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对儒家道德的学习和实践不仅对统治者有利，对实践者（包括了被统治者）也是有利的。因为它在保证了统治秩序的同时好像也对个人开启了获得社会地位和有保障的生活之门，我们在这里用“好像”，因为它在实际上并没有，也不会实现我们现在所谓的“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作为某一道德观念的载体和特定政治秩序的“道德人”与“政治人”。联系到孔子眼里的义－利关系，虽然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实际上孔子的义是义中有利，他的君子思想中蕴含着超出道德之外、又紧紧依附于道德的强烈的利益诉求。故樊迟请学稼，被孔子视为“小人心性”，而对南宫却大加赞赏，这就是因为南宫认识到了对道德的实行是有利可图的。有德必有权，无权必无德互相印证，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深层次的逻辑思路。

由于道德不是独立的，所以人对道德准则的依从与对实际利益的追求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孔子的许多学生出身低微，他们追随孔子问仁、问礼、问君子，目的就是想改变自己当下的身份，“君子观”是他们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工具；而这正是统治阶层所需要的，他们可以用君子人格来培养出利于统治的大众性格。虽然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由于从来没有明确肯定过道德的独立地位和绝对价值，他的有关这方面的道德训诫和率先垂范也就失去了意义。

三、君子人格观的内在矛盾和负面影响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出，“孝弟”为仁的根本，“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构成“仁”的基本内容，而对“礼”的恪守则是实践“仁”的主要途径。从这些涉及“仁”本身的规定中，我们看到，孔子始终没有将“仁”或其他道德范畴看成是具有自身价值的、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和原则，而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论述道德的意义。这样的道德就成了一种统治手手段，它的性质也从自律变成了“正人”。由于道德依附于政治，所以在现实中“仁”就必然依附于“礼”。虽然孔子讲“仁者爱人”，但是“仁者”对人的爱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不逾越“礼”的界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表达的不是仁对礼的指引，而是礼对仁的约束。所以，儒家的“仁”实际上是“礼外无仁”。举例来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嫂溺，援之以手”，是孟子性善说的最佳例证，也好像是孔子“仁”的表现，但孟子在解释此越礼行为时没有用“仁”，而用的“权”（权变、变通）。这种以“礼”释“仁”的观念发展到极端就是礼教吃人，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来掩饰各种不道德的行为。用理性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不由此感到孔子的“仁”有着极大的缺陷和局限性，它既不能涵盖人类所有的善行，也无法使人在善恶之间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在孔子君子人格观中，“仁”本身所具有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