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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术批评·学术共同体——关于杨玉圣学术志业的综合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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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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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研究方面也是开了一扇非常重要的窗口，尤为重要的是：其在认识他者更在认识我们自身方面，有着种种深刻深入的全面揭示，与此同时，其还能慢慢让我们进入了一种历史哲学的视野和范畴，尤其是真正理性地认识美国如何可能的问题，更能触发我们进入更深一层的相关理论的思考。
细读过全书，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国人在阅读解释和理解美国的过程当中，由于文化的差异，由于一个多世纪以来特殊的民族命运，也由于内忧（生存环境）外患（国际语境和政治环境）的严峻，难免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程度的误读。尤其是寄予美国的太多希望，然后带来太多的失望，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除了弱国无外交，我们自己是否也应该反省一下：当初我们寄希望于美国总统（比如威尔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多的时候把人家也当成了我们自己的“皇帝”那样的人物？人家首要的一条是要对美国人民负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家对中国人民负责？直至后来我们一直说的什么要把人家的人民跟统治者分开对待等等，比如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之类，道理相同：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的统治者老是要代表人民，而不管人民愿意不愿意；人家的统治者可绝不敢轻易代表人民，若硬要代表就必须获得人民的同意，既然人民是同意的，统治者又如何区别于人民？我们老是用我们自己的一套去衡量人家的一套，又如何能不在感情上受到伤害？因为在强权面前（无论这强权是来自外部还是出自内部），作为弱者的我们只能增添无尽的悲情与怨恨。更因为我们老是出于一种中华民族传统上的纯朴善良的情感，希望能够跟人家交朋友，却老是忘记了人家只有永远的利益并无永远的朋友，出于他们的利益更是出于他们全体国民的利益，他又怎么可能一直把你当朋友，而且还得按你中国人的道义与感情来承担朋友的“义务”？这样，我们又如何能不在感情上加倍地受到伤害？！我们自己老是关起门来过日子，甚至老是关起门来打狗，我们在一代伟人邓小平之前，从来就不知道改革开放为何物，西方列强说穿了：便是由于工业革命、社会革命乃至思想革命之后，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他们必须向全世界倾销商品，那么，发展军事就是必然的举措了，没有军事的力量他们又该如何打开市场？更不用说，美国始终就是个改革开放的国家，他们始终便是处在改革开放之中，不断地调整着国内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调整着他们的国际战略。因此，即便是而今的“和平崛起”也理应是一种国际战略。可笑的是，前不久还有某文化学者提出了所谓认识东方还希望能输出东方文化云云，并希望能以此告知西方世界，中国人喜欢和而不同，“中国威胁”是不存在的，等等。简直是痴人说梦！说到底，这只是你的国际战略而已，而并不能代替或者消解一点点人家的国际战略。
也只有我们自己改革开放了，也只有我们自己在发展经济了，很多原先根本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东西，也才开始慢慢理解慢慢接受了，我们的改革开放难道不是也一样需要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国内经济政策和我们的国际战略？因为我们缺乏自己真正的信仰，所以从来很少了解美国人的宗教情感，更无法接受他们始终就没断过向全球输出的价值观，这才有上述已引述过的康有为的关于国粹“德教”不可弃、欧美尽是“形而下的物质”不可取的谬论。更由于多年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冷战思维的僵持，再加上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造就的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使得我们理解和解释他者的时候，不是开放地理解和解释，而是相反，不是更加深切地认识和矫正自身，一样是相反。尽管我们经历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运动，但是很快地就被救亡替代了启蒙，在反抗西方强权的同时，我们经历承受了更为可怕的本土强权。也便是由于此，尽管美国人在不同时期都给中国人民的感情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是，中国人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所一直稳定保障着的民主与自由，却又始终保持着向往和内心的渴望。
我们的悠久的史官制度的传统，使得我们一直是一个特别善于历史记录的民族，与此同时，却又是一个特别拙于反思历史的民族。因此我们的历史无非就是帝王将相，改朝换代，循环往复地一再重复历史的灾难。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人的美国观》真的具备有如何高屋建瓴的历史哲学高度，但它至少为如何理性地认识美国，历史地看待中国人眼中和观念中的美国，为我们提供了种种参照的可能性。比如晚清民国时期与五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与国共内战时期，建国后尼克松访华前后以及毛泽东逝世前后，然后是改革开放的前后期，等等，随着不同时期的国际风云变幻国内政局动荡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无论朝野还是知识界，始终贯穿着一条极其鲜明的民族情感的主线，然后就是怎么处于劣势（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也仍然要坚守的“我族中心论”，或者干脆是在长期的对抗与僵持当中互相妖魔化……假如说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理性地认识美国的可能性，用杨玉圣的话说：美国始终是个谜，那么，在杨玉圣对中国人的美国观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有效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说：“痛定思痛，教训是深刻的。如何看美国，其实说到底是与如何看自己密切相关的。”（7）其不但切中要害，而且堪称精到。
尤其是改革开放25年后的今天，救亡图存的那惨重的一页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更可怕的另一页被重重地翻过去了之后，现代性的问题重新成为我们现代中国的头等问题——众所周知，我们的启蒙才得以重新开始，启蒙理性话语也就成了我们当下的当务之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首发在《世纪中国》的易中天的题为《一部宪法与一个国家》的文章和发在《世界知识》2004年第21期《学术批评网》转发的杨玉圣等关于美国大选的三人谈（题为《中国人眼中的美国——从大选说起》）文章，也都为我们重新认识美国和更加真切地认识自身，提供了堪称重要的全新洞见。前者对美国的法治历史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独到分析，让我们能够得以具体区分何为法治何为法制，何谓民主何为共和，尤其是通过相当细致的层层剥笋似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国家必须服从宪法，而宪法之所以高于国家，则因为它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公民第一位，作为公民集合体的人民第二位，保障公民和人民基本权利的宪法第三位，由宪法派生的法律第四位，由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会、行政机构和法院最后一位。这就是美国人建国的思路和原则，正因为这样，才能体现和实现《独立宣言》的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应该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尽管，据我所知易中天并非专业美国学者，但他确实发现了最为重要的美国精神，即个人的个体性是第一位的，用他的话说：也许，这就是所谓美国精神。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大现实，个人是从来不能具备有任何的合法性的，我们的整个秩序刚好是跟美国倒过来，也就可见我们改革的难度以及中国人生存的无比严峻。后者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越来越立体的信息包围之中，也越来越平静地体会到自身的当下生存处境，也就越来越能冷静客观地面对美国的大选，其中杨玉圣所说的一段话应该说颇具代表性：“政治民主，制度重要，培育制度环境也同样重要。美国在立国前的250年殖民地时期即已培育了民主传统，进行了民主政治的实践……所以，民主制度就如同一株幼苗，移植后可能只开花不结果，甚至连花都不开。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世界上虽然有160部国家宪法以美国宪法为蓝本，但并没有出现160个和美国一样民主政治成功的原因。”想想上个世纪初的一大批志士先贤的觉醒和呼吁至今如雷贯耳：“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宋教仁、于右任等）、“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悉照中国性质立定。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邹容语）（8）实际情形又如何呢？更多的是出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最终还是决定了选择苏俄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文化制度和教育制度，所谓民主的制度环境，一次又一次地付诸阙如。我们的文化传统，却又以一次次改头换面的方式，在各个领域里死灰复燃。
二
杨玉圣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介入学术批评的，我不是太清楚。但我清楚他的学术批评最早是从他所从事的美国学研究领域展开的，而《美国历史散论》应该说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学术成果，当然其中也收进了一些美国学的重要课题研究文章。因为作者首先是个美国学者，对美国学的有关研究规范、思考进路、研究方法、学术立场自然烂熟于心，而他的大部分批评文章，也基本是围绕这四个方面展开的。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批评尤其注意了知识自身的增长。也就难怪他要把一些专题研究的内容也收进该集子里，比如卡来罗纳殖民地创建史问题、代役租问题以及关于宅地法实施的时间问题，等等，除了对学术语法问题（如《从〈美国史纲〉谈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等）的特别关注外，更是特别关注汉语学界的美国学研究状况（如《中国美国学史：一个新的研究课题》等）以及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和切入（如《我国对美国史重大问题的讨论》等），并力求能够在更高层次上的对问题的提出、讨论以及展望（如《中国美国学的一株奇葩》等），尤为可贵的是：在美国学的基础研究上，杨玉圣更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付出了诸多的艰苦劳动，《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几乎囊括了国内八十年代的美国研究的所有学术成果，并有所鉴别有所演绎，还不仅仅如此，他甚至跟他的同道胡玉坤还合编有《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时得到了李慎之、汪熙二位美国学前辈的首肯。
这样我们就可以想象，后来杨玉圣主办的《学术批评网》，为何对不尊重同行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研究中的大量低级重复劳动特别痛心疾首，更不用说对那些抄袭剽窃的学术腐败又是如何的切齿痛恨了。尽管《学术批评网》的内容已从史学领域拓展到了整个学术研究领域，但其主要针对对象仍然是大面积学术失范现象，用杨玉圣自己的归纳，可分为六类：1.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2.缺乏健全的学术评价机制。3.缺乏学术积累的问题意识。4.自说自话，难以与国际学术接轨。5.低水平重复与学术“泡沫化”。6.学术道德败坏，其中不断泛滥的抄袭剽窃浪潮最为令人头疼。（9）但杨玉圣的目的显然并非仅仅是学术打假，或者仅仅是为了揭露学术腐败，而是旨在学术建设，特别是努力参与学术规范的讨论与建设。他多年来不仅奔走呼号，而且身体力行，从不放弃自己的学术批评实践，除了美国学和美国史的专业评论，他的批评实践也随之拓展，像《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学术规范研究的若干问题》《学术腐败、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前车之鉴：晚近十大学案及其警示》等，均为学术规范建设方面的有益探索。而《进一步加大学风建设力度 有效遏制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就学术论文注释问题及其讨论谈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学术批评是为了学术建设》等，更是把学术批评与学术规范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或者干脆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相辅相成，互为观照。《人文情怀君子风范——李慎之先生侧记》《一个大写的人——写在刘宗绪先生逝世一周年之后》等篇什，字里行间对先进的虔敬之心以及作为后学的若谷虚怀，读来令人感慨和感动（什么叫“西体中用”？窃以为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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