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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语言研究的若干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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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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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决这些难题，回答上述的一系列疑问，弄明白这些异态的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我们下大力气、长时间去调查和思考。我们感到，研究上述中国工业区、城市区语言特异状态的最关键问题，是掌握中国现代城市语言发展的经济、政治等社会背景。
1.中央计划经济背景 中国1950-1990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变革，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即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进行的。离开了对这一背景的深刻把握和透彻分析，许多基本的城市语言现象（如上述那些非常特异的工业语言岛、城市语言岛、单位语言岛现象）都无法认识和解释。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上没有任何类似的经验或记载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它的怪异性，我们只能通过实证性调查来真正了解它。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社会要素几乎都不能自由流动，执政集团对各种社会要素几乎拥有无限支配的权利，能够对社会进行空前规模的重新整合，并且以一系列超经济强制性手段，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和社会结构，使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深入到每一个穷乡僻壤，占据几乎所有人的心灵。在中国，这种社会整合与社会改造，带有强烈的毛泽东个人的色彩，因而特别强调政企合一与政社合一，特别强调思想改造即意识形态的整合（即重视法统与道统的高度结合），特别强调与旧传统、旧文化的彻底决裂，强调新社会的开天辟地般功能（“史无前例”成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这一切，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最高峰，成为人类历史上按照理想来设计和改造社会的规模最大、最典型的一个样板。这一实践的结果，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不可能出现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
2.单位现象 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改造，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迅速由社区社会向单位社会转变。中国大体在1950年代很快完成了这一转变（现在要转回去却非常艰难），中国城市居民几乎全部被组织在单位之中。政府主要通过单位来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单位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单位，而且成为政治单位和生活单位，居民通过单位获得政府分配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文化资源（农村居民则通过“人民公社”这个政社合一的特殊单位来获得资源或进行资源的二次分配。国家在法理上对人民公社成员的资源获取不承担义务）。单位承担起职工的生老病死等几乎全部社会功能，单位办社会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各个单位纷纷建立起大而全、小而全的生活福利体系（住宅区、食堂、澡堂、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招待所、汽车队、俱乐部甚至游泳池、体育馆、图书馆、运动场等等），大量占有社会资源，效率极其低下，但却为本单位职工谋取了生活的便利，并且成为他们实际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低工资制度下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偿。据中国卫生部和教育部分别统计，中国城市社会的卫生机构和教育机构，由单位承办的均占三分之一。即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和中小学生，在本单位的医院和中小学里看病和求学。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参见注释③中提及的有关文献）。在空间视觉体系上，中国城市形成了由高高低低的围墙分割成的大大小小的单位。在单位内部，至少在表面上，存在明显的平均主义和一切平等的倾向，干部和群众要求“打成一片”，不允许搞“特殊化”，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社会分层在单位内部难以出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必然现象，在市场经济国家里也是不可能出现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工人许多方面似乎都在趋向一致，并且在“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口号下，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干部阶层地位趋向一致（在政治地位上甚至超越了知识分子阶层），“亲密融合”，单位内部一片太平景象，表面上一般不容易出现对立和分化。这也是单位子弟语言统一的背景因素之一，是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消除心理隔阂，“打成一片”，形成子弟学校语言岛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社会主义革命所特有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子弟第一次取得了与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并且在单位子弟学校中迅速溶为一体。单位子弟学校中的语言融合、语音高度统一现象由此出现。在技术密集型的单位里，在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子弟的带动下，工人阶级子弟的语音迅速标准化，出现大量的标准语语言岛。这在1949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单位内部趋向一致的同时，单位之间却仍然有比较大的差异。需要说明，中国在理论上的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在实践中实际上是一种单位所有制，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单位常常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资源占有和享用的权利。因此，在中国的不同单位之间，常常有明显的身份区别，单位成员的身份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中国城市人实际上是“单位人”，不同性质、不同级别、不同隶属的单位人的身份常常有非常悬殊的差异，有时甚至互不往来，甚至互不通婚。单位与单位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待遇许多情况下都极不相同。这就必然造成单位语言状态的差异，形成大量的单位语言岛现象 ③。
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由于这种社会形态超强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冷战背景和毛泽东要承担世界革命重任的宏伟志愿，在经济建设上，中国采取了工业优先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军事工业优先的方针。在中国建设资金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利用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最大限度地汲取积累，来超前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超前建设大批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区。在工业化初期人才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集中全国的人才和精英，建设一个个新兴工业区，并且使这些工业区成为浮现在周围大片落后农村之上的一个个现代化孤岛。同时，与统购统销政策相配套，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堵塞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的所有渠道，将农民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国家福利政策、福利设施和财政分配只面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成为两种不同身份的国民，分别享受两种完全不同的国民待遇。而这种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异，远远超过了城市里单位之间的身份差异，农民在实际上沦为二等国民。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身份差异，已经近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国家对农村经济、社会长期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而是号召“农业学大寨”（即自力更生）。利用这些政策，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资金匮乏和人才匮乏的情况下，建设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社会体系。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城乡严重分隔的超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村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农民生活贫困，文化落后，几乎停留在中世纪，与大片新发展的工业区、城市区形成了巨大反差。（许多学者认为，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大部分农村和农民处于破产状态和半饥饿状态。这也是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以不可遏止的势头爆发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国工业区、城市区出现一个个语言文化孤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③。
4.中国的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 在这种特殊的社会体制下，中国政府拥有极强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这种能力突出表现在人力资源的长距离跨省份调配上。中央政府几乎能够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劳动力。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在统一计划下，进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工业移民，即为了建设新兴工业区而从全国各地有计划地调集大批职工及其家属。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支援内地建设，上海市就调出各种专业人员（不含家属）217804名（《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57页）。许多新兴工业城区实际上都是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移民城市，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形成与周边的当地居民完全不同的文化区和语言区，形成两类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如洛阳工业区，与洛阳老城区的巨大差异几乎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不但在语言状态上，在经济、文化、城市规划、建筑式样、居民成分、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几乎所有方面，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1980年，中国这样的移民城市、城区的人口占了城市总人口相当大的一部分（参见王朔1999《看上去很美》、2000《无知者无畏》）。这样大规模的工业移民，对中国城市语言状态的发展和变化，同样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显然，只有对这些现象进行综合性的调查和分析，深刻认识计划经济社会的极端特殊性，理解“单位”在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理解单位是我们调查、分析中国城市语言状态的基本单元和出发点，理解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理解中国的有计划大规模工业移民现象的性质与影响，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城市语言发展的特殊道路和规律。
三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给出中国城市语言调查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原则。
1.注意区分城市的不同单位。掌握不同单位的不同性质，是分析不同单位出现不同语言状态的最关键因素。要注意区分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注意区分中央直属单位和地方单位，注意区分新建单位和搬迁单位（参见笔者洛阳市及河南省调查1997a,1997b,2002a，见注释④⑤），细密地分析一个单位的职工籍贯、文化构成，认真地研究单位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为此，要下大力气去收集方志（厂志、单位志、区志、市志、省志）和年鉴（单位、区、市、省）资料，掌握单位职工籍贯、文化计算机统计数据和单位居民区派出所户籍计算机管理统计资料，从中分析单位性质、特点，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不同单位的不同语言状态的出现原因。十分幸运的是，1980年以后，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中国开始新史志的编写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志运动。中国各重要单位、各省市的志书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出版。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条件，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另外，1990年代以来，中国公安派出所和所有重要单位的人事部门已经建立了居民或职工的户籍与人事计算机管理系统，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条件。这项条件，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同时，1980年代，中国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企业整顿（也包括事业单位），使“文革”中长期混乱的企业管理走向正规，全国企业单位的管理正规化，各种数据也科学和完备，为我们进行企业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必要前提。所以，现在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黄金时代。随着企业改革的加速，近年来，原有的企业形态正在迅速演变和消融，这一黄金时代即将消失。另外，我觉得，真正理解单位语言现象的特殊性，还需要在单位中去亲身体验，深入观察、感知单位人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语言观念有哪些具体表现与具体特点，产生了哪些特殊变化。否则可能很难真正深入理解与分析它的语言状态。中国社会学界198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单位现象的经济、社会特征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对“单位人”和单位文化、单位生活的实证性研究和具体描述还非常少。仅凭数据有时很难真正把握和理解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意思的是，小说家王朔[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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