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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边界的消蚀：文化保守主义视野中的个性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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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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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购买、未劳先享和挥霍糜费。随着这项社会学发明的推广应用和深入人心，“文化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它关心的是如何花钱、如何享乐”。[14]
时至今日，自由主义观所驱动的现代文化已在物质崇拜和感觉革命的道路上走得够远，也许应该停下来想一想它的合理限度了。工商精神的胜利和本能造反的成功，使刻板规矩与放浪形骸、冷漠自私与及时行乐成为现代人的两个面相。这样的面相能够称得上是健康的形态吗？自由的冲动是否应该加以审慎的收敛和必要的约束呢？文化保守主义者特别热衷于提出并强化类似的问题。
文化保守的积极解读
作为一股社会思潮，现代保守主义起源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性反应。它的始作俑者是英国思想家伯克。在《法国大革命感想》一书中，伯克基于对传统价值的偏爱，对法国大革命彻底打烂旧秩序的过激行为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曾被法国复辟时期的贵族保守派思想家加以极端发挥。他们斥责启蒙哲学对个人理性的张扬和法国大革命对个人权利的滥用，将国家和社会瓦解成“个体性的尘埃和粉末”，因而在否定的意义上最早明确使用了“个人主义”一词。[15]他们的一个极端立场是，要为个人主义的泛滥纠偏，必须恢复神权和王权的绝对权威；而要使这种权威获得至高无上的尊严，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嗜血的刽子手来整顿纪律。[16]
但是，如此咬牙切齿的复仇冲动已很难用“保守”二字来概括。一些进步思想家将它斥为呼唤白色恐怖的“反动”，显然是更准确的。随着专制制度被摧毁，现代社会按照自由主义的主导模式构建起一个基础性平台，那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复辟已从根本上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在这种背景下，“保守”的价值诉求日趋温和，并逐步定位于一种稳重守成的精神品格或思想格调。这种品格与格调通常表现为对传统、秩序、文雅、高贵、教养、道德责任、社会义务、合法权威、群体聚合等等的价值偏爱。但是，当保守主义者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对自由主义制导的现代文化进行评判的时候，仍会流露出无法隐忍的鄙夷与尖酸。典型的例子是舍勒。
论及传统文化，舍勒常常使用神学－形而上学精神、生命情愫、高贵意识、英雄主义、道德共契、超验信仰之类的语汇；而一旦谈到现代文化，则往往使用工商精神、有用价值、市民德行、计算型理智、主体化、盈利欲、感官冲动之类的字眼。在舍勒那里，这两套词语系列虽具事实描述的功能，但从中折射出来的个人喜好也一览无遗。按照舍勒的分析，在整个古典时代，前一类德行品质统帅生活选择；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后一种伦理取向则占据了主导地位。谓之价值的颠覆。从历史机制方面来考察，这种价值的颠覆之所以发生，除开社会经济形态变化的背景因素，舍勒断言，关键是一种“怨恨”情结在起作用。其动机结构可解析为：由于新兴市民阶层的德性品质在传统的伦理评价秩序中处于较低位置，因此，他们心生怨恨并意欲将这一价值秩序来一个彻底的翻转。据舍勒的提示，两种颠覆手法特别值得关注。
一种手法是自律诉求。它强调，道德评价只与主体的自我活动相关，并不存在一个恒定有效的客观的他律道德标准。归根到底，价值不过是主体的欲望和感觉的投射。因此，只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和劳作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便应给予积极的道德评价。这样一来，支撑传统贵族伦理的先赋原则就被勾销，而在道德世界里原本“无权无势”的人或曰道德上的“无产者”的自我意识则迅速高涨。因为，“他所不能承受的‘优良品性’的突出意义，其实已经贬值。他在道德方面的劳动汗水和老茧如今在最高价值的光辉中大放异彩！由于价值观的这一变换，落泊者的隐秘报复欲便发泄在品性优良者身上了”。[17]
与自律诉求相联系的另一种手段是平权观念。按照舍勒的看法，在古典时代，存在着一种对何为高贵、何为卑劣者的实质性规定。这种规定构成道德评价的客观原则，并维系和支配着整个伦理秩序及社会秩序。但是，现代价值观却以平等为旗号对这种程序百般诋毁。它的反特权斗争，据舍勒诊断，实际上是一种将原本在伦理和社会秩序中处于高位者 “拉下来”的投机取巧。因为，倘说在道德价值和道德力量方面人人平等，则惟一可能的评判尺度便是道德最低下者的尺度。就此而论，平等诉求隐藏着一种怨恨心理。“怨恨在目睹更高价值时欢乐不起来，它将其本性隐藏到‘平等’的诉求之中！实际上，怨恨只想对具有更高价值的人施以断头术，因为他们惹它恼恨！”[18]于是，那些由“启蒙”、“ 解放”、“进步”之类的言辞所编织起来的神圣光环，就被舍勒从现代自由主义价值秩序的头顶上剥除。照舍勒的评价，由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变迁，充其量不过是一场为怨恨动机所驱使的奴隶造反罢了。“现代市民伦理的核心植根于怨恨。从十三世纪起，市民伦理开始逐渐取代基督教伦理，终于在法国革命中发挥出其最高功效。其后，在现代社会运动中，怨恨成为一股起决定作用的强大力量，并逐步改变了现行伦理。”[19]这场文化变迁的总体结果是：工商精神战胜神学－形而上学精神、有用价值压倒生命价值、计算型智力制服英雄豪情、本能冲动焚毁精神理念，等等。随着价值秩序被彻底翻转，那些造反的奴隶们便从长期遭受压抑的心理折磨中求得解脱，而原本高高在上的道德人格与文化精英，也就再不值得仇恨、再不值得报复，相反，他们倒是有几分值得怜恤、值得同情了。[20]或许可以把这种心态称作小人得志。
舍勒用“怨恨”来表征现代伦理精神的动机结构，意在透析其历史发生的深层机理，但是，他由此显示的文化保守取向，应该说是一目了然的。事实上，舍勒的保守性文化批评，若套用他本人的理论逻辑，似乎也有一种源自精神失落的怨恨情结。将这种怨恨情结转换成一种反现代文明的宗教原教旨诉求，并指望通过某种政治行动来使它获得社会法权，不仅荒唐，而且十分有害。这当然也不是舍勒的本意。如果说，舍勒极具深度的文化批评的确对现代文明的弊病作出了睿智的诊断，那么，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富有建设意义的精神资源，则应在现代自由主义搭建的基础平台之上而不是之下来讨论问题。在这个方面，托克维尔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他在论及宗教的现代意义时指出：“宗教在这样的时代要比在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加慎重自持，不要越出其本身固有的范围，因为宗教要想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宗教事务以外，就有在一切事务方面失信的危险。因此，宗教应当注意规定自己的活动范围，只在这个范围内对人的精神施加影响，而在这个范围之外则任其完全自由。”[21]
政教分离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意味着，当考虑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具体问题时，必须把宗教教义悬置起来。但是，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属于私人信仰，它不可能也不容许用政治的手段予以强制解决，由此彰显出宗教的积极功能。托克维尔讲，追求物质利益、爱好安乐，是民主时代的“突出的和不可消失的特征”。宗教不好让人们弃绝现世幸福，但却可以而且也应该对过度的物质欲求进行调节。“宗教的主要任务，在于净化、调整和节制人们在平等时代过于热烈地和过于排他地喜爱安乐的情感。”[2 2]此乃文化领域的精神督导和道德教化。从这个意义来说，贝尔把自己的立场归结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堪称智慧老到的思想定位。[23]
贝尔指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24]因此，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按照贝尔的看法，推崇神圣感、敬畏感和秩序感，强调传统的统一性、聚合性与稳定性的“保守”取向，由于使人类记忆连惯，因而在延续文化生命、帮助人类对付生存困境方面是不可缺少的。鉴于现代西方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政治与经济主张，容易使人们对“保守”一词产生误会，所以，从文化层面对保守主义的思想蕴含进行解读，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其典型特征可简要地概括如下：
首先，在否定的意义上，文化保守主义立足于道德约束，对个性自由的负面社会效应持批评态度。这里所谓的负面社会效应，主要指个人独立无羁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所造成的文化失范。几乎所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认为，自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个性解放开始，西方文化就潜伏下虚浮狂热的病灶。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病灶不断释放反传统、反秩序乃至“反文化”的颠覆性能量，终于在当代导致了一种甚为普遍的无政府生活方式。但是，由于对各种类型的外在强制和独断高压保持警觉，现代大多数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对个性尊严有一种基本的认同。其“约束自大狂”的主张不是政治偏激，也不是回到前现代，而是协调过去与未来，在个性自由和道德约束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罗伯特· 贝拉指出：“虽然分离化和个体化对于摆脱过去的强权制度、解放自己是必要的，但为了避免走向事物的反面，引起自我毁灭，就必须用新的责任心和社会感去制衡分离化和个体化的倾向。”[25]说到底，对传统的凝聚力保而守之，是为了使个性自由发展得更合理、更健康。“如果分离化和个性化的精华即个人尊严和自主要得以维持，就必须实现一种新的社会聚合。”[26]
其次，在肯定的意义上，文化保守主义尊重传统，尊重权威，尤其强调信仰的虔诚。 “我在文化领域里是保守主义者，因为我崇敬传统……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27]这是丹尼尔·贝尔的自我表白。在文化保守主义看来，个性自由并非不可取，问题在于，当它在反传统的轨道上不断膨胀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侵蚀和冲击道德堤坝，最终演化为病态的虚无主义和自恋主义。与之相反，以道德约束为特征的传统文化，一方面通过划分神圣和亵渎的界限，严守邪恶的大门，使人们对是非善恶有一种敏锐的感觉；另一方面又借助教化和培养，使人们在道德理想的感召下孜孜以求，不断趋向一种崇高庄严的光明境界。这对疗治现代人那种“一切皆虚无”的目标失落以及“一切皆允许”的狂纵不法，很有针对意义。因此，“在传统中寻找营养，然后积极地、有创造性地把它运用于当今现实”，[28]便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口号。
最后，基于上述原因，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化传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有一种价值偏好，而对斩断传统巨链的新奇性探索，特别是激进的文化变革怀有近乎本能的抵触。塞西尔称之为“厌恶变化的心情”。[29]保守主义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社会是一个以过去为根基的有机体。它通过世世代代的演化积累才扩展成现在的样子。因此，不应错误地把社会简化成一部机器，以为通过短时间的努力就可将它整体拆卸和全盘组装。即若变革势在必行，则它也应审慎节制，循序渐进，并且必须从传统的经验智慧那里寻找可靠的向导。此乃稳重守成。如果说，必须同过去的传统保持连续性，以免打乱秩序，引发震荡，构成保守主义的一般要求，那么，照丹尼尔·贝尔的理论逻辑，这一要求似乎尤其适用于文化领域。因为，和直线型、加速度的技术－经济进步相比，“在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回跃，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30]这一特点使传统在意义阐释方面富有恒常的生命。因此，无拘无束的叛逆冲动和一味求新的经验探奇，在撕裂传统纽带的时候会斩断生存的意义根基，而根基被斩断的个人，“只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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