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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的同一也就意味着, 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善”之“理念”的真正知识, 那么他也就拥有了美好的德性。如果他懂得了在任何情况下的“善是什么”, “恶是什么”, 且能够将“知识”作为“德性”的根本, 使得“知识”与“德性”对等, 那么他就是一个理性的人、美德不缺乏的人, 一个完善的人。因此, 他旨在从方法上革新人们的认识活动、从思想上唤醒人们对德性和真理的追求, 使得“善与理性”发扬光大,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二 “知识”与“德性”的错位
在中国, “德性”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 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是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 没有任何一种道德是永恒不变的, 而且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的宣传教育及社会舆论的长期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德性具有两个维度, 即公德和私德, 前者涉及社会公共部分的道德, 后者只涉及个人、个人之间、家庭等私人关系的道德。
在苏格拉底那里, “知识”与“德性”是同一的、对等的, 置于他生存的那个时代, 这对于树立理性主义的旗帜而言, 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之处。然而, 由于历史的局限和时代的变迁, 将德性与知识绝对等同起来则表现出一定的偏颇: 它只强调了二者的相通性,却忽略了它们的差别。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分析的, “他在把德性看作知识时, 取消了灵魂的非理性部分, 因而也取消了激情和性格”。[ 5 ]客观来讲, 知识并不是德性的充分条件, 有知识不等于有德性, 在我国, 有“知识”更不等于有“德性”, 且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知识”与“德性”更是发生了严重错位。
(一) 有“知识“无“德性”
首先, 有“知识”未必有“公德”。公德是与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道德准则或道德行为,其标准是增进最多人的最大利益。[ 6 ]苏格拉底时代, 人们缺少的是对知识的认识, 因此他重视对知识的掌握, 从而能提高人们的德性。今非昔比, 历史发展到21 世纪, 知识对于人类而言, 已是唾手可得, 人们掌握知识的能力有增无减。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德性”的提升, 反而打破了“德性即知识”的神话, 造成“知识增多, 公德败坏”的恶果。回归现实生活, 不难发现: 从高官陈希同、陈良宇的查处,到一桩桩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 从儿童奶粉中检出的三聚氰胺, 到给食物中注入的色素和激素; 从名校博士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 到集体造假骗取钱财的“智囊团体”等等, 这里所有的主角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学历甚至有地位和金钱的人, 然而, 他们的“知识”和“公德”却背道而驰, 他们的恶劣行径对社会财富、对他人生命造成严重的影响。“知识”不是提高他们“公德”意识的良药, 反而成了他们“公德”沦丧的毒药。在这里, “知识”与“德性”的关系完全违背了苏格拉底“德性即知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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