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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语言研究的若干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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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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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在他的小说《看上去很美》中，为我们详细描绘了这种单位社会（具体是位于“新北京”——北京复兴门外地区——的总参军训部大院及海军大院），描绘了这种在特殊的经济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单位社会中的单位人的特殊的生活、文化、观念以及语言状态。在形象描述单位文化和单位人方面，王朔已经走在了前面。理解单位的语言，也需要这样具体与形象的场面，才不会被数字所淹没，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单位现象与单位文化、单位语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2.注意区分单位的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在中国工业移民社会中，第一代人来自全国各地，不可能有一致的语言选择，而由于单位的特殊性质，第二代人（即在单位出生、长大的）却容易出现一致的语言选择。因此，掌握单位第二代人的语言状态是了解单位语言状态的关键。有的描绘新兴城市语言现象的调查报告，之所以叫人觉得不对劲，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注意区分各种不同的单位，更没有注意分辨单位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的语言。不划分单位，不划分代别，笼统地谈论新兴城市的语言，常常是没有意义的。不彻底沉下去，用相当的时间去熟悉和了解新兴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和语言选择历史，就看不出水面下的层次分明、激流汹涌；而看不出这种社会的语言是怎样划分层次的，就不可能在一个城市、一个单位语言的汪洋大海中辨别出它的语言发展的真正道路和内在秘密。研究新兴城市的语言岛，必须牢牢抓住单位的第二代人，抓住单位的子弟学校（没有子弟学校或子弟幼儿园的单位，在一般情况下，不容易产生单位语言岛现象）。第二代人的语言状态，只有通过对单位子弟学校语言状态的调查才能够正确把握；而对子弟学校语言状态的调查，必须在大量前期调查的基础上，采取问卷调查和隐身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并且反复验证，结合其他资料，认真分辨不同籍贯、不同经历的人的具体情况，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单位的初始状态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需要深入了解单位初创时期的经济、行政、干部调配渠道（中央还是地方）与职工队伍构成（籍贯、文化等等）情况，了解在社会主义革命背景下单位内部的平均主义、平等观念所造成的各个阶层相融合的现象，了解单位子弟学校成立初期语言选择的具体过程，收集初始状态中各种语言搏奕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发现，单位初创时期的经济、文化与人员调配等情况，特别是单位小学初创时期的学生家庭背景（父母的文化、籍贯、经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等等），常常对一个单位子弟语言状态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犹如一支部队，在创建时期，它的特殊战斗作风一旦形成，那么无论其人员怎样变动（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队人员变动是非常迅速的），这种战斗作风一般都会长期延续下去，保持住自己特殊的战斗力（擅长野战、攻坚或者防御，如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单位子弟学校在创建初期，常常依靠很少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做酵母，逐渐同化大批工人子弟，发育膨胀出迥异于周边地区或其他单位的语言文化状态。人类社会的许多变革，常常都是从很小的一个原点（有特殊生命力的点）开始，逐渐向周围蔓延。许多精神、文化、语言现象的传播和继承，依靠口口相传和大量心理暗示（包括行为、表情、语言等方面的暗示）和环境氛围暗示，造成信息的不断复制、传播和放大。这种效应的机理，它在中国工业区、城市区大量语言岛形成中的作用，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和认识。单位的初始状态（发生变革的原点）、单位子弟学校的初始状态，以及单位子弟幼儿园的初始状态，都需要我们认真去调查和研究，在成堆的资料与大量信息中去辨别真伪，剖析出语言选择的真正原因和语言发展的内在动力。要下苦功去寻找单位初创时期的建设者和子弟学校最早的几届学生，他们常常能够给我们提供关键性的情况，使我们茅塞顿开，在纷纭复杂的信息中发现正确的思路。
4.注意宏观（全国城市语言文化状态）、中观（一个城市、一个单位的语言文化状态）、微观（一个人的语言文化状态）相结合。没有对宏观、对整体的了解和把握，对微观的研究常常不能深入，也无法真正认识其语言状态的原因和意义。这是我们普遍存在的毛病之一。不克服这个毛病，我们对中国城市语言的研究就难以深入进行。我们不能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下大力气去研究中国经济史、工业史、移民史和社会发展史，理解和认识中国各个层次的社会发展与变迁，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一个具体单位的语言选择和语言发展的原因。所以现在最需要进行的是宏观的研究与思考，尽快探明研究的总体框架，弄清楚研究的战略边缘和战略纵深究竟有多大，然后再一步步落实细节。另外，从历史和全局的角度看，中国计划经济背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现代化（语言的统一等等），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与市场经济背景相比，它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的语言现代化？同时，单位现象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究竟对中国的现代化（包括语言文化的现代化）起了什么作用？表面上看，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中国在1950-1980年代工业化初期就超前出现了大量标准语语言岛，似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语言标准化的进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计划经济曾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文化的进步，因此它又在整体上减慢了中国语言文化现代化的步伐。那么综合起来应该怎样评价？另外，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大量单位语言岛现象，对工业化中期、后期的语言发展将起什么作用？这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5.清晰地认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初期的单位语言岛现象，还必须注意不同单位、不同年龄、不同城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语言状态的对比研究。许多新的语言现象，只有在对比中，才能为我们所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才能使我们真正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同性质、不同面貌的语言文化状态一经对比，常常立刻显示出它们的价值与魅力，立刻为人所理解和感悟。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内地与沿海、北方与南方城市的对比研究；以及难度更大的与港澳台和东南亚华语城市、与发达国家城市语言状态的对比研究。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的，有内地与沿海城市、北方与南方城市之间的两条语言分界线（见笔者2002b）。这两条语言分界线的发现，在我们的研究史上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扩展了我们的思路与眼界。我们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分界线两边单位语言岛的对比调查。同时，我们对行业语言（铁路、钢铁、纺织、机械、煤炭、建筑、军队等等）的对比调查也在积极进行。这里面有意思的现象非常之多，牵涉的因素也特别复杂，足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和活跃的大脑思维。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城市所出现的单位语言岛现象，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语言现象，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课题。我们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提出我们的思路，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其中必然有局限和谬误，我们诚挚地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教。
2003.10初稿 2004.2.29再稿
附注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和城市人口变迁，中国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1950年代以来有各种各
样的观点，长期争执不下，资料和文章非常多，经历了许多曲折和教训。但是到1990年代末期，各方面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和人口的迁移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识到了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各级政府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决心已经确立。综合起来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描述：在中国农业经济时代（周秦-明清），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一般在5%左右（上下波动不超过2个百分点），1911年为6%左右，1949年为10.6%，2001年为37.66%。2020年，将达到60%左右，2050年，将达到70-80%左右。（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为5%左右。2000年，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为90%，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比例都已达到或接近80%，全世界城市人口比例已经接近50%，人类即将越过城乡人口比例的拐点。）今后20年，中国将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中国将有4-5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从绝对数量上看，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最大规模的由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变。中国正处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中。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政府已明确下决心建设以郑州市为中心，半径100公里左右，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济源、平顶山、许昌等周边21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原城市群。在这个城市连绵带里，2020年计划达到3000万城市人口，实现“中原城市群的崛起”。其中洛阳城市人口计划由现在的100多万发展到300万，郑州市计划发展到500万。河南省户籍政策正在做大幅度调整，中原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全面启动。如果中国未来20年不出现大的波折，这一目标有可能实现。
③ 关于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单位现象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
1980年代以来已经有一些重要的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刻认识现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如：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１期；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11月(总第５期)；李路路、李汉林、王奋宇《中国的单位现象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2月（总第6期）；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李汉林、李路路、王奋宇《中国单位现象研究资料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李汉林《关于中国单位社会的一些议论》，《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费孝通学术活动60周年纪念文集》，潘乃谷、马戎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刘吉瑞《二元经济理论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与模式比较研究通讯》第2期；王洵《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等。但是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我们还没有见到比较系统的成熟的研究成果。
④关于洛阳市调查的方法、经过和对结果的分析，请参见笔者《洛阳市现代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和理论意义》（《语文研究》1997第1期）和《洛阳市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4期），或参考我们研究组的网站：lkwy.8u8.com或lyc56.cn.gs（中国工业革命与语言文化现代化）。
⑤关于河南省的调查方法、经过和对结果的分析，请参见笔者《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上）（《语文研究》2002年第1期）和《中国新兴工业区语言状态研究（中原区）》（下）（《语文研究》2002年第2期），或参考我们研究组的网站。网站上的各篇文章经过修订，相对比较完整和准确。各种提法以网站上的文章为准。
主要参考文献
1.志书类：各省省志（人口、方言、机械、纺织、煤炭、冶金、化工、军工、电子、电工、铁路、建筑、城市建设等卷）；各城市市志；各工业区区志；各厂厂志，及有关专业志等。以上志书均1985—2002年间出版。
2.年鉴类：中国统计年鉴（1981-200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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