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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边界的消蚀：文化保守主义视野中的个性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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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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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建设意义的文化资源。但是自由主义本身能够做到这一点吗？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于是发出了进一步的追问。
３．假如自由主义不包含或不充分包含提供道德约束的文化资源，它的负面效应将会达到什么程度？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反思历史。由于现代文明的成长，特别是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潜能的自由迸发，所以，当一个个“小我”摆脱传统纽带的束缚，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进步思想家都对此表示了肯定。历史进步等于自由创造，等于个性解放，等于反禁欲、反传统，成了一种习惯的思维定势。但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却认为，这种思维定势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在他们看来，即使个人自利的原则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创造能量，那么要将这种能量的释放纳入一个健康的轨道，也必须借助另外一套原则的积极配合。这另外一套原则来自传统伦理。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以个人自利为原则的市场体系的最初运行，是稳固地靠在前市场社会的精神气质的肩上的。正是传统伦理所强调的责任、义务、信用、承诺、勤劳和节俭等等，通过对个人贪欲的限制，给初创阶段的市场体系的合理化和有序化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一种健康的市场规则的确立，与其说是纯粹的个人作品，不如说是对无拘无束的个人施以督导的产物。文化保守主义者强调，那些世俗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人们接受而较少考虑其负面效应，就起源来说，也部分地在于它受到了影子一般的传统道德遗产的约束或支撑。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如斯密，曾或多或少地把这种约束或支撑视为理所当然，因而未对它作过多的评论。但是斯密的后继者们却在传统道德遗产受到严重侵蚀因而也是最为需要的时候将它忽略了。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先于资本主义存在而被带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道德遗产，由于约束个人贪得无厌的需求和欲望，因而以弥补个人自利原则之缺陷的方式为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提供了限制性保护。就此而论，它不仅是市场体系的初始条件，而且是其持续存在的条件。“自由主义这些年来一直能不断存在下去，是因为它所产生的个人主义始终是不完全的，得到古老的戒律和忠诚，以及地方的、伦理的、宗教的稳定模式的调节。未经此调节的自由主义是无法长期存在的。……自由主义对其历史性限制的胜利将是一场危机。” [48]
但难以逆转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勇猛地突破了在它看来不过是绊脚石的一切传统边界。它不仅把个人的自然欲望公开释放出来，而且动用各种各样的舆论宣传手段，给追求世俗幸福的功利原子提供缓解焦虑的祷文，进行洗刷负疚意识的心灵蒸气浴。经过不断地蒸发，自由主义逐步耗尽曾对其予以限制的传统道德遗产，它变得纯粹了，单一了，也缩小了，或者不如说膨胀了。结果，“我们的欲望成为一种我们必须尊奉的神谕圣言”。[49]文化保守主义者强调，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家也承认个人利益有一个专属于他自己的正当范围，但是，由于其批判矛头主要不是指向个人的过分自由，而始终是由社会督导和约束所带来的个人的过分不自由，因此，他们在生活实践中激起的文化效应，将趋向于一种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托尔维尔指出：“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50]
文化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在封建体系和传统道德之间作出审慎的区分。按照他们的看法，以自由竞争为基本原则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打破封建体系的禁锢，但其合理、有序的运作，却离不开传统道德遗产的隐性支持。可是问题在于，当自由主义作为主导性的价值观念获得文化霸权之后，不断膨胀的自负使它对于传统道德遗产提供的给养压根就缺乏意识。在它的心目中，传统戒规最好不过是某种不必要的负担，而最坏则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此要么对其漠然处之，要么就是有意的敌对。这样，在愈益偏狭的自由主义驱动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打破封建禁锢的同时，也把传统道德体系负载的价值意义一并抛弃了。于是它就按照自身逻辑卷入了一场“创造性的毁灭”的风暴。[51]对它来说，任何创造都是对旧有界限的毁灭，而且不毁灭旧有的界限就无法进行创造。虽然由于使物质财富滚滚而来，这股风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但是熊彼特指出，成功背后隐藏着负面。因为它砸碎的前资本主义文化镣铐，同时也曾给它以必要的支持和庇护。而一当完全摒弃这种庇护，资本主义终有一天无法消受它成功的美酒，不仅醉倒，甚而中毒，以致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将因为自己的成功而一步步走向衰败：
在破坏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时，资本主义就这样不仅破坏了妨碍它前进的障碍而且拆掉了阻止它崩溃的临时支架。这个以其残酷无情的必然性而予人以深刻印象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消除制度上的枯枝败叶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赶走资本主义阶层共生的老伙伴们的过程，和它们共生在一起，原是资本主义图式的本质要素。[52]
道德生态的失衡与重建
贝尔指出，在近代，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而出现的独立个体有两个主要的人格样板。一个是企业家，另一个是艺术家。企业家以谋利为目标，在物质财富的追逐中表现出永不餍足、不断挺进新边疆的贪婪冲动。但是，就像韦伯分析的那样，资产者的早期经济行为受到新教伦理的羁约，逐步养成了精打细算、勤奋刻苦的工作态度。这种态度对辛勤致富的认可是同对声色歌舞、纵情欢乐的严厉讨伐相呼应的。[53]与之不同，自文艺复兴以来独立成长的艺术家则特别推崇激情、灵感与想象。他们不仅热衷于一种独创性的自我表现，而且往往使这种自我表现采取反功利、反理性、反道德禁忌的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物质崇拜卑污庸俗，制度规范枯燥乏味，惟一有摆脱世俗羁绊的自由人生才值得大书特书。这样，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功利型个人主义”和以艺术家为代表的“表现型个人主义”便似乎岔入了两个相反的轨道。[54]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于，个人主义的这两种类型实际上都与传统道德规范相冲撞，并且因为这种冲撞而在历史变迁中发生了进一步的品格错位。韦伯曾经注意到，随着按效益原则运转的市场经济逐步成长为一个自律体系，新教伦理的道德监护权将不可避免地被剥夺；而一当经济冲动力成为惟一的主宰，财富的追求便会丧失其原有的宗教涵义而趋于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55]正是在这里，潜伏着禁欲苦行的工作伦理向纵情享乐的“消费道德观”蜕变的可能性。按照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思路，倘说这种可能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那么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就是：“表现型个人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是否同其他社会因素相配合或者以某种特殊方式促成了这一蜕变？
从历史上看，用艺术阐释人生意义的努力始于文艺复兴。其积极倡导者是一些人文思想家和浪漫思想家。他们之所以用艺术对人生意义重新加以解说，是为了填补近代世俗化和理性化潮流不断消解超验价值所造成的巨大精神空白。实际上，这是一个信仰的重建问题。但是，作为新时代的产儿，当人文思想家和浪漫思想家用艺术替代宗教接过生命价值的核准权的时候，他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朝着松弛和放纵一端移动的方向。彼特拉克的逻辑是：我不想变成上帝，而只追求那种属于人的光荣。拉伯雷给他向往的新人拟定了一条规则：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卢梭为了展示自己的率真，不仅敢于像述说自己的忠厚善良一样暴露自己的卑鄙龌龊，而且在暴露自己的卑鄙龌龊时表现了一种有点像述说自己忠厚善良一样的平静。后来的新潮个性干脆将在卢梭那里已经变得徒具形式的“忏悔”字眼儿抛诸脑后。拜伦视激情和狂热为沛然不息的生命本源，他对传统戒律和世俗陈规的回答是“独自反抗你们全体”。惠特曼追求一种自由狂放、无所羁绊的人生，于是在《自我之歌》中不加掩饰地发出了“我赞美自己，歌唱自己”的高声大叫。很显然，按照这样一种精神品格，人的生存意义已经与传统的连续性巨链脱钩，而仅仅与自我的个性或者自我经验的奇特性相关了。贝尔借西方哲学的典范术语，将“表现型个人主义”的座右铭概括为：“我感觉，故我在”。[56]
在近代文化变迁中，褒扬生命情感是谋求个性解放的一个重要路径。但是，当新文化的弄潮儿沿着这条路径迅跑的时候，他们不仅将批判锋芒指向严酷专断的封建纲常，而且往往指向一般意义的道德禁忌和文明规范，结果就以不断加剧的叛逆姿态，一步步扫荡了传统伦理，特别是宗教信仰极力强调的那种对丧失约束的自发本能和感性趣味的恐惧。按照贝尔的看法，传统宗教本质上具有一种约束性品格。它通过区分神圣与邪恶两个领域而给人们的行为设定了一条道德边界。宗教的一个基本功能，即在于守护这个边界，防止人们堕入邪恶的深渊。但是，现代文化从承接同邪恶打交道的任务的那一天起，就提出了“ 艺术自治”的要求。它把着眼点放在自我经验的奇特性上，声称一切都可以探索，什么都可以表现和咀嚼玩味。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它不再像宗教那样设法去驯服魔鬼，而是去拥抱魔鬼，甚至从中取乐，寻找起创造性的源泉了。此乃权威中心从神圣到亵渎的转向。 [57]
可以想见，这个转向一当演化为声势浩大的社会风潮，会给崇尚自由的男男女女们带来多么强烈的激动。因为它使人从上帝的监护下解放出来，也就意味着使人免受负罪感的折磨，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摆脱“囿于善恶去判断人类行为的长久专制”。[58]由此也可以断言，“表现型个人主义”必将以价值虚无主义作为它胜利凯旋的里程碑。因为人们在张扬自我的过程中愈发贪得无厌的胃口，最终使他们领悟：充分的自由只有在意识不到道德时才可获得。[59]事实上，这也就是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特别厌恶尼采的原因所在。按照他们的看法，尼采以“上帝死了”的决然口气宣布最高价值的沦丧，就等于说区分是非善恶的道德边界已完全消失。人既可以超越于善恶之外，羞耻感、负疚感就被连根拔除。因此，无所谓神圣的“一切皆虚妄”，支持着狂纵不法的“一切皆允许”。潘多拉盒子于是被彻底揭开，魔鬼纷纷出笼。色情、淫欲、暴力等等按传统道德标准属于邪恶的东西，现在光明正大地成了人们在艺术创作乃至日常生活中的探索对象、表现对象和欣赏对象。这样，在虚无主义的文化土壤上合乎逻辑地盛开了媚人的“恶之花”。
正因如此，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否定的口吻批评说，随着虚无主义之风的盛行，严肃地检视生活既不再可能，也不再成为需要了。[60]尼采曾为自己是历史上“第一位非道德论者”而感到自豪。[61]但是严格讲来，所谓非道德主义是就那种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的传统道德标准的翻转而言的。事实上，尼采用“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 ”、“我为什么就是命运”等等作为其自传的标题，恰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通过否定传统道德标准那种非个人的客观性和绝对性，而使道德判断成了纯粹个人的主观、相对的东西。按照这种逻辑，自我是惟一的权威中心。他可以“为自己颁布自己的新法则以及他自己的新的德目表”。[62]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尼采的思想表达多么具有形而上的思辨意味，其核心观点都能被给出一种形而下的通俗理解。布鲁姆将这种理解概括为：“谁要想成为受人尊敬的和高贵的人，就不能追求或者发现善的生活，而要去创造他自己的‘生活样式’。”[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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