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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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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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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新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这些新的需要不仅推动人们一方面在精神上固化、回味和享受这个过程到此为止已经取得的结果（亦即其中包含审美过程的“文化”[9]过程），另一方面也促使其进一步认识和改造更多的对象，从而进一步满足更多、更高级的需要。在我看来，这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而且，这里的三个阶段虽然共同构成了这个过程，但却显然分别处于逐渐递进、复杂性和主体参与程度逐渐增强、主体的精神境界不断提高的不同层次之上。
可见，就这种相对完整的生活过程而言，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所涉及的，充其量仅仅是它的第一个阶段，即对客观对象进行认识的阶段，因而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不仅没有涉及、至少可以说没有充分重视和研究这里的第二个阶段（在我看来，当今西方方兴未艾的，包括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研究在内的社会哲学研究，实际上是正在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尽管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有待时日），更没有、也不可能充分重视和研究这里的第三个阶段及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即人们在精神上固化、回味和享受这种过程及其结果的“文化”过程，亦即“人‘以其文[10]’‘化’‘物’的过程及其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为什么并不适合于研究文化、或者进一步说为什么并不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研究。
其实，这个“理想实验”所揭示的，并不仅仅是“文化”具有这样两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因而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并不适合于对其进行研究；更加重要的是，它展示了我们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突破所必需的现实基础：显然，这种以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分裂对立为基本前提的思维方式，仅仅在这里的第一个阶段即认识阶段，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诸如科学认识所要求的“价值中立”等等）。只要现实的主体接下来进入社会实践领域，这种思维方式就已经不再适用了，更不用说这样的主体进一步进入通过“以其文化物”而追求自由的精神享受领域。因此，对于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来说，这种思维方式的关键性要害在于，它根本没有注意到作为个体而存在的现实主体所具有的精神境界、所追求的精神享受，在这个过程中是逐渐生成和提高的。
而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找到了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扬弃的基本思路：既强调社会、又突出个体，既肯定进行共时性分析的认识及其结果的重要性、又从历时性角度进一步强调社会实践和人的生成过程和精神享受，既承认理智和情感在认识阶段有对立之处、又充分强调二者会随着主体精神境界的不断生成和提高而走向融合——一言以蔽之，这个基本思路就是我们在扬弃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个体生成论”。
概略地说，社会个体生成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包括研究者在内的每一个现实个体，都处于某种（存在于具体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中的）生成过程之中；
第二、这种生成过程具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体通过相关的各种社会互动过程获得内容日益丰富的社会角色，二是个体的主观世界因此而达到越来越高的精神境界；
第三、包括学术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这种生成过程的结果，都是由不同的社会个体通过这样的过程而不断进行建构的结果；
第四、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必须从有关这样的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方面囿于篇幅，另一方面“社会个体生成论”正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之中，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进行更加系统全面的论述。不过基于上面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我们承认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不适合于研究文化，不适合于进行文化哲学的探讨、研究和建设，因而我们必须对它进行突破和扬弃，那么，作为强调研究和探讨现实主体精神境界之不断生成过程的理论模式的“社会个体生成论”，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探讨进路。而只有我们对上述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了这样的突破，我们才能获得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恰当的基本前提、把握开展这种研究的各种可能性。
注 释：
[1] 诸如马克斯·韦伯这样的西方有识之士已经明确指出，西方社会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最基本的学理依据之一，就是其传统的理性主义，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批判，实质上所针对的是同一个对象；只是就文化层面而言，基督教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新教文化所发挥的作用才被凸显出来。其实，即使非常概括地浏览一下西方文明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存在于具象层次之上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和存在于学理层次之上的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
[2]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全面背弃和彻底批判”，仅仅是就这些基本倾向通过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言词所表现出来的、一目了然的意义而言的；实际上，就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而言，后现代主义之诸理论同时体现出来的这种基本的、以“走极端”为基本特征的思想方式，本身就是与被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传统的西方思维方式一脉相承的。因此，从后一种意义上说，这些基本倾向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全面背弃和彻底批判”西方传统的思想方式，而是后者的进一步延伸。
[3] 这里存在的、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根本性理论意义的问题在于，作为社会现实主体的人，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得到相对满足以后，究竟应当如何进一步发展、究竟应当进一步追求什么样的享受？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尽管继续开发和满足人的感官享受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这会同时面临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人的发展需要是不是仅仅限于不断对感官需要进一步进行“直线式的”刺激和满足，如果不是，出路何在？二是人的自由究竟包括哪些内容、这些内容是不是完全以“征服式的享受”为核心，如果不是，那么出路何在？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很可能成为21世纪哲学研究所必须面对和解答的关键性问题。
[4] 在我看来，尽管学术界存在着有关“文化”的各种各样的界定和理论，但是究其根本，“文化”其实应当是“处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社会氛围之中的人类群体，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实践及其成就的基础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和进一步积淀下来的、对于自由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享受；这样的追求和享受通过直接间接地塑造和影响他们的社会实践，对他们的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各种影响。”一言以蔽之，“文化”就是人“以其文”“化”“物”的动态过程和结果。这就是我对于“文化”的定义；与此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哲学研究初探》，该文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4－5期。
[5] 其实，这里所谓的“得出不具有任何主观成分的‘真理’”，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信仰成分和一厢情愿色彩的“主观理想”；显而易见的是，不仅所有各种研究及其结论都必然带有由于研究者本人的基本立场、研究视角、知识素养、努力程度和价值评价态度而存在的主观烙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竭力追求其研究结论的绝对普遍有效性的倾向本身，也必然带有非常浓厚的信仰色彩，因为客观地说，研究者在着手进行其研究之初所秉持的这种信念，是没有任何正面的客观依据的；而负面的证据却似乎不胜枚举——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6] 当然，人的精神性主观因素受到了这里所说的“忽视、排斥和压抑”，而人的物质性感官享受却一直在不断地得到刺激、开发和利用——在我看来，西方近代以来建立在传统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及其发展，基本上是以不断进行这样的刺激、开发和利用为动力的。所以严格说来，真正受到“忽视、排斥和压抑”的，只是人的主观生活的一个部分；不过，这个部分却是真正属于人的，而不像“物质性感官享受”那样是人与其他动物共同具有的。
[7] 当然，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结合对相关历史材料的梳理，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只能有待以后的机缘再这样做。
[8] 这里所谓的“借用”并无任何矫饰之意；这不仅是因为胡塞尔现象学本身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诸如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有关的各个方面的困难，而且也是因为本文即将使用的“社会个体生成论”及其方法论视角，既继承了这种现象学的基本立场，同时又有所超越（参见下文）。可惜的是，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这种继承和超越进行必要的论述。
[9]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文化”之所以加上了引号，是为了强调它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一个特殊的、人通过以其“文”“化”“物”的过程而追求和享受精神自由的、融主观和客观为一体的过程。
[10]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文”主要指的是在常识意义上与“科学技术”相对的“人文”诸方面，因而比较贴近这个字的汉语古义——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同样不可能进行系统地梳理和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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