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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术批评·学术共同体——关于杨玉圣学术志业的综合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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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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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却又纷纷进入了利益大博弈的最后阶段。社会矛盾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的表现空前尖锐。说到底，适合于农业文明的上层建筑，在进入工商业文明的今天，再沿用“中体西用”等等祖宗家法，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个遥远的例子，晚清变法的失败教训可就在眼前。假如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等始终进不入议事日程，“多数人的意愿”与“多数人的暴政”又将是中国人永远也逃不脱的噩梦！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制度与教育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整个社会全面改革的桥头堡。惟有大学自治，
才可能为我们保存最大的一个知识独立阶层，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它。如果缺乏了这个基本条件，民主社会的诞生也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社团的发达也就紧跟着成了一个先决条件，否则，刚刚过去不久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暴民的民主”，最终只能把我们重新推向一个又一个的更加专制的社会。
也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十分赞赏杨玉圣等的“学术共同体”的主张。但学术共同体的意义必得在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的基础上才可以产生，否则，如前所述，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因为缺乏公共性，学术共同体立足的根基就会发生问题。除了杨玉圣，有此主张的仍然还有邓正来先生。邓正来甚至更具体，甚至组成了民间性质的“学术委员会”，而且正在主持曾经影响甚巨的《中国书评》的复刊活动，并称将努力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和本土化进入（第二）全新阶段。也如前所述，我仍然寄希望于知识制度与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否则，无论是来自实用理性还是制度惯性的强力，这个纯粹意义上的“民间”，实在要经受诸多的严峻考验的。当然，从《学术批评网》的角度看（邓正来的某些主张也相同），杨玉圣的用意显然更在学术共同体的互相制约、制衡、监督、仲裁、评价等诸多学术功能方面，其无疑也是知识制度改革殊为重要的一环。如果离开了同行的制约、批评和评价，学术的尊严与学术的繁荣几乎就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如何对学术腐败进行制衡和监督了。
尤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学术共同体的存在，我们就无从检测学术含量的真假与轻重，更不用说学术评价了。假如我们的学术不是对我们当下客观的研究，更不是来自对当下社会现实的观察并作出真正有价值的自我描述，而只会照搬西方的各个学科现成的理论架构，或者改头换面地组装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的学术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其从根本上说就是虚假的。假如我们的学术不是在充分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再研究、再观察，再重新作出自己的发现和自我描述，不仅学术的分量大可质疑，而且知识的积累与知识的传承都将付诸东流。尽管，思想的语法与学术的语法可能略有不同。思想的语法更多的时候体现在对前人的思想进行思想上，其要求在创制概念的能力以及体系的创新能力，但“学术思想是个人志趣的志业，它需要无数个体的问题和个体的历史性思虑的积累”，（刘小枫语）（16）仍然是个体经验面临诸多伟大思想的激活与召唤。学术的语法更多的时候需要论证，需要反反复复的论证，需要无数个体的反复论证。那么，思想学术的“公器”目标即被彰显无遗了出来。也就是说，思想学术的最终目的肯定在于改变现实。只有在改变了的现实中进行再研究，现实即将面临新的改变，然后在同行的研究与观察之中继续被研究，于是研究进步了，学术进步了，我们的社会也就必然大大地进步了。就像杨玉圣参与教育部起草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试行）》，前些天在网上看到贺卫方先生也已被最高法院邀请参与起草了《人民法院组织法》，由此可望法院设置与行政区划实现分离，离贺卫方先生多年的研究、呼吁、言说的“司法独立”似乎仅一步之遥（17），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进步毕竟还有希望。因而没有理由不让人倍感振奋！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言说对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的无比重要性。我们看到，一如在政府权力不那么强势的地方，资本与经济的活力必然相对扩张，政府权力不过多干预意识形态的角落，言说和舆论也必然相应自由，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什么“秩序”，自生自发的秩序比任何的潜规则与显规则的旧秩序都要可靠得多，也科学得多。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诸如“郎顾之争”、“朱苏力招博事件”、“南师大女生集体陪舞事件”、“陆德明嫖娼事件”等等，网络舆论与言说可谓铺天盖地，但总体上看，涉及腐败层面的事情人们就不那么冷静，而涉及个体利益的事情人们就显得理性平和得多，尤其是对待最后者：对陆德明的同情远远超过谴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各种主义的言说，诸如各式左派的、各式新儒家的、各式自由主义的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愤青们的乃至民主人士的等等，众声喧哗，不一而足。不管哪一种言说，窃以为都是重要的，你可以不同意其中任何一种观点，但你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捍卫其表达的权利和自由，甚至还要不断努力地让其完全合法化。唯其如此，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才是可能的，推动社会不断向前迈进才是可能的。
我们或许可以再简单观察一下美国：不管是新保守主义言说占上风还是自由主义言说占上风，甚至在某个时候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国家意识形态，也不管是谁任总统，任何时候的对内政策安排和对外战略方针都不会相差太多，只不过是根据种种言说和舆论，随时调整各个阶层的不同利益布局以及全球的不同国家利益布局罢了。这样我们就应该清楚，知识分子固然不能为权贵代言，但也未必就该为贫贱者代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存在着个严重误区：因为出身贫贱，感受底层，所以就必然要为弱势群体代言。而这恰恰是我们有史以来种种动乱的根源。知识分子动不动就跟暴民们勾结在一起，我们才这样永无宁日的。也便是由于此，我们始终不知道尊严与自由比任何的所谓公平与公正更重要，因为前者是个理论问题，后者只是个实践问题。我们总是在实践的层面上急功近利，却总是不愿意在理论的层面上为尊严与自由作出彻底的论证并付诸实践，一旦遇到所谓“世间不平事”就要造反、起义，最终我们也就一个个自己把自己的尊严和自由都彻底埋葬了，到头来又何来的丁点的公平与公正保障呢？你说而今的权贵资本主义倾向肯定可能导致坏资本主义发展，那么当年的权贵社会主义就好吗？刚刚过去不久的惨痛历史，我们的伤疤还没好就一点也不记得疼了吗？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发展好资本主义还是应该发展好社会主义，难道首要的问题不是要有效地限制权力限制国家权力限制坏资本主义的蔓延？难道需要的不是我们去做出更多更彻底的社会研究和需要无数个体的反复论证么？
因此，我们显然需要的是有相当人格力量的言论自由，而绝非是乱喊乱叫甚至煽风点火，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必当成为我们全社会的一个真正强而有力的公共磁场：它不仅能吸引公众的关心注意和殷切目光，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把公众引领到一个进步的社会型态里去，或者至少是让我们的社会能够安全地转型。反过来，旷日持久的集权专制和意识形态管制，早年的经济之凋敝并时不时遭遇崩溃的结果众所周知，更为可怕的后果是：由于缺少了思想学术积累，比如究竟是公正重要还是效率重要？比如，究竟是民主重要还是自由重要？哪个是真问题，哪个又是伪问题？我们始终不得要领、真伪莫辨。你说你下岗了，你没饭吃，你没钱看病，你想想你前几十年的你都干了些什么啦？除了打砸抢还是打砸抢，就是这块根深蒂固的专制土壤特别造就了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暴民、灾民、难民的性格与思维，唯恐天下不乱，即便是“知识群落”，除了互相仇恨并制造着更多的怨恨之外，从来不懂得尊重对方的利益，从来不懂得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做出必要的让步，从来不懂得妥协为何物，从来不懂得这些“尊重”与“让步”的过程需要讨论，需要妥协……待到灾难哪天铺天盖地又降临到头上了，普天之下又是悲情滔滔……
因此，我们不能不研究他者，唯有在他者面前，我们才可能更加真切地认识自身。鉴于上述种种，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杨玉圣对中国人的美国观念史的研究究竟是成功是失败，我想已经不言而喻了。假如我们能够真正理性地认识美国，我们就能够更加真切地看清自己。尤其是切入我们的当下语境，我们再好好领会美国人说的“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肯定不仅仅是指哈佛大学存在于美国立国之前，更重要的是，哈佛为美国准备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培养了自由独立的精神，最终成为了美国民主宪政的最有力的支持力量。那么我们呢？假如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而今我们的“农民真累、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的严峻性，那么，当我们明白“美国农业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大土地占有制形式上、依赖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并非由小农逐步分化而成。‘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是独特的，它既没有经历封建社会、又有大量待开垦的土地，还有发达的工业作后盾……’”等等，（18）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重新面临我们脚下的这块古老的由小农分化而成的土地？实际上，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眼下我们确实出现了一拨出色的学人，如于建嵘、黄宗智等。又假如：当我们明了“在世界现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执改革开放之牛耳，‘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全球改革史来看，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改革潮流走在世界前列，因而它的全球影响也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线’”等，（19）那么，我们也改革开放了25年的今天，显然就能够更加真切地了解美国究竟是如何强大起来的，然后我们就不至于像上个世纪30年代评论罗斯福新政那样，一会儿法西斯主义一会儿社会主义一会儿资本主义地老是隔靴搔痒以至张冠李戴（20），也就比较好理解如何当今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殊关重要，反对同性恋婚姻如何就成了美国不少人的一种重要价值观，减税政策又如何成了小布什国内政策中的一项重大举措等等。因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似乎从来就都是陌生的。但我们现在也明白了，我们也需要在经济政策中限制很多很多的东西，有时候也需要宏观调控等等。当我们读了郎依山1937年在译述《美国宪法通论》的“译者的话”中说：“在我国这次将要走入宪政时期、行将公布宪法伊始，为完成我国宪法未来之伟大使命，供我国宪法将来之修正参考计，感到这本书介绍于国人之必要”，（21）就不禁要悲欣交集：我们的宪政理论研究实际上开始得比此前更早，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的史良、罗隆基等，其宪政理论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已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换句话说，我们当下的宪政理论的研究水平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而今的台湾民主，未必就真的进入了真正的宪政时期，其背后更可能缺乏普世价值的支持，究竟能撑多久我们还得拭目以待。中国大陆现在讲的仍然是依法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是人用法律来治人，而不是用法来治一切人。这跟宪政精神基本也是背道而驰的。如前所述，易中天的对美国的宪法与国家的关系的解读和杨玉圣等关于美国民主“三人谈”等等，难道不可以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以前与当下想得更多一些更深一些么？
记得李慎之先生讲过大意如此的话：研究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研究美国的现代化。
我想确实如此。而今我们毕竟经过了诸多的“痛定思痛”，终于晃晃悠悠地正确地转到了现代性中国的理性化道路上来了。不是我们不明白，关键是我们明白了之后怎么办。这就需要我们拿出最大的诚心和毅力，反复地对我们本土的种种大现实做出客观的研究，然后还需要我们作出无数个体的反复论证以及自我描述。而杨玉圣的相关学术研究以及论证和批评，绝非无关痛痒，恰恰相反：甚至是汉语学界的最为疼痛处也是最大痒处。
注释：
（1）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2）同上，第99页。
（3）同上，第61页。
（4）同上，第23页。
（5）同上，第55页。
（6）傅严松：《知识军事决定未来战争》，《环球时报》2003年6月9日军事版。
（7）《中国人的美国观》，第255页。
（8）同上，参见第44——46页。
（9）杨玉圣：《90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页。
（10）（11）有兴趣者可参阅叶勤与我合作的《北大‘德怀门“并非仅仅是事件》文，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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