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用不着仔细分辨就可以看出，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一当流行开来，会给强调禁欲苦行的新教伦理以多么巨大的冲击。丹尼尔·贝尔曾注意到，新教伦理的瓦解与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有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汽车、电影、广告、分期付款等技术发明和社会学发明促成的。但是另一方面，汽车之所以被当作自由逃离邻居的窥探目光从而可以打破旧禁的流动私室，电影之所以成为展示摩登样板的窗口和传授快乐技艺的学校，广告之所以能对人们的欲望和趣味构成强有力的牵引与刺激，分期付款之所以腐蚀工作伦理而成为驱动享乐主义的便利手段，从一种相当确定的意义来说，又都是与追求自我经验全面提升的文化风尚，特别是虚无主义由于勾销善恶界限而给自由个性以极大的心理解脱密不可分的。因此结论是，“表现型个人主义”不仅同其他技术发明和社会学发明相配合，而且以其独特的颠覆性能量，促成了干涉冲动的“行善道德观”向放浪不羁的“娱乐道德观”的蜕变。丹尼尔·贝尔把这一蜕变描述成一百八十度的乾坤挪移：“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使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64]
“娱乐道德观”的蔓延给个人主义赋予了哪些新特征并进而引发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后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按照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评论，最重要的或许有两点。其一是理想崇高的扫荡。麦金泰尔指出，由于以价值虚无为凭借，现代个人主义对自我的迷恋已成为“朝向和进入一种不再有任何明确标准的境地的运动”。[65]作为没有任何先在本质的虚无，个人是一组永远保持开放的可能性。他可以扮演任何角色，采纳任何观点，因为他本身什么也不是，什么目的也没有。这种存在状态使他无力也不愿进行崇高责任的承担。对他来说，即便在选择时发生内心冲突，充其量也不过是“两种偶然的主观随意性在心中的相遇”。[66]至于由此产生的烦恼，则可以用轻松的心理疏导来化解。在这个意义上，“娱乐道德观”的流行塑造出一种安闲自在的生活风格，似乎在我们这个自由开放的时代，那种终极价值关怀的严肃、庄重和痛苦是完全多余的和不必要的。因此就有黑弗纳式的“花花公子”哲学为人们作开导。怎样才算花花公子？“他必须把生活看作不是泪水之谷，而是快活的时光；他必须愉快地工作，却不把工作看作生活的终结和一切；他必须是一个机灵的人，一个明白的人，一个有审美能力的人，一个对于享乐是敏感的人，一个并未获得酒色之徒或浅薄的文艺爱好者的污名、却能充分享受生活的人。”[67]
其实，不背酒色之徒的污名只不过是一种障人耳目的说法，而且对于花花公子来讲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充分享受生活”。但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指出，如果打破道德禁忌而无拘无束地开发经验边疆，那么，享受生活骨子里永远都不可能充分。一个典型例证是，在早年美国那场禁酒运动中，对酒的渴望曾被提到向往自由的高度。但是这个高度在今天显然已被超越。大麻、可卡因、海洛因带来的刺激才能给人以更亢奋的高峰体验。文化保守主义者由此断定，“娱乐道德观”的蔓延不仅会荡涤理想崇高，而且会引发另一个更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个后果就是道德生态的破坏。
文化保守主义者反复强调，放纵和约束的关系是一个关乎文明命运的根本性问题。虽然他们不赞同原教旨分子那种把道德热忱政治化的偏执主张，但却始终认为，对人的自然欲望予以督导和节制，不仅在价值上是正当的，而且对文明的健康发展来说也是必须的。他们从这个意义来理解宗教和道德的功能，也按照同样的思路来理解文化的意蕴。因为，如果说文化体现了人类超越动物状态或自然状态的努力，那么它在本质上便是培养和教化。[68]但是，自近代以来不断高涨的“表现型个人主义”潮流，却把这种培养和教化看作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过度禁锢、无理干涉乃至于专门塑造伪君子的道貌岸然。因此，一代又一代的新潮个性便以寻求自由、解放和真诚的名义，展开了对原被锁住的情欲边疆的奋力开拓。他们首先在情感体验中为自己构造一个小世界，接着用生命意志的重锤将长久受人尊奉的最高价值打翻在地，最后则在本能冲动中跳起了享受胜利果实的欢乐歌舞。如果说，培养、教化同自发、任性构成对立面，那么，将反传统、反理智、反道德禁忌、反制度规范推到极至，无疑就是消解一切既定秩序以实现“零度结构”的反文化了。
根据贝尔的解析，作为一种社会风潮，反文化从生成机制来看乃是“天才民主化”结果。[69]在一极，那些为生命意义寻求哲理阐释的文化精英或许有某种形而上的价值关切，但是这种关切一经转到文化大众的另一极，就往往被当作单纯的刺激物来接受。因此，在天才民主化逻辑的作用下，尼采那诗化的狄奥尼索斯，被新潮男女们投进弗洛尹德揭开盖子的沸腾的原欲大锅而烹煮为快感冲锋的疯狂摇滚，乃是一件十分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布鲁姆讥讽说，上帝死了，“它的位置由性关系以及有意义的各种关系所取代。”[70] 人们最终在性解放中过起了纵情狂欢的酒神节。事实上，这也就是“娱乐道德观”的核心。
文化保守主义对个性自由浪潮的最后诊断是：“功利型个人主义”把自由归结为财产，从而不断地挺进外部自然边疆；“表现型个人主义”把生命归结为性欲，从而不断地挺进内部自然边疆。两者都显示了惊人的创造力。而且耐人寻味之处还在于，当这种创造力所代表的成功在财富追逐中培育出优胜劣败的强制性法则的时候，它在享乐竞赛中也差不多形成了同样的法则。由于不会享乐就要降低人的自信心，因此，“经过某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扭转，享乐本身也成了社会性强迫行为，以致于寻欢作乐的必要性也像以前清教关于它的禁忌一样的严厉。那些不能用享乐这类词语进行描述的聚会、约会、度假被附上了某些失败的意义”。[71]萨特曾提出“自由就是重负”的天才洞见，但“娱乐道德观”的强制性法则给这一天才洞见作了一个反讽的民主化注脚。
文化保守主义指出，个性自由浪潮持续不断地加大反传统的力度，但是时至今日，风俗蛋糕已被打得稀烂，再声言反传统犹如奋力进攻一扇敞开的大门。因此，问题也许应该倒过来：怎样约束自大狂呢？贝尔说：“西方伟大的历史性宗教对人性有着共同的判断：当没有抑制时，当人们根据经验确定行为可否时，即使有了美学上充分的理由，人的那种要探索一切、寻求一切感觉的冲动也会导致堕落、肉欲、对他人的腐蚀和谋杀。这些宗教得出的一致教训就是，社会必须拥有一种羞耻感，以免使社会自身丧失对道德规范的一切感觉。”[72]鉴于个性自由的泛滥在今天已使人们的道德感觉受到严重破坏，因此，从传统中寻求富有建设意义的精神给养，就成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基本结论。麦金泰尔对这个结论作了最精彩的表达：“传统的一种适当意义是在对将来的那些可能性的把握中表明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说，过去已使现在的出现有其可能，活着的传统，恰恰因为它们继续着一个未完的叙述而面对一个未来，而就这个未来具有的任何确定的和可确定的特征而言，它来自于过去。”[73]
注释:
[1]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53页。
[2] 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3] 在这里，讨论的重点是自由主义的伦理内涵及其社会效应，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
[4] 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5]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页。
[6] 参见贝拉：《心灵的习性》，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6－51页。关于“功利型个人主义”和“表现型个人主义”的区分，是后面展开讨论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7]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页。
[8]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6页。
[9]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4页。
[10] 贝拉：《心灵的习性》，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9页。
[11]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3页。
[12] 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0页。
[13]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4页。
[14]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8页。
[15] 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批判》，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6] 梅斯特尔宣称：“一切权威、一切秩序都需要郐子手。他是人类社会中的恐怖力量，是把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参见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三分册，“法国的反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17] 舍勒：《价值的颠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2页。
[18] 舍勒：《价值的颠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8页。
[19] 舍勒：《价值的颠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4页。
[20] 舍勒：《价值的颠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9页。
[2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下卷，第540页。
[2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下卷，第544页。
[23] 当代一些被称作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家，都有他们各自的政治经济主张。但这些主张，如控制国家干预、鼓励自由竞争、缩减福利开支、抵制过分的平等要求等等，仅仅作为凯恩斯和罗斯福新政以来相对激进的自由派纲领的平抑和纠正才显得“保守”，而实质上，它毋宁是向洛克、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原教旨”的某种复归。贝尔把自己的立场表述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其实是在追求着一种互补的思想复合。撇开其“经济社会主义”，而仅就“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来考虑，这种复合有双重意义。一是避免将自由主义从政治领域无度地扩展到文化领域；二是防止将保守主义从文化领域无度地蔓延到政治领域。历史上的一些保守势力，像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教会组织和20世纪初美国那场把道德热情滥用于政治的“禁酒运动”，由于具有专断的反智倾向和阴暗的复仇心态，在贝尔看来都不足效法。因此，倘说对超验神圣的敬畏构成保守主义的“合理内核”，那么只有将这种敬畏限制于文化层面，才能确保其理智和健康，从而也才能获得真正的说服力和恒常的生命力。
[24]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
[25] 贝拉：《心灵的习性》，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16页。
[26] 贝拉：《心灵的习性》，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29页。
[27]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
[28] 贝拉：《心灵的习性》，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9页。
[29] 塞西尔：《保守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页。
[30]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9页。
[31]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8页。
[32] 这并不意味着在文化保守主义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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