倾向,因此,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不再能与权威意识形态整合一体,一部分介入社会实践,更多的则遁入学院阐发知识分子精英思想。在九十年代,后者的思想倾向日益向着纯学理方向发展,它既不与政治权威意识形态相整合,也不与民众的经济实践和日常性诉求相关联,因而出现分离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


       当然,九十年代并没有统一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九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多元化"其实不过是一种温和的说法。实际的情形是知识界没有主导思想,也没有齐心协力的精神。围绕某些利益和话语权力的运作,构成一些临时的小团体帮派。"文化群落"实际也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这些群落彼此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对方,但却充满扭曲对方的热情。仅仅凭借轻视他人,就足以维持自欺欺人的自负。如果说自言自语是学术表达的主要方式,那么攻讦与抨击就构成这个时期最受欢迎也是最有成效的言论形式,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虚假的思想锋芒四处毕露。事实上,即使在当代中国知识界范围内,多元化也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实际情形是,权威死了,谁也不买谁的账!多元化意味着一种秩序和规则,意味着沟通、对话和妥协。这里的实际情形是,谁都想要当权威,谁都要把权威拉下马。权威/反权威撕扯的裂缝中,奇怪地长出各种"个人化"的杂草,它们造就多元文化"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本书只是审慎地使用"多元文化"这个概念,特别是本书没有对此作出足够的质疑,这也就是我在这里要费这些篇幅加以解释的缘由。本书实际是我在不同时期写作的一些论文和评论汇集而成,它们主要讨论当代文化和先锋文学二方面内容,前者确实触及到当代文化多元分化的问题,这些文章主要是从不同的方面加以探讨,它们不是系统性的推论并作出结论,而只是提示了一些"多元化"的角度和思考方式。细心的读者可能还会发现本书前面一些章节的观点与后面的章节会有些不同,前者还带有某些现代主义的痕印,后者则反映出对现代主义的质疑,以及后现代倾向等等。为了保持我在不同时期的思考,我还是保持原文的观点。
       在这里我尤为要做出说明是一些关于当代先锋派文学和某类焦点主题的讨论。很显然,先锋派文学本身是"文化多元化"的一个重要佐证,在过去铁板一块的文学制度体系内,是不可能有这类偏离现实主义规范的文学实验的。但先锋派文学离主流文学到底有多远很值得怀疑,不久之后,先锋派文学也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也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先锋派文学一直是在与主流文学对话中来寻求它的实验方向。本书把它们定位为"欲望表达",也不只是为了迁就关于贾平凹《废都》的探讨,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的先锋小说,确实有相当强的语言表达欲望,那种对语言表意策略的极端性发挥,对叙事方法的狂热探索,以及它们热衷于表现的那些主题,如历史颓败、性、暴力、逃亡等等,都可视作一种泛欲望主题。
             "先锋派"这种说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尴尬,这不只是大部分的先锋派对这种指称嗤之以鼻,更主要的在于,那些具有先锋性的实验行为过于短暂,它们象流星一样划过麻木的天空,连痕迹都没有。先锋派大多数人都有迅速适应市场的本领和算计版税的智慧,他们乐于作为一个常规作家顺应潮流,但这确实给我们谈论历史带来困窘。现在,当我面对这些谈论,好象在谈论另一群人,另外一些作品,如有隔世之感。但不管如何,那个时期的文学做出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是作为过渡还是转折,它在当代文学史上都留下精彩的一笔。
       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压抑的欲望的表达,同时也是对某种渴望和想象的唤起。这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依赖文学的根本原因。在平静自足的社会中,文学无须再扮演号角和鼓手的角色,它的主要功能是给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个渲泄的空间。在这一意义上,"欲望表达"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正是因为文化的整合功能不再起决定作用,在多元文化分离的空档,各种压抑不住的欲望就以不同的方式涌溢而出。欲望表达的合法化,如何获得艺术表达的合理性,  这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美学问题。本书分析了贾平凹的《废都》,也许我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一些解构主义的手法,对这部作品的内在矛盾进行揭示。我要阐述的是,这部作品最初的动机是试图写作一部知识分子精神颓败史,但它又转变为一部个人的欲望记忆,再进一步又变成对古籍的重温――我关注这里面的逻辑关系之间的连接方式和断裂。事实上,这种连接方式和断裂在相当多的作品,甚至在相当多的优秀作品那里都存在。解构批评的方法之一就是去发掘那些人为的修辞如何无法建构一个整体,相反,它们可能促使更严重的文本分裂。我知道这种批评方式似乎对作品过分苛刻,它回避了在价值判断上评判一部作品的优劣,它容易给人造成这种错觉,似乎被读解的作品糟糕透顶。我想这是对解构批评的误解,解构批评总是习惯于拿那些名著或经典性作品开刀,其前提不是要贬抑被解读作品的价值,而是要打破经典名著的神秘性和权威性。正如我对《废都》的读解一样,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一部在艺术上多么糟糕的作品,恰恰相反,我始终认为相对同时期的那些优秀作品,在艺术上,《废都》绝对属于上乘。我要做的仅仅是:贾平凹被命名为纯文学最后一位大师,它写作的《废都》所包含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是如何导致文本修辞结构破裂的。同样,我批评过的《白鹿原》也可作如是观。  


           关于"多元文化和欲望表达"这一主题,我知道我在做难以表达的表达,某些无法言说的东西使我们理屈词穷;而对难以表达的表达几乎构成我这些年表达的唯一理由,这确实是我的根本困境。我同样不知道,我的这一困境是"多元文化"的佐证,还是它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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